河北
电话那头麻将声噼里啪啦，我蹲在车间门口，把手机贴紧耳朵。
“三万？老刘，你女儿的病又不是我造成的。”薛宏伟的声音像砂纸刮铁。
嘟，嘟，嘟。
我攥着手机蹲了半宿，膝盖麻了都没觉着。
三个月后，德国专家团来厂验收，核心机组突然锁死，外方索赔每天二十万。
厂长急得要跳楼。
薛宏伟满头大汗跑到我家门口，腰弯得比我还低。
我靠在门框上，看着他，慢慢开口：“时薪八千，先付三十万。少一分，免谈。”
他脸白了。
我心里翻江倒海，脸上没动。
01
刘思瑶是在单位食堂晕倒的。
同事打来电话时，我正趴在三号机床上换主轴轴承。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手上沾满了黄油。扳手一滑，砸在脚面上。没觉得疼。
“刘师傅，思瑶在食堂突然晕倒了，已经打120了……”
我把扳手往工具箱里一扔，抓起外套就往外跑。
车间主任在后面喊“老刘你干嘛去”，我没回头。
骑着电动车往医院赶，风灌进领口，冷得人打哆嗦。
红灯一个接一个，我闯了两个。
赶到急诊科的时候，女儿躺在走廊的临时床位上。
脸色白得像刚切开的萝卜，嘴唇一点血色没有。
妻子苏秀文攥着女儿的手坐在床边，眼睛肿得老高。
她看见我来了，站起来，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递过来一张押金单。
我接过单子。
三万。
上面的数字黑黢黢的，一个比一个刺眼。我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像是不认识那几个字似的。
“刘思瑶家属？”一个年轻大夫从诊室出来，手里拿着病历本。
“我是她爸。”
大夫把我叫到一边，翻开检查报告。“心脏瓣膜重度狭窄，二尖瓣几乎打不开了。得尽快手术，最迟两周。再拖下去，随时有生命危险。”
“手术费……”
“押金三万，后续还要准备一些。”大夫看了我一眼，语气缓了缓，“先凑钱吧，尽快。”
我点头。除了点头，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
那天晚上回家，我把所有存折翻出来摊在桌上。
定期、活期、国债、零碎的，还有妻子压在枕头底下的私房钱，全翻出来了。
两张工资卡，一张余额一万三，一张八千七。
国债账户里两万。
加起来四万出头。
差三万整。
妻子坐在床边抹泪，说要不把老家那几间房卖了。我没接话，闷头抽烟。烟灰缸满了，烟头堆成小山，屋里乌烟瘴气。
后半夜我把烟掐了，说：“我来想办法。”
走出家门，在楼道里蹲了半包烟的工夫。五楼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对门邻居开门倒垃圾，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我想起薛宏伟。
薛宏伟是生产部主管，管着全厂三百多号人。
我跟他的梁子结在三年前。
那时他刚上任，要求所有技师周末无偿加班赶订单。
别人都去了，我没去。
我闺女那会儿刚考上大学，我答应陪她去报到。
就那一次，薛宏伟记到现在。
可眼下，厂里能一口气拿出三万的人，除了他，我想不出第二个。
第二天一早，我没去上班，先去了趟银行，把国债取出来。
柜员说要收手续费，我说“取”。
钱转到工资卡里，离三万还差一截。
从银行出来，太阳明晃晃的，照得人睁不开眼。
我在台阶上坐了一阵，起身往厂里走。
02
中午，我在车间走廊堵住了薛宏伟。
他刚从厂长办公室出来，手里端着个不锈钢保温杯，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
“薛主管。”我拦在他前面。
“有事？”他眼皮抬了抬。
我张了几次嘴。
这辈子没跟人低过头，那几个字在嗓子眼里打转，像卡了根鱼刺。
“我闺女住院了，心脏手术，差三万。想跟您借，年底前一定还。”
