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顶刊沸腾，改善认知衰退不必等新药！上海一群医生与痴呆“抢”老人

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听力下降不只是耳朵的事。它与老年人的记忆、认知乃至痴呆风险密切相关。换句话说，与大脑健康有关。反过来想：如果能帮老人重新“听得清”，是不是也就能帮他们“记得住”？

电视音量越开越大，家人说话要凑到耳边才听清，饭桌上渐渐插不上话、越来越沉默……这些表现常常被当作“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似乎人人都会如此，更谈不上疾病。但对老人来说，这恰恰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健康信号。

“听不见”为什么会连累“记不住”？听力与认知、脑健康之间有何种关联？近年，这成为全球脑科学、听觉医学、老年医学与神经科学关注的前沿方向。2020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吴皓教授团队牵头启动“中国老年听力与认知健康（简称CHOICE）”项目，围绕老年人听力损失和认知障碍的流行状况、影响因素、干预效果开展系统研究。这些工作指向同一个问题：如果“听不见”会影响“记不住”，那么，听力干预能否改善老人的认知功能？听吴皓教授讲述听力干预改善老年认知功能的中国证据。

听力下降怎会影响认知，及时干预能否改善认知？

全球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发布的痴呆预防委员会报告中，听力损失在痴呆的多项可调控风险因素中连续多年排在首位，贡献大约7%的痴呆风险。

“换句话说，如果能解决好听力问题，理论上可以预防近一成的痴呆病例。”吴皓教授说。

那么，听力下降究竟是如何影响认知的？吴皓教授分析，目前的研究提示存在几条相互叠加的路径：一是认知资源被挤占。听力下降后，大脑要分出更多注意力去费力辨声，留给理解、记忆的资源随之减少，久而久之思维变慢、记性变差。二是听觉刺激减少带来的“用进废退”。听觉信号长期输入不足，大脑负责言语理解和记忆加工的区域得不到足够激活，功能乃至结构逐渐改变，悄然加速认知衰退。三是社交退缩与情绪问题。“听不清”的状态让老人逐步退出对话与聚会，社交减少带来孤独、抑郁，反过来又加重认知衰退，形成恶性循环。

可以说，听力下降正从生理和心理两个维度，一步步“偷走”老人的记忆。也正因如此，它也是痴呆预防中最具干预价值的可调控因素之一。对此，吴皓教授团队进一步提出假设：如果改善老人的听力情况，能否改善他们的认知功能？

这正是CHOICE随机对照研究想要回答的问题。该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牵头，联合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瑞金医院及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开展，以60岁及以上、存在中度至重度听力损失并伴有轻度认知障碍的老年人为对象——他们已出现一定程度的认知下降，进展为痴呆的风险更高，但也具备认知功能恢复正常的潜在可能。

2020年至2024年，研究从社区站点及耳鼻喉科门诊共招募703名参与者，平均基线年龄74.5岁。他们被随机分为两组：一组接受专业助听器验配及使用指导，另一组不佩戴助听器，仅接受听觉健康与生活方式相关的健康教育。研究以轻度认知障碍向痴呆进展的比例为主要评价指标，同时评估听力损失程度、认知状态、抑郁程度、日常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经两年随访，认知功能改善这一层面的差异相当明显：干预组认知功能逆转至正常的比例为15.34%，对照组仅为2.36%，风险比达到5.94。这意味着，佩戴助听器的老人，两年内认知功能恢复至正常的机会接近对照组的6倍。

该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同行高度认可，于2026年9月发表于《JAMA神经科学》（JAMA Neurology）。

“对已经出现轻度认知障碍的老人来说，这组数据的意义是切实可见的：认知衰退并非一条单向道，听力干预确实能让其中部分人的认知重新回到正常。在缺乏有效药物的认知障碍干预领域，这一点尤为可贵——它首次以中国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数据证明，听力干预作为一种非药物、可推广的手段，对改善老年人群的认知功能具有明确的临床价值。”吴皓教授欣喜地告诉记者。

