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当兵的那年我十八岁。
那是九八年的秋天,戈壁滩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我们连队驻扎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一个废弃矿坑附近。那里没有信号,离最近的补给站有一百公里。
班长老张是个哑巴,不,他不是真哑巴,只是不爱说话。他三十多岁了,个子很高,背有些驼。他手里总是攥着一把生锈的小斧头,走路的时候鞋底沾满沙砾,发出沙沙的响声。
新兵连刚结束,我们被分配进一个特殊的侦察排。连长说,这个排主要负责监测边境线的异常震动,因为下面埋着以前留下的地雷和空心管。
头一个月,日子过得枯燥又煎熬。每天除了训练,就是清理营房周围的碎石。戈壁滩上的石头像是被太阳烤透了,摸上去烫手。晚上睡觉,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呜呜地响,像有人在哭。
我是北京人,家里条件不错,来当兵是为了兑现一个承诺。父亲说,只有见过最苦的地方,心才能定下来。我没多想,背起行囊就来了。
第一个月快结束的时候,出事了。
那天是周六,晚上九点,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我和战友小李去外哨巡逻。外哨距离主哨位有三百米,站在一个土包上,视野开阔,但风大得让人站不稳。
小李是个南方孩子,个子矮,胆子也小。他裹着大衣,手指冻得发紫,不停地搓手。
“班长,这地方怎么连只老鼠都没有?”小李问。
我没接话,只是盯着远处的黑暗。戈壁滩的夜黑得纯粹,看不见星星,只有风卷着沙粒打在脸皮上的刺痛感。
突然,小李拉了拉我的袖子,声音压得很低:“你看那边。”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土丘后面有一团黑影。
那东西一动不动,像一块石头。我眯起眼睛,掏出望远镜。
镜头里,那是一团扭曲的形状,大约一人高。它没有头,或者说,头的位置是一团模糊的灰白。它静静地立在沙地上,背对着我们。
“那是个哨兵?”我问。
“不像,”小李的声音在发抖,“你看它的腿,它没有腿,它是飘着的。”
我心头一紧,扣紧了枪机。如果是恐怖分子,这个时候现身太不合常理。如果是野生动物,戈壁滩上也没有这种生物。
我举起枪,准备喝令它站住。
就在我张嘴的一瞬间,那团黑影突然转向了我们。
风在那一刻静止了。
整个戈壁滩安静得可怕,连风声都没了。
那东西的脸正对着我。在望远镜的目镜里,我看到了一张脸。那是一张跟我一模一样的脸。
不是相似,是一模一样。甚至连我左眉骨上那道小时候磕破留下的疤,都在。
它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虽然没有声音,但我清晰地听懂了它在说什么。
它说的是:“别回头。”
我吓得倒吸一口凉气,手里的枪差点脱手。
下一秒,风重新刮了起来。那团黑影瞬间消失,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腿一软,跪在沙地上。小李早就吓得瘫坐在地上了,脸色煞白。
我们连滚带爬地跑回主哨位。
班长老张正在擦他的那把小斧头。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抬起头,看了一眼我们狼狈的样子。
“怎么了?”他的声音沙哑。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像塞了棉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小李扑通一声跪下了,浑身发抖:“班长……我看见鬼了……”
老张的手停了一下。他放下斧头,从怀里掏出一块黑布,指了指我们身后。
“看好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
主哨位后面,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用白色的石灰粉画着一个奇怪的符号。那个符号我见过,是在军事地理课上讲过的,代表“无人区”或者“危险区”的标记。
但是,岩石上还有第二行字。
那是用粉笔写的,字迹很新,粉笔灰还没干透。
上面写着:“别回头。”
字迹歪歪扭扭,像是仓促间写下的。
我和小李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惧。
老张走过来,拿起一块石头,把那些字抹掉了。
“戈壁滩的风沙大,石灰遇水会化,”老张淡淡地说,“可能是以前巡逻的人留下的警示。你们俩,回去睡觉,明天多检查一遍枪油。”
那天晚上,谁都没睡着。
第二天,连长把我和小李叫过去问话。
连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兵,脸上有一道疤,眼神锐利。
“昨晚看到什么了?”连长问。
我不知道该不该说那张脸。如果说看到鬼,会被当成精神状态不稳定。如果说看到个跟我长得一样的人,会被当成幻觉。
最后,我决定只说了一半。
“班长,外哨后面有个黑影,样子很奇怪,没有腿……”我说道。
连长的眉头皱了起来。
“还有呢?”