薛宏伟把保温杯换到左手，右手插进裤兜，看了看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有棵老槐树，叶子落了一地。
“老刘啊，厂里有规定，不允许私人借贷。这事我帮不了你。”
“薛主管……”
“再说了，”他打断我，“你闺女那病，也不是我造成的。”
这话像一记闷锤砸在胸口。我站在走廊里，看着他走远。保温杯磕在不锈钢栏杆上，叮当响，一声比一声远。
走廊里来来往往都是人。
有人看了我一眼，赶紧低头走了。
周钰彤从车间出来，远远地站着，没敢过来。
我在原地站了好几分钟，直到腿发酸，才转身回了车间。
第二天车间大会，薛宏伟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敲着记号笔。一百多号人坐在下面，凳子不够，后头的人靠着墙站着。
“最近有个别老同志，心思不在工作上，到处张罗私事。”他用笔尖敲了敲白板，“我提醒大家，厂里是干活的地方，不是慈善堂。”
一百多号人齐刷刷坐着。我坐在最后一排，攥着扳手听完，指节咔咔响。旁边的周钰彤扭头看我，嘴唇动了动。我摇了摇头，没吭声。
会后我去找厂长马林。
马林五十出头，头发白了一半，坐在办公桌后面翻文件。
看见我进来，先叹了口气。
他办公室不大，桌上堆满了报表和图纸，墙上挂着生产进度表。
窗台上摆着一盆快死的绿萝。
“老刘，坐。”
我没坐。
把情况说了。
马林皱着眉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
他走到门口，把门关上，压低声音说：“我知道你难。可薛主管那边……厂里确实有制度。”
“马厂长，我就借三个月。”
“再想想办法。”他拍了拍我肩膀，“你先回去。”
他让我先走，自己转身进了薛宏伟办公室。
我站在走廊里没动。
门没关严，里面薛宏伟的声音传出来：“这种人不能惯，今天借三万，明天就敢借五万。马厂长，制度要是破了，以后谁还守？”
马林没再说话。我下了楼，在厂门口台阶上坐了一阵，烟抽到一半，掐了。烟头扔进垃圾桶，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
03
接下来的几天，我打遍了所有能打的电话。
老母亲把养老钱取出来，一万二，用报纸包着塞给我。她七十多了，住在城郊的老房子里，每月就靠一千多块的养老金过活。
“先给娃治病。”她说，“妈用不着钱。”
我弟从工地转过来五千。他在南方绑钢筋，一天挣两百多，吃住都在工棚里。电话里他说“哥你别急，我再想办法”。我说“够了”。
还有几个老哥们，三千两千地凑。有的二话不说就转账，有的支支吾吾说手头紧。借到多少我都记在本子上，一笔一划。
加一块儿，还差八千。
我回了趟老家。
宅基地上三间瓦房，爹妈留下的，空了七八年了。
院墙塌了一截，堂屋里落满灰，墙上还贴着女儿小时候的奖状。
我站在门口看了半天，给爹妈的遗像磕了三个头。
买家是隔壁村的包工头，姓邓，四十来岁，腆着肚子。他围着房子转了两圈，用脚踢了踢墙根。
“五万，一口价。”
“六万。”
“五万五，行就行，不行拉倒。”
“行。”
签合同那天风很大。
院子里的老枣树落了一地叶子，踩上去沙沙响。
邓老板数了五万五现金给我，一沓一沓码在桌上。
我把钱装进包里，把门锁上，钥匙交出去。
走出院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
枣树还在，枝枝杈杈伸向灰蒙蒙的天。
手术费凑齐了。
交费那天，窗口的护士数了两遍，抬头看我：“正好三万，赶紧去办手续。”
女儿推进手术室的时候，我和妻子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
灯亮着，门关着。
走廊里消毒水味呛鼻子，隔壁床的家属在哭。
有个老太太坐在对面，手里攥着佛珠，嘴里念念有词。
我盯着那盏红灯，脑子里一片空白。
四个小时后，医生出来了，说手术成功。妻子当场哭出了声。我站起来的瞬间，腿一软，差点跪地上。扶着墙站住，掌心全是汗。
女儿转到普通病房那天，精神还不错。她躺在床上，手上扎着留置针，看见我进来，笑了一下。
