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85年冬，杭州城外一处简陋民宅里，胡雪岩病卧床榻，陪在身边的是九姨太和几名家人。屋内陈设已经十分寒酸，很难让人联想到，躺在床上的人，曾经拥有过巨额财富，也曾戴着二品顶戴，被称为“红顶商人”。
关于胡雪岩临终前剪寿衣的故事，流传很广。不过，这段情节缺少足够的一手档案佐证，更像是后人根据他的结局加工出来的民间传说。传说中的那一小块布，却把胡雪岩晚年的处境说得很透：他已经没有能力给家人留下金银，只能设法让他们避开死后的麻烦。
据说，胡雪岩临终时把家人叫到床前，对九姨太说：“我走之后，把寿衣剪下一角，交给门外那个人。”九姨太不解地问：“这是为何？”他没有多作解释，只让她照办。
故事里所说的“戴铁帽子的人”，被解释为盗墓者。若盗墓者看到寿衣只是粗布，便会认定墓中没有值得取走的财物。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可信，但它符合当时社会环境，也符合胡雪岩当时已经败落的现实。
胡雪岩出生于1823年，安徽徽州人。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他失去了依靠，只得离开家乡谋生。少年时期的经历，使他很早就明白一个道理：没有本钱的人，想在商场站稳脚跟，靠的不是豪言，而是识人、守信和能吃苦。
他先在杭州粮行做工，后来进入钱庄当学徒。钱庄里的账目、票据、银钱往来，让他接触到真正的商业规则。比起搬运货物，这份差事更适合他的长处。几年下来，他逐渐熟悉了资金调度和信用经营，也积累了日后立足商界的本领。
改变他命运的，是阜康钱庄。钱庄东家于老板没有子嗣，对胡雪岩颇为器重。一次，于老板故意把一袋银两放在柜台，随后外出办事。胡雪岩没有动那袋银子，反而照常处理柜上事务。这样的考验，未必能证明一个人的全部品格，却足以让东家愿意继续栽培他。
于老板去世后，阜康钱庄逐渐交到胡雪岩手中。胡雪岩没有把生意局限在钱庄，而是把资金投向生丝、药材、粮食等行业。钱庄提供资金，货物带来利润，官场关系又能扩大交易范围，几股力量叠加起来，他很快从普通商人成为江南商界的重要人物。
他与王有龄的关系，是进入官商网络的关键。王有龄后来任浙江地方官，胡雪岩曾给予资助，两人由此建立联系。湖州丝业出现困难时，胡雪岩参与收购和转运生丝，既帮助地方缓解压力，也让自己的商业版图迅速扩大。
真正让他声名大振的，是与左宗棠的合作。清军收复浙江后，左宗棠需要粮饷、军械和运输渠道，胡雪岩则有钱庄、商号以及江南商人的资源。双方各取所长，胡雪岩为军需筹款、采购洋枪军火，左宗棠则给予他政治信任。
1876年，左宗棠出兵收复新疆，军费筹措极为困难。胡雪岩通过钱庄和洋行办理借款，协助解决部分军需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民间流传的“筹集白银千万两、粮食数百万担”等数字，往往夸张成分较大，不能直接当作确切账目。
凭借这些功劳，胡雪岩获得官职名义和二品顶戴，商业地位达到顶峰。可在晚清政局里，商人的财富越大，越容易卷入官场派系。胡雪岩依附左宗棠，而盛宣怀与李鸿章一系关系密切，双方的商业竞争很快带上了政治色彩。
1883年前后，生丝市场发生剧烈变化，胡雪岩囤积的大量生丝难以脱手，资金被长期占压。此时，外界又出现关于阜康钱庄资金紧张的消息，存户纷纷提取银两。钱庄即使拥有大量资产，也经不起集中挤兑，胡雪岩的资金链很快断裂。
清廷随后查抄其家产，胡雪岩多年积累的财富大多被收走。左宗棠与胡雪岩关系深厚，但在官场压力下，也不得不执行相关处置。胡庆余堂能够保留下来，和提前转让、账目安排等因素有关，并非简单依靠一句传言便能解释。
失势后的胡雪岩遣散仆役，家人迁往杭州城外。1885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至于剪下寿衣一角的故事，既没有充分史料证明，也不能完全排除当时民间确有类似安排。
它之所以流传，是因为那块布并不只是一个奇闻。对盗墓者而言，粗布寿衣意味着墓主人已经败落；对胡家人而言，则象征着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已经无力再承担任何额外风险。胡雪岩生前经营的是钱庄和商号，临终时操心的，却只剩下家人能否安稳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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