“还有,它说了‘别回头’。而且,主哨后面的岩石上也有这三个字。”
连长沉默了很久。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翻到其中一页。
那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所有异常事件。
“九一年,也有个兵,说在夜里看到个跟他长得一样的人,在挖坑。”连长指着其中一行字说,“那个人后来辞职退伍了,听说回去后一直有失眠症。”
“那是人吗?”小李问。
“不知道,”连长合上本子,“戈壁滩上有很多未解之谜。你们记住,在这里,服从命令比什么都重要。不要看,不要听,不要碰。如果再次遇到,立刻撤离,报告班长。”
从那以后,我和小李更加小心。
但奇怪的事情并没有停止。
第二个月,气温回暖了。戈壁滩上开始长出一些稀疏的草。
那天下午,我们在清理营房周围的碎石。
老张突然叫住了我。
“你过来。”
我走过去。他指着地上一块半埋在地里的东西。
那是一块金属板,表面腐蚀得很厉害,锈迹斑斑。
“这是什么?”我问。
老张用斧头小心地把周围的土挖开。
那是一块车牌。
车牌上的数字被泥土覆盖,只露出一部分。
老张用手擦去泥土。
我看到了那个数字。
那是我们连长的车牌号。
但我们的车一直停在营房的车库里,钥匙也在连长身上。
而且,这块车牌看起来至少有十年历史了。
“怎么会在地下?”我疑惑地说。
老张没有说话,只是把车牌重新埋了进去,用土填实,又压了几块石头。
“别问,”他说,“有些东西,埋了就让它埋着。”
那天晚上,我去厨房打水。
厨房的灯忽明忽暗。
连长正坐在角落里,手里拿着那把钥匙,发呆。
我走近了一些,看到他的脸色很不好,额头上全是汗。
“连长,您没事吧?”
连长抬起头,眼神有些涣散。
“昨晚,我做了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回到了一座坟墓里。坟墓里有一块车牌,是我的。”
我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然后呢?”
“然后,我看见那块车牌下面,压着一把斧头。”连长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丝恐惧,“跟你班长那把,一模一样。”
“连长,您是说……”
“别说了。”连长打断了我,“明天开始,取消所有夜间巡逻。让老张带队,在营地周围设一道铁丝网。谁也不许靠近那片沙丘。”
第二天,老张真的带人围了一圈铁丝网。
铁丝网围住了那个土丘,也就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黑影”的地方。
从那以后,那片区域成了禁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第三个月,入冬了。
大雪封山,补给断了。
我们靠库存的罐头和干粮撑了五天。
第六天,连长命令我们出哨寻找信号。
我和小李被派去最近的通信塔。
通信塔距离营地二十公里,在风雪中跋涉,需要三个小时。
出发前,老张把斧头递给我。
“拿着,”他说,“路上小心。”
我接过斧头,感觉沉甸甸的。
“班长,您呢?”
“我带其他人去清理积雪,”老张说,“你们走直线,别绕路。”
我和小李顶着风雪出发了。
风雪中,能见度极低,只能看清脚下的一米范围。
走了大约一个小时,小李突然停下脚步。
“班长……”
“怎么了?”
“我听见有人唱歌。”
我停下脚步,仔细听。
风雪声中,确实夹杂着一种奇怪的声音。
那不是歌声,更像是一种低频的轰鸣,像是什么大功率的机器在运转。
“可能是风声,”我说,“继续走。”
又走了半小时,声音越来越大。
突然,前面出现了一个影子。
那是一个穿着军大衣的人,背对着我们,站在雪地里。
他手里拿着一把斧头,正在一下一下地敲击地面。
笃、笃、笃。
声音清脆,穿透风雪。
“站住!”我大喊。
那个人没有回头。
他转过身来。
是老张。
他的脸上带着血,眼神空洞。
“班长?”我惊愕地问。
老张张了张嘴,没有发出声音。
他举起斧头,指向我们身后的方向。
然后,他低下头,开始剧烈地抽搐。
小李吓得后退了一步。
我冲上去扶住他。
老张的手里紧紧攥着那把斧头,斧刃上沾满了黑色的泥土。
“他怎么了?”小李问。
我不知道。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
是从老张的嘴里发出的,但他没有开口,声音直接传进了我的脑海。
那个声音说:“把斧头埋了。”
我猛地甩开老张,撒腿就跑。
小李也跑了。
我们拼命跑回营地。
回到营地时,天已经黑了。
连长看到我们,脸色大变。
“老张呢?”
