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不是必需品”！40岁单身女出国借精生子，母亲瘦20斤帮忙带

卢杨第一次跟母亲提起想去国外借助精子库实施辅助生殖，母亲的回应是，“你有病？怎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

六年后，当卢杨再次说起这个想法，母亲“可能有一点震动”，但没多说什么，等于是默许了。

这一年，卢杨40岁。

她一直想要个孩子，在她看来，比起渐行渐远的学术理想，培育一个生命是一件更有价值、意义更持久的事。

从三十岁到四十岁，卢杨陆续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全都无果。偶然间，她在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人分享单身女生出国辅助生殖的经历，动了心。又等了六年，直到获得父母默许，再加上一年多辅助生殖的奔波努力，卢杨在2025年迎来了女儿——一个有着白皙皮肤、栗色头发、棕色瞳孔的混血“洋娃娃”。

据生殖医学领域的相关统计，我国每年通过辅助生殖诞生的婴儿超过 30 万，占全国新生儿总量的3%至3.5%（2023年的数据）。

《民法典》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权利，多地也已取消生育登记必须查验结婚证的要求。但依据国家卫健委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国内正规医疗机构禁止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吉林省地方性条例（《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曾作出特别规定，“达到法定婚龄、决定不再结婚并无子女的妇女，可以采取合法的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子女。”

该条例打开了政策的口子，但受国家层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限制，具备资质的医疗机构实际上不能为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因此该条例在实践中也无法落地。

2026年1月9日，美国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一名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的女子在一家辅助生殖的诊所里接受超声检查（图：视觉中国）

在近年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委员曾就单身女性生育的议题提出建议，如：赋予符合条件的单身女性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权利：保障单身女性享有与已婚女性同等的生育相关权益；试点放开单身女性冻卵，用于生育力保存等。

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的考量主要有：贸然放开辅助生殖技术会带来复杂的伦理挑战；不应人为制造缺失一方家长的家庭结构；单身养育的经济和照料压力等。

北京家圆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副院长廖希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表示，跨国寻求辅助生殖助孕存在诸多风险：首先是医疗风险。促排卵、取卵是有创医疗操作，存在卵巢过度刺激、感染、出血等风险。境外机构医疗水平良莠不齐，缺乏统一的质控标准；其次是维权风险。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或医疗事故，跨国维权的成本极高、难度极大。

更重要的是长期的法律与生活风险。境外冻卵后续的卵子保管、跨国调用、未来亲子关系认定、子女身份相关的一系列后续问题，都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人在做决定时，往往没有预判到这些长远代价。

对女性而言，单身生育不只是一个医疗选择，更要面对法律和维权风险、经济压力、精力消耗，以及孩子成长过程中可能遇到的身份认同等问题。

以下是卢杨的自述：

做跨国辅助生殖是一场巨大的冒险，最坏的结果就是花了一大笔钱，最后什么都没得到。尤其对我这种家境不算宽裕的人来说，更像是一场赌博。

我早些年就知道这条路，但四十岁才去做。中间一边相亲，一边等着父母松口。当他们不再强烈反对，我立刻联系了B国的辅助生殖诊所。结合我的年龄和身体状况，首诊评估给出的结论是：成功率不高。

我还是决定一试。

我收拾行李，独自前往B国。从留学时期开始，我基本都是独来独往，很少感到孤独，或者说早已习惯了一个人。

我在诊所附近订了一家性价比高的旅馆，可最意外、也最灾难的事发生了：抵达的第三天，我突然昏迷不醒，不吃不喝，昏睡了17个小时。大概率是病毒感染，浑身无力。醒来后，我仍然后怕，如果就这么一直晕过去，很难被发现，幸亏我的身体还行，清醒后就感觉好多了。

当身体出问题时，我就会忍不住想，身边要是有个人就好了。可只要身体状态稳定，又恨不得永远一个人待着。

我更担心这场突如其来的病会不会影响卵子的质量，于是咨询了医生，对方答复应该没问题。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取消这个周期，否则时间和金钱的损失都太大了。

挑选精子捐献者时，我优先看重外表，不需要很帅但要能弥补我的短板：我中等身材，还有腺样体面容。筛选时，我先把身高拉到1.80米以上，优先选择那种鞋拔子脸。我们这类人都在乎外貌，如果什么样的人都能接受，也不会一直结不了婚。

最终我得到了两个过筛的囊胚（培养5-6天的胚胎，可植入子宫孕育），等于手握两次成为母亲的机会。但第一次移植失败了，这对我打击很大，因为那是评分最高的一枚。我不想拖延太久，两个月后，我决定进行第二次移植。那段时间我心情很差，顶着“这次不能再失败”的压力。

我是个很少内耗的人，但就算抛开所有的现实焦虑，依然会有死亡焦虑。而生殖本身就是生命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另外，家里没有个孩子，三口人慢慢老去，吃得越来越清淡，气氛也越来越沉闷，有一种大家都在等死的感觉。这也是我一直想要个孩子的原因之一。