“爸，你别老站着，坐。”
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她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机，翻了两下，说：“爸，我生病花了多少钱？”
“没多少。”
“你跟我说实话。”
我看着她的脸。瘦了一圈，颧骨都突出来了，但眼睛还是亮的。跟她妈年轻时一模一样。
“没多少，你好好养病。”
她没再问，把手机放下，扭头看窗外。
可术后第三天，女儿开始发烧。先是三十七度五，到了晚上窜到三十九度。护士打了退烧针，退下去又烧上来。检查结果出来，排异反应。
医生把我和妻子叫到办公室。他指着片子说了很多，我只记住一句：“需要二次干预，费用至少五万。”
妻子当场瘫在椅子上。我扶住她，问医生：“不做行不行？”
“不做，前面手术白搭。而且二次干预越早越好，拖一天风险大一天。”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后门蹲了半宿。
烟抽完了，就在地上捡烟屁股。
路灯照着垃圾桶，几只野猫在翻东西吃。
天快亮的时候，我把手机通讯录翻到底。
最后一个名字是唐广安，市外事办的翻译，以前厂里接待外宾时打过几次交道。
人不错，正派。
我没打。不到那一步。
04
回厂上班那天，我像换了个人。
以前我总是第一个到车间，提前半小时给机床预热。
现在踩着铃声进门。
以前徒弟们遇到难题，我手把手教。
现在他们来问，我就一句话：“自己看图纸。”
下班铃一响，我换衣服走人。一分钟不多待。
薛宏伟在晨会上又点了我的名。“有些人，拿完钱就摆谱。厂里不养闲人。”
我坐在下面，把安全帽摘下来放在桌上，盯着他看了三秒。
然后站起来，转身出了车间。
背后一片安静。
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薛宏伟咳嗽了两声，没人接话。
周钰彤追出来，在车间门口拽住我。“师傅，您别跟他一般见识。薛主管那人就那样。”
“你回去干活。”
“师傅……”
“做好你自己的事。”
我拍了拍他肩膀，走了。
从那天起，我开始在下班后去城南旧货市场转悠。
那边有排旧厂房要出租，原来是做纺织的，倒闭了好几年。
墙上爬满了爬山虎，窗户玻璃碎了大半。
我一家一家问过去，拿笔记在烟盒背面。租金便宜，两百多平一个月才一千出头。管事的姓卢，五十来岁，说“你要真想租，还能再便宜点”。
妻子问我天天往外跑什么。
我说“转转”。
她没再问，只是把药费单子收进了抽屉最底层。
有天晚上我回来，看见她坐在客厅里，面前摊着一堆单子，手里攥着笔在算。
“别算了。”我说。
“总得心里有数。”
女儿出院后在家休养，人瘦了一大圈。
她每天坐在阳台上晒太阳，手里捧着本书，半天不翻一页。
有一天我下班回来，她突然问我：“爸，你是不是在厂里受气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天天回来那么晚？”
我看着她的脸，想起三年前送她去大学报到那天。
她在校门口回头冲我挥手，笑得跟朵花似的。
那会儿薛宏伟打电话骂我旷工，我站在学校门口，挨了十分钟的骂，一句没还。
“爸在找门面，”我说，“想自己干。”
女儿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挺好。”
她放下书，认真地看我。“爸，我好了以后去帮你。”
“你先把身体养好。”
“我说真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妻子在旁边呼吸均匀，以为我睡着了。
我睁着眼看天花板，脑子里全是那个旧厂房的样子。
墙要刷，电要改，还得添台焊机。
算下来前期投入得两三万。
手里的钱给女儿交完二次干预的费用，剩的不多了。
但总比在厂里强。
05
德国专家团来的前三天，新产线出事了。
