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个党员开会凑不齐10个！村支书说：不是人心散了，是人太分散

我叫陈守业，那是2016年秋天我当村支书那年。我三十八岁。

那年头，青山村的日子过得紧巴，人心也散得厉害。我在老村委会那间布满灰尘的办公室坐下来的时候，窗外就是那条刚修好没多久的水泥路。路修通了，人心却好像被车轧散了，再也聚不到一块儿去。

我手里攥着一张党员花名册，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四十七个名字。那是青山村党支部的全部家底。我盯着那四十七个名字，心里发虚。上面来文，要求召开一次紧急党员大会，讨论村后那块荒山的承包问题，还要求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出席率才能表决。

四十七个人，要凑够三十二个才够数。

我给几个在外打工的党员打了电话。电话通了，对面全是“喂”声，然后是一阵杂乱的背景音，接着就是“忙呢，没空”或者“信号不好，挂了”。我挂了最后一个电话，看着手表，下午三点半。离开会时间只有四十分钟了。

屋里只有我和老会计老赵。老赵坐在角落的藤椅上，手里盘着两颗核桃，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他抬头看我一眼，苦笑了一声：“小陈，别费劲了。那些党员，名字在党籍上，人早就飞了。你喊不动他们。”

我没说话，转身走出办公室。

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声狗叫。我沿着主街走，路过村口的大榕树，树下有四个老头在斗地主。其中一个是老党员李根生，七十六岁了。

“李叔，开会呢，来不来？”我问。

李根生头也没抬，牌往桌上一拍：“来啥会。那后山包给谁，跟我们老骨头有啥关系。钱是年轻人的，债也是年轻人的。我在家看孙子。”

“这是支部大会，您有义务参加。”我尽量让语气平和。

“义务？”李根生冷笑一声，抓起一把瓜子，“义务能当饭吃？我儿子在县城开出租，你让他回来开会？一天丢两三百块工资，你赔？”

我没争辩，转身走了。

走到村东头，我遇见了刚放学回家的初中生王强。王强的爷爷是预备党员，但他本人是村里的“名人”，因为去年偷偷把村集体的水库承包给别人钓鱼，被举报过。

“强子，”我喊住他，“你爹在不在家？”

王强低着头，踢着地上的石子：“不在。去广东打工了。说是月底回来拿工资。”

“让你爷爷来开个会，十分钟就行。”

王强抬起头，眼神里带着股不羁：“我爷爷耳朵背，喊不醒。再说了，开会能当钱花？你要是有钱，我爷爷天天来给你开会。”

说完，他把书包甩到背上，骑车扬长而去。

我站在路边，看着那辆蓝色的自行车消失在路口。风卷着落叶，打在脸上有点疼。

回到村委会，老赵还在盘核桃。

“一个也没来？”他问。

“一个也没来。”我坐下，把花名册摔在桌上，“老赵，你说这支部还咋开？”

老赵叹了口气：“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你看这村子里，年轻人都跑了，留下的都是老病残。那后山的事，大家心里都有小算盘。包给张家的，张家去；包给李家的，李家去。谁也不愿意让利益。现在你喊人开会，谁愿意听你那一套大道理？”

“不是人心散了，是人太分散了！”我突然喊了一句。

老赵愣了一下，看着我。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窗外的青山村，房屋虽然整齐，但空荡荡的。炊烟稀疏，几户人家亮着灯，大部分窗户都黑着。

“老赵，你说人太分散，是不是指物理上的分散？”我问。

老赵摇摇头：“不是。我是说，他们的心，分散在各个地方，各过各的日子。村集体对他们来说，就是个符号。”

我沉思了一会儿。如果硬要凑人头，恐怕只能靠那点面子关系。但我心里清楚，那样开出的会，哪怕凑够了人，也没了意义。

第二天，我去了镇上。

镇长老刘正在喝茶，见我进来，笑了笑：“小陈，咋样？会开成了？”

“没开成。”我直截了当，“刘镇，我想换个法子。不召集所有人，就召集那几个关键的。”

老刘放下茶杯：“关键的？哪几个？”

“李根生，虽然年纪大，但在村里说话算数。还有王强他爷爷王德发，虽然耳背，但他是水库问题的核心。再就是……”我顿了顿，“还有在县城开出租的李建国，他是党员，也是李根生的儿子。”

老刘皱眉：“只找几个人？这符合程序吗？”

“程序是死的，人是活的。”我说，“如果这十几个人能达成共识，其他的散人自然会被带动。这是‘核心带动机制’，我在书上看到过。”

老刘看着我，眼神复杂：“你胆子不小。要是这事办砸了，上面追责，你可担不起。”

“我担。”我说，“给我三天时间。”

从镇上回来，我没回村委会，而是直接去了李根生的家。

李根生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他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昨天我在村口跟他吵了一架。

