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最“偏心”的分家单：最不争气的儿子，反而分到最多田

公元5年九月，西汉元始五年，扬州仪征新安里。

一户人家请来了几个人：县乡三老、都乡有秩、佐，还有里师田谭。他们不是来吃酒席的，是来作证的。床上躺着的人快不行了，要在死前把一件事办完——分家。

事情办完，写成16枚竹简，每枚长约22.3厘米，宽1.2到1.9厘米，一共272个字。

先令券书竹简_编号分放两个箱子_中国江苏网2017

这是中国考古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文遗嘱之一。同一座墓里还出土了木牍和木觚，写的是赙赠记录和衣物券——谁送了多少丧礼钱，随葬多少件衣服。这是一整套办丧事留下的文书，16枚竹简只是其中一份。

而它记下来的分配结果，第一眼看上去很不讲理：六个孩子里，那个离家最早、没往家拿过一文钱、还吃了官司的儿子，拿到的田最多。

汉简甘露二年丞相御史书_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一、三个父亲，六个孩子

立券书的人叫朱凌。

他在简上一开头就把家底交代清楚了：“有三父，子男女六人，皆不同父。”

三个父亲，六个子女，每个孩子父亲都不一样。

接着他挨个报：以君、子真、子方、仙君，父亲是朱孙；弟弟公文，父亲是吴衰近君；小妹弱君，父亲是曲阿病长宾。

一份遗嘱，先报的不是田产，是血缘。因为在汉代的继承里，“你是谁的孩子”决定你能拿什么。朱凌把这张关系表抄在券书最前面，等于给后面所有的分配先立了一根标尺。

他母亲嫁过三次。这在当时不算稀奇，简文里也没有一个字的评价，只是照实写。

二、那个“未尝持一钱来归”的儿子

六个孩子里，公文是最难办的那个。

简文记的是母亲的原话：“公文年十五去家自出为姓，遂居外，未尝持一钱来归。”

十五岁那年，他离开家，自己做主改了姓，住到外面去。此后多年，没有拿过一文钱回家。

“自出为姓”这四个字，学者至今有不同读法，有人认为是入赘改姓，有人认为是另立门户。但“未尝持一钱来归”七个字没有歧义：他没往家里拿过钱。

按一般的分家逻辑，这种孩子大概是要被除名的。

可事情还在往下走。简文写道：“公文伤人为徒，贫无产业。”

他伤人，被判了徒刑，出狱后一无所有。

一个改了姓、常年不归、又吃了官司的儿子，在两千年前的乡下，几乎是“完了”的代名词。邻居眼里，这家人最该提防的就是他。

三、母亲先分的是女儿

母亲的处理方式，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她先动的是两个女儿。简文记：“五年四月十日，妪以稻田一处、桑田二处分予弱君；陂田一处分予仙君。”

那年四月，她把一处稻田、两处桑田分给小女儿弱君，一处陂田分给女儿仙君。

两个女儿先前是“贫毋产业”——穷得没有产业。母亲给她们田，是先把她们托住。

在汉代，女儿并不是没有份。至少在这份券书里，她们先拿到了。

然后，公文出事了。

陶陂池稻田模型_汉中市博物馆供图

四、田又退了回来，转手给了他

券书接下来的一句，是全篇最重的一句：

“于至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弱君各归田于妪；妪即受田，以田分予公文：稻田二处，桑田二处，田界易如故；公文不得移卖田予他人。”

十二月十一日，仙君和弱君把田退还给母亲。母亲收下，转手分给了公文——稻田两处，桑田两处。

东汉绿釉陶陂池_勉县博物馆供图

田界照旧，不许挪动。

把三兄妹的账摆在一起算，结果很直白：

分到什么

小女儿弱君

稻田一处、桑田二处

女儿仙君

陂田一处

公文

稻田二处、桑田二处

一个改了姓、常年不归、坐过牢的儿子，拿到的比两个女儿都多。而这两处稻田、两处桑田，正是两个女儿刚退回去的。

然后是一个条件，也是券书里唯一一条硬约束：公文不得移卖田予他人。

不许卖。

简文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字的理由都没写。但把前后连起来读，答案就在字面上：一个没有产业的人拿到田，最可能发生的事就是把它卖掉换钱。田一卖，人就又回到原地。

所以母亲给了他最多的田，同时把卖的权利收走了。至于这算偏心，还是算计，简上一个字也没写。

人们在简牍博物馆展厅参观_新华社陈斌摄

五、这份遗嘱为什么能作数

券书末尾列了一串名字：里师、伍人谭等，以及亲属孔聚、田文、满真。

再往下是八个字：“先令券书明白，可以从事。”

明白了，照此办理。

“先令”这两个字，《汉书》颜师古注说得很清楚：“先令者，预为遗令也”——就是生前预先留下的遗嘱。

汉代民间立遗嘱，要有官吏在场，要有乡里负责人作证，要写明谁在场、谁签字。这套程序的目的就是一个：以后有人翻脸，这份简能拿到官面前去说理。

汉简居延里程简与悬泉里程简_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16枚竹简，272个字，写的是田的数目、田界、名字和一个“不许卖”。

它不讲道理，不讲感情，甚至没有一句评价公文的话。母亲的全部心思，都藏在那句“不得移卖田予他人”里。

值得留意的还有另外两层。

一层是“田界易如故”——田的边界照旧，不准挪动。分田不是划一块新地，是把原有的田块原样交割，连界石都不动。

另一层是这套流程本身：立券要请三老、有秩、佐到场，要列证人名字，最后写“可以从事”。土地私有的细碎程度，和契约的规范程度，都在这272个字里。

换句话说，汉代乡下的普通人，已经习惯用文字而不是族长的记忆来处理“分家”这件事。谁拿到什么、能不能卖，写下来，找人作证，然后就算数。

六、没有下文

这份券书1985年前后在江苏扬州仪征胥浦的一处汉墓群出土，编号101号墓，简现存扬州博物馆。

公文后来怎么样了，简上没有写。他有没有守住那两处稻田、两处桑田，也没有写。

我们只知道公元5年那个九月，一个母亲在快死的时候，把最多的田分给了她最不省心的儿子，然后只提了一个要求：

别卖。

两千年后读到这份分家单的人，多半会先替那两个女儿不服。这大概也是它值得被念一遍的原因——它把一道到今天还没标准答案的题，原样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