再次前往B国。因为短期内有多次入境记录，过海关时我心里十分忐忑，但为了保证信息前后一致，我决定如实回答。

海关工作人员是一名年长的男性，听完我的情况，他告诉我，他认识年纪最大的产妇是44岁，“所以，你是有希望的，无论如何，你要相信孩子会来的。”

电影《一个奇迹的诞生》剧照，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路易丝·乔伊·布朗诞生

这件事让我很感动，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告诉他，我不会在B国生产，只是借用这里的医疗服务。他选择了相信我。事实本就如此，我没有在国外定居的打算，也绝不愿辜负这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这次，我成功了。

整个孕期和生产过程都非常顺利，我甚至没有孕吐。只是到了孕晚期，血糖有点高，睡觉的时候肋骨疼。

产后还没出月子，我就得了非哺乳期乳腺炎，可能跟自身免疫功能有关。我先后住院做了两次手术，切除乳腺里的坏死组织。术后要服用大剂量激素和消炎药，也因此落下一堆后遗症：“三高”、耳石症、手脚关节持续疼痛……很长一段时间，我连迈上一级台阶都十分吃力。

这场病带给我的身心伤害，比生孩子本身大多了。折腾半天，我的孩子只吃到21天母乳。损失与获得相比，就是九牛一毛。

辅助生殖这件事，越早做成功率越高。但这里有个悖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有的是时间和机会；等到意识到无法找到合适的结婚对象时，往往年纪也不小了，生殖能力下降，成功率也会大打折扣。

女儿一岁的时候，我们经常带她去附近的商场玩。有一天，一位老太太问我妈，你家这孩子是不是做试管生的？她说她女儿曾经也想去做，但被她拦下了。她看见我家孩子活蹦乱跳的样子，心里很后悔。可她女儿已经45岁，很多事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我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就隐隐感觉到自己在婚姻方面没什么戏了。我最大的缺点可能是看起来不像人们期待的那种“媳妇”——长得好看，性格温柔，最好还能包揽家务，这些我都不擅长。那些年，我陆续见了十几个相亲对象，大多是亲戚介绍的。

有初中没毕业、家里有三四套房的，一见面就跟我吐槽国内的教育制度。我当时心想：就算教育制度再多问题，也不至于初中毕不了业。还有人知道我是“海归”，盼着我能带他出国，之后由我打工，他在家负责“理财”。

见得越多，我对异性越有种“生殖隔离感”。

最后一次相亲失败时，我已经39岁了。对方长相不错，学历不高，但家里有高学历的兄弟姐妹，证明基因底子不差。我当时想着，只要没有根本性矛盾，可以试着相处看看。但对方觉得我们差距太大，没有共同语言。

年纪越大，我心里越清楚：很难遇到更好的人选了。我有个表妹，才三十岁，别人就开始给她介绍五十岁的丧偶男士。不过这个表妹后来也结婚了，家里亲戚的孩子也陆续成家。那段时间我感觉，全世界好像就剩我一个还单着。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不行？

有一阵子，我甚至想过去约炮，但又担心卫生和疾病风险。相比之下，精子库至少经过筛查，有相对完整的资料。

单身生育的最大缺点就是要承担更高的风险，尤其当孩子生重病的时候。比如遇到罕见病或重症、需要亲缘亲属捐献骨髓的情况，单身生育家庭势必会更难。我生孩子时特意留存了脐带血，也是出于这个考虑。虽然我对这项技术本身持保留态度，但只要能增加哪怕一点点保障，就值得去做。

产后雌激素下降那段时间，我常常做噩梦：一片漆黑中，肩膀传来剧烈的痛感，一个面目狰狞的孩子正在咬我。这可能跟潜意识里的育儿压力有关。

单身生育的一个现实难题就是一个人挣钱，肯定没有两个人挣得多。但只要节俭，日子总能过下去。我对物质要求不高，生活标准压一些也无所谓。

2026年9月11日，希腊雅典，一对高龄夫妇抱着他们刚出生三天的试管婴儿宝宝，在一家私立妇产诊所与儿科医生交谈（图：视觉中国）

如果女儿长大后在这方面不像我，而是爱慕虚荣、想要名牌，那我就得从小培养她的销售思维——妈妈可以教课，如果大家都来找妈妈上课，就有钱给你买这个了。你能不能帮妈妈把这个课卖出去？如果卖不出去，你又没有别的本事，那咱们就只能过这样的生活。每个月几千块的开销，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能这样安稳度日，已经很好了。

另外，还要砍掉不必要的育儿开支。我不打算在学科教育上额外花钱，学科内容我自己就能教。而且说实话，我干了十多年教培，从没把一个天资普通的孩子教成聪明人，最多从B水平提高到B+，但很难变成A。

在我看来，孩子的道德标准和心理健康永远是第一位。我在工作中接触过不少家境优渥的孩子，家长费尽心力投入，有的抑郁情绪非常明显，还被逼着来上课；有的虽然考了好成绩，拿到不错的offer，但内心却很阴暗。教育就像化妆，总有脱妆的时候，而一个人的底色是伴随一生的。

