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岁女儿自述：家里三个老人，最年长的101岁，退休11年没睡过整觉

苏惠芳把手机闹钟按掉的时候，是凌晨两点四十分。

她没开灯。隔壁房间传来一声含混的咳嗽，像喉咙里有口痰总也咳不干净。她摸黑下床，脚趾撞到床脚，疼得吸了口气，没出声。丈夫老周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

她摸到厨房，把温水倒进带刻度的杯子里，端进母亲房间。

母亲陈秀英九十三岁，侧躺着，眼睛半睁。苏惠芳用勺子喂了两口水，母亲摇摇头，说：“阿囡，我是不是又吵你了。”

“没有，我正好起来上厕所。”

这话她说了十一年。母亲每次咳，她都说是上厕所。其实她根本没睡踏实过。

喂完水，换好尿垫，回到床上是三点出头。她闭着眼，脑子里清清楚楚列着明早要办的事：给母亲测血糖，给父亲换药，给阿婆热牛奶——阿婆是母亲的姐姐，一百零一岁，住另一间房，耳朵背得厉害，但一有不舒服就敲墙。

苏惠芳今年六十七岁，退休十一年。别人退休是跳广场舞、带孙辈、跟团旅游。她退休那天，正好是母亲第一次在家里摔骨折的日子。当时她想，照顾几个月就好了。结果这一照顾，家里老人非但没少，还多了一个。

阿婆是八年前搬来的。本来住虹口老房子，独居到九十三岁还能自己烧饭。后来有一次烧水忘了关火，邻居闻到糊味报了警。苏惠芳和丈夫去接，阿婆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手里捏着钥匙，不说话。苏惠芳说：“阿婆，跟我回去吧。”阿婆说：“我住了七十年了。”最后还是跟她走了。

三个老人住进三室一厅。主卧给阿婆，次卧给父母，苏惠芳和老周睡客厅隔出来的小间。小间放一张一米五的床、一个衣柜、一张折叠桌，转身要侧着。老周原来睡沙发，后来腰不行了，才挤进来。

老周今年七十。退休前是厂里的机修工，手巧，家里水龙头、煤气灶、电灯都是他修。现在他修不动了，自己的膝盖先坏了，蹲下去起不来。上个月他换灯泡，踩在凳子上晃了一下，苏惠芳在厨房听到响声跑出来，老周扶着墙，说没事。她看到凳子腿旁边碎了个玻璃杯，是他下来时碰掉的。

“你以后别爬高了。”她说。

“那谁换？”

她没接话。她把碎玻璃扫了，扫得很慢，怕漏掉哪片扎到老人的脚。

从那天起，她意识到一件事：她和老周也在变老。照顾三个更老的人的人，自己也是老人了。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这句话是她在医院候诊时听旁边一个女人说的。当时她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说得太对了。回到家，她把这句话记在了挂历背面。

挂历上密密麻麻。红笔是母亲的血糖记录，蓝笔是父亲的服药时间，黑笔是阿婆的排便日子。阿婆便秘，三四天一次，每次都要用药，药量不能多，多了拉肚子更麻烦。苏惠芳像管仓库一样管着三个人的身体。

每天早上六点，她先起床。阿婆醒得早，醒了就敲墙。她过去，阿婆第一句话永远是：“今朝几号？”苏惠芳告诉她，她点点头，过五分钟又问：“今朝几号？”苏惠芳再说一遍。

阿婆的脑子像一只漏水的桶，刚灌进去就漏出来。但她记得苏惠芳小时候的事。有一次她拉着苏惠芳的手说：“你六岁那年发热，我抱你去医院，路上你叫我阿婆，叫得响。”苏惠芳愣住了。她自己都不记得。阿婆又说：“你妈那时候在厂里，回不来。”苏惠芳的母亲陈秀英在一旁听了，没说话，低头剥毛豆。

母亲和这位姐姐的关系，苏惠芳到现在也说不清。陈秀英年轻时在纺织厂三班倒，孩子是阿婆帮着带的。苏惠芳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哥哥定居澳洲，弟弟在深圳。母亲骨折那年，哥哥打来电话说：“惠芳，辛苦你，我这边走不开。”后来每年打一两次，每次都说过年回来，后来变成“等孩子放假”，再后来是“视频看看”。

视频的时候，母亲对着手机屏幕笑，说“蛮好蛮好”，挂了电话就发呆。苏惠芳知道母亲想儿子，但从不主动打。有一次她问：“妈，要不要给大哥拨过去？”母亲说：“他忙。”就两个字。

