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邱文彬,今年三十九,在市里一家机械厂做技术员。今天说这件事,说的是我爷爷,四年前走的,可他有一回,是从鬼门关被我们拽回来的。
我爷爷叫邱德海,那年八十二。他这一辈子是个倔老头,种过地,后来自学了木工,一辈子做家具,手上结的茧子比鞋底还厚。我奶奶走得早,他一个人过了十几年,八十了还能自己骑三轮去赶集,能自己劈柴。
那年冬天十二月,他感冒了,先是咳,后来烧,三天没有下床。我爹和我叔把他送到镇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他住了五天,人一天比一天没精神,第五天晚上,忽然不认识人了。
那天夜里我在加班,接到我妈电话,说我爷爷不行了,快回来一趟。我赶到医院,病房里一屋子人:我爹、我妈、我叔、我婶、我姑,还有两个堂兄弟。我爷爷躺在床上,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胸口一起一伏,出气声音很响,一声一声拖着,好像每口气都得从很远的地方拽出来。叫他,他不应,眼睛也不睁。
医生跟我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我们叫到走廊上,说得挺愣:老爷子这个情况,是重症肺炎,加上年纪大了,多脏器开始衰,我们这儿条件有限,能用的都用了,现在就是维持。你们家属,做个准备吧。
“做个准备”,这句话大家都懂。那天夜里,我们那个病房里,就把后事开始安排了:我叔打电话回村里,让人去看坟地;我姑把寿衣拿出来,放在病房柜子里;我爹跟医生商量,问能不能拉回家,医生说得等。那一屋子的气氛,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嚎啕大哭,就是一种沉。
我那时候站在床边,看着爷爷。他嘴唇是干的,裂了口子,舌头也是干的。我就拿了个棉签,蘸了点水,一点一点给他抹在嘴唇上。抹着抹着我就觉得不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这样,是不是得输点液?这么干着,他撑不住。
我叔说:都这样了,还输什么液?输进去他也不吸收。
我姑说:别折腾你爷爷了。
这时候我爹没说话,他坐在墙边上,低着头。
我跟他们说了一句,我到现在还觉得,那是我这辈子说得最对的一句话:我不管他还能不能吸收,他嘴唇干成这样,他难受。咱至少给他打点葡萄糖,让他也舒服一点。
我叔还拦,说医院都不说什么了,你一个小辈瞎掺和。后来是我去找了那个值班大夫,我说大夫,我不求别的,我给他打点葡萄糖,加一点营养的,输了以后他不舒服我就签字,我们家属自己负责。那个大夫看了我一眼,说,行,我给你们开。他大概意思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输一点也没坏处。
晚上十点多,护士来挂了一瓶葡萄糖。那一夜我守着他,我爹在另一张床上眯着。我坐在床边,看那一滴一滴往下走,走得很慢。我看他嘴唇慢慢不那么干了,看他的呼吸,好像没有晚上那阵那么费劲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护士来量体温,说有点退烧。上午九点多,我爷爷忽然动了一下手指头。我赶紧站起来叫他,他眼皮动了,睁开一条缝。我喊爹,爹,爷爷睁眼了。
我爹扑过来,喊他,爷爷嘴唇动了动,含混地叫了声我爹的名字。
那一屋子里的人,当时都哭了。
后面的事,你们大概也猜得到。那瓶葡萄糖,不是神药,是引子。它给那个快干透了的身体,添了一点水,一点能拿得动的力气。到了下午,医生加了一瓶营养液,加了点电解质。第二天,他能微微睁着眼看人了;第三天,他能说几个字了;第五天,他能喝点米汤了。
住了大半个月院,那老头出院了。出院那天他坐在轮椅上,我推着他,他跟我说的头一句是:文彬,你爷爷这口气,是你硬给我续的。我说爷爷,那是你自己命硬。
他后来又活了两年多。第二年春天,他还能自己劈柴;那年冬天,他在院子里晒太阳,我在旁边坐着,他忽然跟我说:文彬,那一晚上,我知道。我听见你们说话。我出不来声,我心里急。就想,我得使劲。
我到现在也说不清,那瓶葡萄糖是不是真的起了多大作用。大夫后来跟我讲得很实在:重症的老人,很多并不是病本身把人带走的,是脱水、是营养跟不上、是身体的能量耗光了。他那个状态,补一点糖水,补一点水,给他那台要熄火的机器加点油,它就能又多转两圈。人这个身体,有时候就差那一点。
我今天写这个,一个是为了记我爷爷,一个是我想跟你们说一句话。
我见过太多家里,老人一进那个状态,全家人先散了心,都默认“不行了”,谁也不去问一句“我们还能不能做点什么”。这不是不孝,这是被“做个准备”这句话给镇住了。我们那一晚上,就差点这样。我叔、我姑,他们不是不爱我爷爷,他们是觉得到这份上了,不该折腾。这话说得没错,可那个“度”,谁能定?
我今天讲这三条,说给你们听:
第一,老人到了那个边缘上,别马上“做后事”。先问问医生,他身体现在最缺什么,能不能补。补一点水、补一点糖、补一点营养,不一定能救人,可至少,它不是坏事,能让老人不那么难受。
第二,那口气是人自己争的,你给他争的条件,他自己才能争。我爷爷那句“我听见你们说话,我自己使劲”,我到现在想起来还出汗。老人不是不想活,是身上什么都没有了,他使不上劲。你在旁边把水递过去,他就多使一点劲。
第三,也是我最想说的:家里人到这个时候,要有一个“不肯先放弃”的人。那一夜里,那个不肯说“算了”的人,是我。我不是医生,我说不出什么道理,我只知道,我爷爷的嘴唇太干了,我受不了,我就要给他打一瓶葡萄糖。我们这一家里,就因为这个“受不了”,把一个人从床上拉了回来。
我爷爷最后是第二年冬天走的,还是肺炎,这回是真的老了,走了。他走得很安静。我送他的时候,心里没有那种“我们没尽力”的亏。我给我爹说过一句话:爸,那一年,咱们家没散心,爷爷多陪了我们两年。
这就是那个“奇迹”的全部。不是奇迹,是一瓶葡萄糖,是一个孙子看不下去,是一家人最后没有转身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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