但我在大学的日子超级灰暗，一方面换了城市，很难适应当地的气候。另外，我在中学成绩拔尖，一度以为自己的智力属于顶尖水平。进了大学才发现人外有人，站在人群里，能明显感觉别人的智商至少高出自己20。

后来回头看，才觉得当年的自己多么天真，连一场竞赛都没参加过，还妄想当科学家，真的就是井底之蛙。

我当时只想尽快逃离那个环境，于是决定出国留学。家里条件一般，我选择了免学费的学校，读的依旧是理科，花五年拿到硕士学位。那时候只想着先把学历拿到手，中学时我成绩那么好，如果学历不好看，我会觉得很丢人。

毕业后，在国外求职并不顺利。我知道自己距离当初的梦想越来越远。年纪慢慢增长，几番折腾尝试，青春也就这样消耗掉了。

之后，我进入国际学科的教培行业，最开始入职一家留学机构，工作强度压得人喘不过气，做了几年还是辞职了。我现在基本独立授课，偶尔接一些机构的单子，每个月挣够生活费就可以。

我的经历足以说明：只要记忆力和逻辑能力过关，学东西并不难。但人本身的脑力和体力都有限，再加上机遇和外部环境的制约，往往做好一件事，就很难兼顾另一件。如果强求兼顾，自身的短板就会暴露出来。倒不如从一开始就放轻松些。

家里的亲戚们听说我做辅助生殖这件事，一开始心里多少有些别扭。但亲眼见到孩子后，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家庭聚会上，所有人都围着她，抢着抱。她走到哪里都像个小明星。

我妈觉得孩子长相太过“扎眼”，出门总给她戴个帽子。我倒觉得“扎眼”总比不起眼要好，我小时候就是那种容易被忽略的小孩，那种滋味并不好受。长相亮眼，上幼儿园时，老师也会多留意到她。

我从小在姥姥姥爷家长大，记忆中几乎没有父亲的身影。他常年在外出差，偶尔回家，更像个“捣乱”的角色——不是把我磕了就是碰了。对我而言，一个家庭里，“父亲”并不是必需品。放到自然界来看，一公一母共同抚育一群幼崽的生存模式，其实并不占多数。

如果女儿长大之后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盼着自己“应该有一个爸爸”。我会如实告诉她：妈妈在婚恋这件事上不算成功，但我想要一个孩子，于是借助了科学的方式。

我打算跟她实话实说，不会含糊其辞，编造“爸爸去世了”、“爸爸去了很远的地方”这类说法。那样只会给她一个无法兑现的幻想，等幻想破碎，她要承受更大的痛苦。

如果她一时难以接受，我会慢慢开导她：希望你不要太多抱怨，至少你长得很可爱。那些相貌普通的人，也有各自的难处。每个人都在尽力找到自己的方式，自洽地活下去。

我爸在我女儿出生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他在世时，我们交流不多，彼此之间始终隔着距离。他在医院突然病故，噩耗传来那天，我妈赶去料理后事，我抱着孩子坐在家中，泪流不止，感慨生命的短暂。我决定要孩子，是我们父女之间难得的一件让彼此都高兴的事。

我爸去世后，我妈肩上的担子稍微轻了一些。这些年她一直照料病中的父亲，已经十分辛苦。我女儿出生，她又帮忙带孩子。我月子里得乳腺炎的那段日子，她每天一大早就从家坐地铁赶到月子中心看孩子，再去医院照看我，之后还要回家照顾我爸。快七十岁的人，就这么日复一日地连轴转。

孩子出生后的这一年，我妈瘦了20斤。她常常抱怨是我的这个决定毁掉了她的晚年，还扬言要离家出走，但我知道她心里舍不得。她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小家伙身上，哪怕再疲惫，一看见孩子，整张脸就舒展开了。孩子也十分黏姥姥，一刻都离不开她。作为回报，早在我怀孕时就决定让孩子随姥姥的姓，因为她付出得最多，算是拥有这份“冠名权”。

孩子现在正是最磨人的阶段，我和我妈维持着低内耗、多做事的模式。毕竟是母女，就算有分歧，也能彼此体谅和包容，问题都好解决。

我现在唯一的顾虑是十年之后，我和我妈年纪都更大了，我肯定要分出来不少精力照顾我妈，而女儿恰好步入青春期，我恐怕很难拿出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她。这或许也是大龄生育普遍要面对的现实难题。

平心而论，跨国辅助生殖是个风险很大的选择，金钱、身体、未来的养育压力……所有重担都要独自承担。但对我而言，这条路再难，也好过没有选择。等待婚姻这条路，我试了十年，没有走通。如果不主动抓住这个机会，一旦错过生育的窗口期，肯定会终生遗憾。

最近，有个很触动我的时刻：我躺在地上，女儿跌跌撞撞跑过来，一头扎进我怀里，跟着一起躺下。那一刻，我多想就一直这样躺下去——我不累，她也安全。可这份安宁只能维持几分钟，她很快又像小马驹一样，撒着欢地跑来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