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夏，广东东莞步寮公社，县委副书记陈残云站在洪水退去的田埂上，面对倒塌的民房和泡坏的稻田，作出了一个决定：先带群众重建家园，再把这段生活写下来。
那场洪灾来势凶猛。田地被淹，房屋损毁，许多社员一度无家可归。陈残云从外地访问归来，立即赶到灾区，和干部群众一起抢收残存稻谷，补种晚稻，修缮住房。几个月后，步寮公社新建房屋2089间，生产秩序逐渐恢复。
白天，他头戴竹笠，穿着土布衣，卷起裤脚，跟农民犁田、插秧、推泥；晚上住在田头水寮，和社员围坐交谈。有人谈水利，有人说收成，也有人讲家里的难处。陈残云听得很细，连村干部的口头禅、农民争论时的语气，都一一记在心里。
“老陈，你也要把这些写进书里吗？”
“先把日子过好，书的事，慢慢来。”
这句朴素的对话，正是《香飘四季》最初的土壤。它并不是坐在书斋里凭空构想出来的作品，而是从水乡的田野、河涌和社员的日常生活中生长出来的。
陈残云1914年3月25日出生于广州北郊石马村。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割柴、摸鱼、看牛都是他的生活内容。这样的经历，使他很早便熟悉岭南乡村的风土人情，也明白普通劳动者的辛苦与愿望。
青年时期，他在香港接触进步书刊，开始尝试写作。1933年，处女作《一个青年的苦恼》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编辑诗刊，创作抗战诗歌，后来又辗转香港、桂林、新加坡等地，从事宣传和文化工作。
1945年，陈残云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和文学创作。到香港任教期间，他写下《南洋伯还乡》《新生群》等作品，逐渐形成了鲜明的岭南风格。1948年完成的电影剧本《珠江泪》，也显示出他表现珠江水乡生活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陈残云回到广州，先后从事文学组织、宣传和创作工作。他写过《椰林曲》《羊城暗哨》等电影剧本，对海南、广州以及基层社会都有较深入的接触。1958年，他因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处理，被下放到粤北，随后到东莞工作。
东莞的经历改变了他的创作方向。过去的战斗生活赋予他历史眼光，而水乡基层的劳动生活，则让他重新发现了普通人的性格、情感和语言。那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修堤、插秧、分粮、谈婚论嫁——在他笔下逐渐连成一幅农村建设的全景图。
1960年夏，陈残云调回广州作协。经过数月酝酿，他在年末正式动笔。写作时，他常常被小说人物牵动，白天伏案，夜里还要看报、下棋，让头脑暂时停下来，否则人物和情节总在脑中翻腾。
“这些人不能只留下名字，得让他们自己说话。”
这也是作品语言最有特色的地方。小说中的人物带着浓厚的粤语口吻，谈吐直白，性格鲜活；河网交错的地貌、咸淡水相接的环境，以及婚俗、乡情和邻里关系，都没有被抽象成背景，而是融入人物命运之中。
到1962年春，三十七万多字的《香飘四季》完成。此前，小说前十章已经在《羊城晚报》连载。陈残云又作了修改，1963年5月由作家出版社和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初版发行后很快再版，至1979年2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已再版五次，累计印行三十三万多册。
东莞读者对这部作品尤其亲切。1963年10月26日，《羊城晚报》在东莞县城举行读者座谈会，基层干部和农民谈得最多的，不是情节巧不巧，而是书里的人物像身边熟人，书中的劳动场面也像亲眼见过。
有意思的是，小说后来遭遇了特殊时期的限制，但读者并没有真正忘记它。书页泛黄、封底遗失的旧书，在一些村庄里被轮流传看。作品的生命力，往往不只来自印数，更来自读者能否在其中认出自己的生活。
1965年下半年，电影《香飘四季》在东莞水乡开拍，后转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内景。随着“文化大革命”开始，影片最终停拍。小说本身却留下了独特价值：它写农业建设，也写爱情、乡情和民俗；写集体行动，也没有把小人物处理成没有个性的符号。
在当代文学史上，《香飘四季》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在于它把时代主题放进了具体生活。珠三角水乡的风物、粤语化的表达和农民群体的性格，共同构成了这部作品不可替代的地域气质。陈残云在东莞田野里记下的那些人和事，最终沉淀成了一部带有鲜明岭南印记的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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