苏惠芳心里有气，但不知道冲谁发。冲大哥？大哥也有自己的家。冲母亲？母亲也没要求她照顾。冲自己？她确实放不下。她试过请保姆，来过一个，待了三天。第一天给阿婆洗澡，阿婆大喊“不要你”，声嘶力竭。第二天给母亲喂药，母亲把药吐在她手上，说苦。第三天保姆说家里有事，再没来。

后来她又找过两个，都干不长。不是人家不好，是这个家太磨人。三个老人的需求不一样，脾气不一样，连吃饭都要分三锅：阿婆要吃烂糊面，母亲要控糖，父亲只能吃流食。老周有时候说：“你能不能别这么细？差不多就行了。”苏惠芳说：“怎么差不多？吃错了要出事的。”

老周不说了。他负责买菜。每天早上七点出门，八点半回来，手里拎着三个塑料袋。菜市场的人都认识他，说他“买得真仔细”。他挑青菜要一片片翻，买鱼要看鳃，买肉要闻。有一次卖肉的老张问他：“你家几个人吃饭？”老周说：“三个老人，两个小老人。”老张笑了，说你这日子过得。

老周回来，苏惠芳已经忙完一轮。他负责洗菜切菜，她负责烧。烧菜的时候要把厨房门关紧，不然油烟飘出去，阿婆要咳。抽油烟机开了二十年，声音像拖拉机。她一边炒菜一边听外面动静，母亲喊“阿囡”她就关火出去看一眼，回来菜有点焦，老周说没事，老人吃不出来。

吃饭是每天最紧张的时候。阿婆坐在主位，围兜兜好，一勺一勺喂。她有时候不肯吃，说“不饿”，苏惠芳就哄：“吃三口，就三口。”阿婆吃了三口，又吃三口。母亲自己吃，但手抖，汤洒在桌布上。父亲坐在轮椅上，头歪着，嘴角流一点口水，苏惠芳拿纸巾擦掉，继续喂。

一顿饭下来，苏惠芳自己那碗早就凉了。她扒拉几口，又去洗碗。碗要洗两遍，老人用的碗筷单独放。厨房窗台上摆着一排药瓶，降压的、降糖的、护心脏的、通便的，日期用胶布贴着。

下午是相对安静的时候。阿婆睡觉，母亲看电视，声音开得很大，她自己听得见，别人受不了。父亲在轮椅上打盹。苏惠芳坐在小间折叠桌前，开始算账。

三个老人的退休金加起来比她高。阿婆是事业单位退休，每月八千多；母亲纺织厂退休，四千多；父亲也是四千多。但钱是钱，事是事。她每月要垫进去不少。尿垫、药、营养粉、护工临时上门，一个月多出两三千。哥哥每年打一笔钱过来，弟弟有时候转两千，有时候没有。她记在本子上，但从没跟谁提过。

有一次弟弟打电话来，说：“姐，你要是累，就送养老院。”苏惠芳说：“送哪个？你帮我联系？”弟弟说：“我这边不方便，你近。”她挂了电话，在折叠桌前坐了很久。她在想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如果她垮了，这三个老人怎么办？

这个问题她想过不止一次，但每次都不敢往下想。她开始偷偷锻炼身体，每天早上趁老人还没醒，在客厅角落做几个深蹲。老周看见了一次，说：“你膝盖不好，别蹲了。”她说：“我要是站不起来，谁扶他们？”

这句话说出来，老周也没接。两个人都沉默了。

第一个真正让她心慌的事，发生在去年冬天。

那天她带阿婆去医院复查。阿婆一百岁，医生说要做几个检查，排除肺部问题。苏惠芳推着轮椅在一楼缴费、二楼抽血、三楼拍片。电梯挤，她等了两趟才上去。拍完片，阿婆要上厕所。苏惠芳推她进无障碍卫生间，刚把阿婆扶到马桶上，自己一阵眩晕，眼前发白。她靠在墙上，心想不能倒。她撑了十几秒，视线慢慢回来。阿婆坐在马桶上问：“阿囡，好了没有？”苏惠芳说：“好了，马上。”

从医院回来，她没跟任何人说头晕的事。晚上老周给她量血压，一百六。老周说：“你明天去看医生。”她说：“明天阿婆要换药，后天吧。”后天又推到下周。最后她自己去药店买了降压药，自己给自己开了方子。

但身体不会骗她。她开始忘事。有一次把母亲的降糖药和阿婆的降压药搞混了，倒好水才反应过来，在最后一秒发现。她坐在厨房地上，后背全是汗。她第一次感到怕。万一喂错了，这个家一天就塌了。