“小陈，你还有脸来？”李根生说。

“李叔，我来道歉。”我站在院门口，没进去，“昨天我没说清楚。我知道您担心孙子，担心生活。但后山的事，关系着村里最后那点集体收入。如果这块山荒了，村里连修路钱都没了。”

李根生手里的被子停住了。“修路钱？现在路修好了，又让修啥？”

“修排水沟。”我说，“去年发大水，村南头的农田淹了一片。那水是漫过排水沟的。如果后山植被恢复不好，水土流失，明年水更大。到时候，淹的可不只是农田，还有咱们住的房子。”

李根生沉默了。他是个老农民，对水土流失这件事，比谁都敏感。

“我知道你儿子在县城。”我继续说，“他开出租，那是个体力活，也是技术活。村里现在没有年轻人，全是老人在管事。您儿子是党员，他在外面见过世面，如果他能回来，哪怕就回一天，帮村里把这个事定下来，他在外面开车心里也踏实。”

李根生没说话，把他手里的被子叠好，拍了拍。

“进去坐坐？”他问。

我点点头，跟他进了屋。屋里很旧，电视开着，声音很大。桌上放着一盘橘子。

李根生切了一盘橘子，推到我面前。

“小陈，你不像别的干部。”他说，“别的干部来，就是念文件，要签字，要表态。你倒好，跟我聊孙子，聊排水沟。”

“因为您是我李叔。”我说，“在青山村，您就是根。”

李根生笑了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根要动了，树就晃了。行吧，我跟你去。但我儿子那边，你得去说。我不打电话，他嫌我啰嗦。”

“我去说。”我答应道。

从李根生家出来，天已经黑了。我骑上电动车，往县城的方向开。

县城离村二十公里，路上有路灯，但不密。我开着车，心里盘算着怎么跟李建国开口。李建国这人，倔，但孝顺。只要李根生点了头，他大概率会听。

到了县城出租车站，李建国正在擦车。他看见我，愣了一下，随即皱起眉头。

“你咋来了？不是让你别来烦我吗？”他停下擦布。

“建国，”我叫他名字，没叫老李，“你爸让你回来开会。”

李建国愣了一下，眼神闪烁：“我爸？他让我回来？”

“他让我来告诉你，他要去。”我说，“他担心明年的水。还有，他让我转告你，他最近睡得不好，总梦见以前的水灾。”

李建国的手停住了。他看着远处，眼神有些复杂。

“他是不是觉得对不起我？”他问。

“不是。”我说，“他是觉得，他老了，管不了事了，怕你一个人扛着，心里没底。后山的事，如果你愿意回来定一下，他心里就踏实了。”

李建国沉默了许久。周围是出租车进进出的声音，司机们的吆喝声。

“明天上午，我回来。”他说，“就半天。下午还得跑活。”

“好。”我说，“我等你。”

第二天上午十点半，李建国开着他的黑色轿车，停在了村委会门口。车身上还有泥点，说明他昨晚确实没怎么休息。

与此同时，李根生也被儿子搀扶着来了。后面跟着王德发，耳朵里塞着助听器，但目光敏锐。

办公室里，除了我、老赵，还有这几个核心人物，还叫来了三个年轻的党员，分别姓赵、孙、周。他们在村里的小学教书，人比较年轻，脑子活。

我把地图摊在桌上。那是青山村后山的卫星图。

“后山分三块。”我说，“A区适合种油茶，B区适合种中药材，C区靠近水源，适合搞生态养殖。但这三块地，目前都是集体所有，没有开发价值，甚至还要花钱维护。”

李建国拿起放大镜，看着地图。“油茶周期太长，五年才能结果。我等不了那么久。”

“所以不能全种油茶。”我说，“我建议，A区由村里统一招标，引入合作社，村民以林地入股。这样风险小，收益稳。B区可以承包给现在的药材种植大户，他就在镇里，技术成熟。C区，留给村里自己搞，搞农家乐或者垂钓，配合水库。”

王德发插嘴道：“C区搞农家乐？我们村里谁会做服务？都是老农。”

“赵老师，”我看向那个年轻党员赵敏，“你在校团委工作，学校不是经常组织春游吗？如果C区搞好了，能不能把青山村作为学校的研学基地？”

赵敏眼睛一亮：“这个可以。现在正缺实践基地。如果环境好，课程设计好，学校很乐意合作。甚至可以利用周末资源。”

孙老师也点头：“我负责拍照，我可以帮村里做个微信公众号，宣传这里的环境。”

周老师想了想：“我可以联系家长群，如果有兴趣的家庭，周末带孩子来露营。”

李建国看着这几个年轻人，眼神变了。他原本以为又是那种枯燥的表决，没想到这里有一群人在想办法。

“这方案能行吗？”他问。

“关键在于资金。”我说，“前期投入需要二十万。村里账上没钱。”