为什么大多数老人没有戴上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

也因为推动这项研究，中国老人的听力现状令吴皓及其团队感觉忧心忡忡。走出三甲医院、走出顶尖的科研实验室，他们迎面撞见的一个现实是：在老年人群中，听力损失极为普遍。

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听力报告》显示，全球60岁以上人群中，中度及以上致残性听力损失的患病率随年龄迅速攀升：60岁时约为12.7%，此后每增加5岁上升约7.5%，至90岁可达58%。

与高患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极低的干预率。作为老年性听力损失最常见的干预手段，助听器在我国的使用率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听力健康报告（2025）：老年听力健康》蓝皮书显示，我国听力损失人群中使用助听设备者仅占约一成，60岁以上老年性聋患者的助听器使用率更低，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30%以上的水平。

CHOICE系列研究调查发现：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群中约77%存在听力问题，近30%患有中度及以上致残性听力损失，而助听器使用率仅3.5%；重度以上耳聋老年人的人工耳蜗使用率更低，仅0.47%，100个人里1个都不到。

“为什么大多数老人没有戴上助听器或植入人工耳蜗？这首先是观念误区。不少人把听不清当成‘老了都这样’，不算病，也就谈不上治疗。也有老人把助听器或人工耳蜗视作衰老和残疾的标志，宁可听不见，也不愿被人看见戴着它。此外，还有经济门槛。一台优质助听器动辄数千甚至上万元，多少家庭愿意负担？”吴皓感慨地说，高患病率与低干预率之间的鸿沟，提示着科研的“转化”、真正造福民众，一切还远没有结束。

当助听器像老花镜一样被广泛接受，这条防控路径才算落地

这条转化路，吴皓25年前就走过。2001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在全市范围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97个产房同步启动，由当时的卫生局发文，儿童听力障碍诊治中心同时成立。

“这正是基于我们的研究发现，对新生儿开展筛查、及时干预，能直接降低未来的聋哑率。这项卫生政策后来获得全国认可，2010年，全国启动新生儿听力筛查。如今，25年过去了，我们身边，聋哑小孩已经很少了，‘十聋九哑’的局面被彻底打破，大部分聋校因为招不到孩子而转型或关闭了。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在吴皓看来，科研创新的成果转化有多种形式：第一，直接转化为产品，比如药品、器械，成果转化给企业；第二，转化为某项技术，比如外科医生的开刀技术；第三，转化为治疗指南，对某个疾病形成规范路径；第四，转化为国家政策，就比如新生儿听力筛查的研究技术、方法、路径最终推动公共卫生领域政策落地，影响造福广大人群。

25年前，这个团队把目光投向小孩，25年后，因及时的筛查、干预，聋儿少了，而老龄化的浪潮下，老年听力障碍问题日趋严峻，这个医学团队把目光切到生命的另一端——老人。

“一项研究的价值，不止于发表一篇高水平论文，更关键的是让证据走出实验室、走进社区、走向政策。” 吴皓分析，与药物研发相比，推广听力筛查和助听器干预投入更低、可复制性更强。据估算，若我国老年性聋患者的助听器佩戴率从目前的不足一成提升至与发达国家相当的30%至40%，每年可为国家节省数百亿元的痴呆相关照护费用。

他同时谈到，需要进一步完善保障机制，降低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的经济门槛，还需加快听力学专业人才培养、健全基层验配服务网络，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完成验配与随访，切实做到“配得上、调得好、用得住”。

政策的窗口在打开。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老年听力健康促进行动（2024-2027年）的通知》，明确“促进老年人听力损失早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并把转变“人老耳背是自然规律”的传统观念列为行动内容。2024年，上海有240多万名老年人接受了听力基础检查。九院团队已开始探索在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听力站”，启动老年听力筛查与干预。

“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听得见’与‘记得住’之间的紧密关联，当听力筛查像量血压一样成为老年人的常规检查，当助听器像老花镜一样被广泛接受和使用，这条防控路径才算真正落地。”吴皓说，从一项科学研究到一项普惠的公共卫生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路，但CHOICE项目已迈出关键的一步：它用来自中国人群的最高等级证据，证明了这条路是可行的。未来，团队将继续围绕老年听力与认知健康领域深耕，并持续推动证据向政策转化，为万千老人重回精彩的“有声世界”与高质量老龄化护航。

原标题：《国际顶刊沸腾，改善认知衰退不必等新药！上海一群医生与痴呆“抢”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