那天晚上她给弟弟发微信，说：“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就几天，我撑不住了。”弟弟回：“姐，我这边项目走不开，下个月行吗？”她说：“算了。”

她没再发。

几天后，老周买菜回来，在门口站了很久。苏惠芳去开门，看见他手里塑料袋没拎，脸色不好。他说：“刚才在菜场，老张问我今天星期几，我说星期三。他说今天是星期四。我愣了半天。”他看着苏惠芳，眼神里有一种她很少见到的东西，像是不好意思，又像是害怕。

“我是不是也开始糊涂了？”

苏惠芳心里一沉。她拉着老周坐下，给他倒了杯水。老周不喝，说：“我要是痴呆了，你怎么办？两个老的一个小的，现在再加我一个。”苏惠芳说：“别瞎说，你就是累的。”但那天晚上，她躺在折叠床上，睁眼到天亮。她在想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老周今年七十，她六十七。如果老周需要照顾，她一个人能不能同时管四个人？

她第一次把“送养老院”这几个字认真想了一遍。

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白天的一件事堵回去了。那天她给母亲擦身，母亲突然抓住她的手，说：“惠芳，你别送我走。我死也要死在家里。”苏惠芳说：“没说要送你走。”母亲盯着她：“你刚才电话里说了。”

原来母亲听见了。那天下午她和弟弟打电话，说“实在不行只能送”，声音不大，但母亲耳朵灵。苏惠芳蹲下来，握着母亲的手说：“我不送，你放心。”母亲哭了，眼泪从眼角流到枕头上。苏惠芳给她擦，擦着擦着自己眼睛也模糊了。她不是没怨过母亲。但看到母亲怕成那样，她又觉得自己不是东西。

又过了一个月，阿婆夜里从床上摔了下来。

那天凌晨三点，苏惠芳听到“咚”一声，比平时敲墙重得多。她跑过去，阿婆躺在地上，眼睛睁着，嘴里说“没事没事”，但身子动不了。老周打了急救电话，苏惠芳蹲在地上托着阿婆的头，感觉时间过得特别慢。阿婆说：“阿囡，我是不是要死了？”苏惠芳说：“不会的，我们马上去医院。”

救护车来了，抬人。急诊拍片，好在没骨折，但胯骨挫伤，要卧床休养。医生问：“平时有人照顾吗？”苏惠芳说：“我。”医生看了她一眼，说：“你多大？”她说：“六十七。”

医生没再问，开了药，说：“尽量别让她再摔。”

回到家，苏惠芳把阿婆的床调低，地上铺了两层旧棉被。老周默默地在床边装了一个扶手。苏惠芳看着那个扶手，突然想起装修时老周也是这样，给每个房间都装了扶手。那时候她还年轻，觉得没必要。现在才知道，这些扶手是一个老人给另外三个老人准备的。

阿婆卧床那两个月，苏惠芳几乎没出过门。擦身、喂饭、换药、翻身，每隔两个小时一次。她瘦了八斤。老周也瘦了，因为要替她买菜、烧饭、照顾另外两个老人。有一天晚上，老周给她端来一碗鸡汤，说：“你喝点。”苏惠芳说：“你炖的？”老周说：“嗯。你别嫌淡，我没放盐，你血压高。”

她喝了一口，眼泪掉进碗里。老周看见了，没说话，转身去阳台收衣服。苏惠芳边喝边想：这十一年，她和老周几乎没吵过架。不是没矛盾，是没力气吵。所有力气都用来照顾老人了。她和老周现在更像同事，分工明确，互相搭把手。有时候她看着老周弓着背拖地，会想起他们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老周骑自行车带她去外滩，风把她的裙子吹起来。现在两个人都老了，裙子早就穿不上了。

阿婆慢慢能坐起来了。但她的脑子更糊涂了。有一天她看着苏惠芳叫“妈妈”，苏惠芳应了一声。阿婆说：“妈妈，我要吃糖。”苏惠芳去找了块冰糖，阿婆含在嘴里，安静了。苏惠芳站在旁边，心想：我到底是谁的妈妈，又是谁的女儿？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她只知道，阿婆叫她妈妈的时候，她的心软了。她想起阿婆帮她带过孩子，想起阿婆烧的红烧肉，想起阿婆在父母吵架时把她拉到一边。这些事阿婆忘了，但她记得。

今年春天，母亲又住了一次院。心脏问题，医生说年纪大了，不建议手术，保守治疗。苏惠芳在医院陪床，晚上睡折叠椅。临床家属问她：“你兄弟姐妹呢？”她说：“在外地。”对方说：“那辛苦的。”她笑笑。