“我可以出五万。”李建国说，“我在外面攒了点钱，一直不知道往哪投。如果这个项目能成，我愿意投。”

李根生在一旁听着，突然插话：“我还有点棺材本，也就两万。要是能成，我全拿出来。”

王德发虽然听不太清细节，但他看懂了儿子李根生的表情，也拍了拍李根生的背。

“算下来，还有十三万。”我说，“这部分，我可以去镇里申请扶贫专项款。只要方案可行，镇政府支持，加上这几个年轻人的资源，这事能成。”

“但是，”赵敏说，“这需要所有村民的理解。毕竟涉及利益分配。如果只靠我们几个人定，到时候执行起来，阻力很大。”

我看了一眼李根生：“李叔，这事，还得您出面。您是村里德高望重的人。如果您带头支持，其他人就没有借口反对了。”

李根生点了点头：“行。我回家跟村里人说。我这把老骨头还在，青山村的脸面就得有人撑。”

那天下午，我们开了四个小时的会。没有走形式，没有念文件，就是一个个问题过，一条条意见改。

会开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大家一起在村口的小卖部吃了顿面条。李建国请客，李根生非要付钱，最后大家AA制。

那种氛围，是我当了三年村支书以来，从未有过的。大家像是真正的同事，而不是上下级。

回到村委会，老赵还在藤椅上。他看着我们几个进来，忍不住笑了。

“凑齐了？”他问。

“没凑齐四十七个。”我说，“但凑齐了能干事的。这就够了。”

老赵摇摇头：“你小子，有点门道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是我当村支书以来最忙的一个月。

我带着赵敏、孙老师、周老师，还有李建国，跑遍了后山的每一个角落。我们拍了照片，做了规划，写了报告。

李根生则在家里，挨家挨户地串门。他拿着那张地图，给每一个在家的老人讲。

“不是要你们的钱，是要你们的地入股。年底分红，比种粮食强多了。”李根生说。

“要是亏了咋办？”有人问。

“亏了，我李根生赔！”李根生拍着胸脯说。

其实他心里也没底，但他知道，这时候他必须硬气。

王德发虽然耳背，但他让孙子把宣传册念给他听。他听完后，在宣传册上签了字。

慢慢地，村子的气氛变了。

以前，村民见到干部，要么躲，要么问“有事儿没”，有的直接说“没空”。现在，村民见到我们，会主动打招呼，还会问“小陈，后山那事怎么样了？”“建国，你那个油茶苗买好了没？”

人心，好像真的聚拢了一点。

一个月后的那天，终于召开了全村的党员大会。

那天是个周六，天气晴朗。

会场设在村委会的大院子里。因为人多，我们搬了几十张长条凳。

上午八点，人陆续到了。

我数了数，来了三十九个党员。还有十几个非党员的村民代表，也都是核心住户。

四十七个党员，来了三十九个。这已经是一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那八个没来的，都有正当理由：两个在外地住院，三个在偏远山区失联，两个正在办离婚手续情绪不稳，一个是因为车祸住院。

我站在台前，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李根生坐在第一排正中间，精神抖擞。李建国坐在他旁边，手里拿着笔记本。赵敏、孙老师、周老师坐在一排，面前放着笔记本电脑。王德发坐在角落里，戴着助听器，认真地看着我。

“今天大家能来，不容易。”我开场说，“我知道，大家都有事做。李建国要跑车，赵老师要上课，老赵叔要盘核桃，李根生叔要看孙子。但为了青山村的未来，大家都在这里。”

台下响起了一阵轻轻的笑声。气氛很轻松。

我没有念文件，而是直接放起了PPT。

PPT是赵敏做的，很漂亮。有后山的卫星图，有油茶的收益预测，有研学基地的设计图，还有王德发在水库边的照片（孙老师拍的，角度很好）。

我讲了二十分钟，详细解释了方案。

讲完后，我停下来，问：“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什么建议，现在可以提。”

沉默了几秒。

然后，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党员站了起来。他叫刘大壮，以前是村里的副主任，现在身体不好，住在村西头。

“小陈，”他说，“这方案看着是好。但我有个担心。油茶要五年才结果，这五年，村里没钱，怎么办？我们这些人，等不起啊。”

他的声音有点哑，但很实在。

我看向李建国。李建国站起来，说：“刘叔，我理解您的担心。这五年，B区的药材和C区的农家乐，是可以产生现金流的。第一年的投入，大部分会花在基础设施上，但药材的利润是可以覆盖一部分成本的。另外，我承诺，如果前三年出现亏损，我个人先垫上，不让村民吃亏。”

刘大壮看了看李建国，点了点头。“建国这孩子，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