“他……他在路上,”我喘着气说,“他疯了,他说让我们把斧头埋了。”
连长冲进指挥室,抓起电话。
电话是坏的。
连长转头看向窗外。
营地的铁丝网外,站着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正是老张。
他背对着我们,手里拿着斧头,一动不动地站在雪地里。
“去追他!”连长吼道。
几个战士冲了出去。
我也跟着冲了出去。
雪地里,老张的身影越来越远。
我们追了大概五百米,就看不清他了。
当我们找到他时,他已经坐在雪地里,抱着那把斧头,睡着了。
他的脸上没有血,眼神平静。
“班长?”战士叫他。
老张睁开眼睛,看了看周围。
“我这是……”他问。
“你刚才在外面站着,”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开营地?”
老张愣了一下,然后苦笑了一下。
“我不记得了,”他说,“我只觉得心里很乱,想找个地方静一静。”
我们把他带回了营地。
那天晚上,老张把那把斧头交了出来。
他让我们把斧头烧了。
“这把斧头不干净,”他说,“它不该在这里。”
连长犹豫了一下,同意了。
第二天白天,我们在营地中央生了一堆火,把斧头扔了进去。
火焰烧得很旺,发出噼啪的声音。
看着斧头一点点融化,老张的脸很平静。
“感觉好多了。”他说。
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四个月,也就是我们在新疆的最后一个月。
有一天下午,我在整理个人物品,准备退伍。
我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信封。
信封上没有署名,只贴着一个地址,是我们老家北京的地址。
我拆开了信封。
里面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我父亲。
父亲站在我们的营地里,手里拿着那把生锈的小斧头,对着镜头笑。
照片的背面,写着一行字。
“替我照顾好老张。他是我的兄弟。”
我愣住了。
父亲什么时候来的新疆?
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我在哪里。
而且,照片上的背景,正是我们营地的土丘。
时间,大概是九八年的秋天。
那是我到的第一个月。
我拿着照片,跑去找连长。
连长看完照片,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父亲来过这里?”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从没告诉过他在哪。”
连长沉默了很久。
他打开那个记录异常事件的本子。
最后一页,是空白的。
连长拿起笔,写了一行字。
“九八年秋,老兵张卫国失踪。经核查,张卫国系某部队退役人员,生前曾与某高官有私下交情。具体不详。”
“张卫国是谁?”我问。
“老张的本名。”连长说,“他以前不是兵,他是特种兵。他在这里,是因为他在守着什么东西。”
“守着什么?”
“不知道,”连长摇头,“但他守了很多年。现在,他走了。”
老张真的走了。
在他退伍的前一天晚上,他消失了。
营地里的监控记录(虽然很少)显示,他在午夜十二点离开哨位,走向那片被铁丝网围住的土丘。
然后,他走进了土丘里。
再也没有出来。
搜救队找了三天三夜,只找到了那把被融化的斧头的残留物。
还有,老张留下的那身军大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土丘旁边。
大衣的衣领里,塞着一张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句话。
“别回头。”
退伍那天,我背着大包,坐上了返回北京的火车。
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戈壁滩变成了平原,平原变成了城市。
我坐在车厢里,手里紧紧攥着那张照片。
父亲的照片上,他的笑容很温暖。
但我知道,在这个笑容背后,藏着太多我无法理解的秘密。
这次在新疆的经历,像是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里。
那三次经历,像三根刺,扎在我记忆的深处。
第一次,我看到了自己。
第二次,我看到了车牌。
第三次,我看到了父亲。
这三件事,串联起来,似乎指向一个我从未触及的真相。
但真相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是知道,有些东西,就像戈壁滩下的沙,你挖得越深,陷得越深。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西部。
我回到北京,回到了父亲身边。
父亲看起来比照片上老了很多。
他的眼神里,总有一种说不清的空洞。
我不敢问他关于新疆的事。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做过任何关于“寻找”或“探索”的工作。
我找了一份普通的工作,过着普通的生活。
每天早起,上班,下班,回家。
我不再仰望星空,也不再凝视黑暗。
因为我知道,有些黑暗,比星星更亮。
它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静静地等着你。
而你,最好别回头。
因为一旦回头,你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了。
那把斧头,烧成了灰烬。
但灰烬还在风里飘。
飘过戈壁,飘过沙漠,飘过每一个失眠的夜晚。
飘进我的梦里。
梦里,老张站在那片土丘上,背对着我,手里拿着斧头。
他在挖。
他在挖什么?
我不知道。
我也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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