那套液压伺服系统是从德国进口的，整条线花了八百多万。
厂里指着这条线升级换代，马林在动员会上说“这是全厂的生命线”。
试运行第二天，核心机组突然锁死。
屏幕上跳出一排红色故障码，像一串看不懂的乱码。
全厂技术员查了两天两夜，连故障点在哪都没找到。
翻译唐广安悄悄找到我。我们在厂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包烟，站在梧桐树底下抽。树叶子黄了大半，风一吹哗哗响。
“老刘，合同上写了，每延误一天，扣款二十万。三天就是六十万。”唐广安压着嗓子说，“外方代表已经发函了，再修不好，还要追加索赔。”
我没说话。烟灰掉在鞋面上，烫了个小点。
“厂里急疯了。马厂长两天没回家，在办公室打地铺。”
“薛主管呢？”
“他？”唐广安哼了一声，“带着人瞎调参数，越调越乱。昨天把系统调黑屏了，连故障码都不显示了。”
车间里乱成一锅粥。
薛宏伟带着几个技术员在设备前团团转，地上摊满了图纸，有的被踩了脚印。
他亲自上手调参数，额头上的汗往下淌，手一直在抖。
到后来系统直接黑屏了，连故障码都不显示了。
马林冲进车间，脸涨得通红，当着所有人的面拍了桌子。“薛宏伟！你给我滚！”
薛宏伟脸色煞白，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几个技术员低着头往后退。
当天下午，马林把薛宏伟叫进办公室。
门关得严严实实，但走廊里还是能听见摔茶杯的声音。
“请不回刘建忠，你卷铺盖走人。还有，采购的事，你别怪我不给你兜着。”
薛宏伟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走廊里没人敢看他。
他站在车间门口抽了根烟，手一直在抖。
烟抽完了，他把烟头踩灭，掏出手机翻出一个号码，看了半天，又塞回兜里。
他先托了周钰彤来说情。
周钰彤到我家里坐了半天。妻子给他倒了杯水，他捧着杯子，吭哧吭哧半天才开口。
“师傅，厂里实在没办法了。马厂长说……说只要您肯回去，什么条件都行。”
“什么条件都行？”
“他是这么说的。”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窗外。楼下的老人在下棋，棋子敲在石桌上，啪，啪。一声接一声。
“你回去告诉薛主管，”我转过头看周钰彤，“让他自己来。”
周钰彤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放下杯子走了。
那天晚上下着小雨。薛宏伟来的时候快十点了。我隔着防盗门看着他。他手里提着两瓶酒，头发淋得贴在脑门上。楼道灯昏黄，照得他脸色蜡黄。
“老刘，厂里需要你。”他声音发虚。
“薛主管，”我把门开了一条缝，人没出去，“时薪八千，先付三十万。少一分，免谈。”
他脸涨成猪肝色。站了有半分钟，嘴唇动了几次，什么都没说出来。最后把酒往地上一搁，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越来越远。
我关上门，靠在门板上。心脏跳得厉害，手心全是汗。妻子从里屋出来问谁来了，我说“走错门的”。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
那天夜里我翻来覆去没睡着。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薛宏伟站在门口的样子。
三年前他骂我旷工的时候，声音比现在硬气多了。
那时候我闺女在学校门口冲我笑，我挂了电话，眼泪往肚子里咽。
第二天早上七点，薛宏伟又来了。
这回手里多了一张纸。
财务转账单，上面写着“外聘技术顾问预付款”，金额三十万，马林的签字。
他站在门口，头发梳过了，衣服也换了，但黑眼圈比昨天还重。
“钱到账再说。”我接过单子看了一眼，还给他。
“老刘，以前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