那几天她想了很多。她想到一个很扎心的问题：这十一年，她把自己的生活全搭进去了，值不值？她这辈子有什么想做的事吗？她年轻时想学摄影，后来没学。她想和老周去云南，说了五年了，没去。她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看电影是什么时候。

但她也想到另一件事。母亲住院第三天，半夜醒来，看到苏惠芳没睡，说：“阿囡，你瘦了。”就这三个字。苏惠芳说：“我减肥呢。”母亲笑了，说：“你从小就不胖。”母女俩在病房里聊了很久，聊苏惠芳小时候的事。母亲记得她小学老师姓王，记得她第一次来例假吓得哭，记得她嫁人那天穿的红色羽绒服。这些苏惠芳自己都模糊了。

母亲说：“我这辈子，拖累你了。”

苏惠芳说：“你说什么呢。”

母亲说：“我知道你累。你哥哥你弟弟，我管不了。但你，我心疼。”

那是十一年来，母亲第一次说“心疼”。苏惠芳鼻子一酸，但她忍住了。她说：“你好好养病，别想这些。”母亲点点头，又睡过去了。

出院后，苏惠芳做了一件事。她把弟弟和哥哥拉了一个群，名字叫“家里的事”。她在群里发了一条长消息，写清楚了三个老人的身体状况、每天要做的护理、每月的开支。最后她说：“我不是要你们出钱，我是要你们知道。我明年六十八了。”

哥哥回得很快，说：“我下个月回来一趟。”

弟弟说：“姐，我出钱请个人。”

苏惠芳说：“请人可以，但要有人管。你们回来管。”

群里安静了。

哥哥真的回来了一趟，待了十天。那十天，苏惠芳第一次睡到自然醒。哥哥带父亲去医院，推阿婆晒太阳，给母亲读报纸。邻居看到都说“儿子回来了”。哥哥走的那天，母亲没哭，只送到门口，说：“你忙你的。”关上门，母亲坐在沙发上，说：“你哥也老了。”苏惠芳看到哥哥的鬓角确实白了。

弟弟没回来，但转了一笔钱，比往年多。苏惠芳没有太计较。她开始接受一件事：这个家，主要还得靠她。但她也知道，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熬干。

她做了几个改变。

第一个改变，是请了一个钟点工。每天下午来三个小时，帮着烧饭、打扫。钱是哥哥和弟弟出的。钟点工姓刘，五十来岁，手脚麻利，跟老人能说上话。阿婆第一次见她，叫她“小刘”，第二次就叫“阿囡”。苏惠芳发现阿婆的“阿囡”可以叫任何人，心里居然轻松了一点。

第二个改变，是给自己和老周定了规矩。每周六下午，钟点工多待两个小时，他们俩出去走走。去公园坐坐，去超市逛逛，或者就坐在楼下咖啡馆里喝一杯。老周第一次去咖啡馆，说：“一杯三十八，太贵了。”苏惠芳说：“你喝，我买单。”老周喝了，说：“不好喝。”但下次还去。

第三个改变，是重新拿起了相机。不是单反，就是手机。她开始拍。拍阿婆晒太阳，拍母亲剥毛豆，拍老周在阳台上浇花。她拍得不好，但喜欢按快门那一瞬间的感觉。她把照片存在一个叫“日子”的相册里。已经存了两千多张。

她慢慢发现一件事：当她开始记录这些日子，日子好像没那么难熬了。她还是每天睡不踏实，还是要起夜，还是要喂饭换药。但她在这些重复里找到了一些细小的东西。比如阿婆今天多吃了一口饭，母亲今天少咳了一声，老周今天走路没扶墙。

上个月，母亲突然对她说：“你去把那个云南的团报了。”苏惠芳一愣。母亲说：“你和小周去，我们去住几天养老院。”苏惠芳说：“不行，你们怎么行。”

母亲说：“怎么不行。你弟弟联系了，有那种短期托养的。我们去住十天，你出去玩。”苏惠芳还是犹豫。母亲说：“你再不去，我死了你也要后悔。”

这句话让她一整夜没睡。她查了养老院的托养条件，查了云南的团。她发现，弟弟已经偷偷把养老院的钱交了。

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报了一个云南的团，七天，下个月出发。她跟老周说的时候，老周正在修抽屉。他停下手里的螺丝刀，看着她说：“真的？”她说：“真的。”老周笑了，笑得很年轻。

出发前一天，她去养老院给三个老人办手续。阿婆的床位在二楼，靠窗。母亲和父亲在隔壁。她铺好床，放好药，把注意事项写了三页纸交给护工。阿婆拉着她的手说：“阿囡，你去哪？”她说：“我去玩几天，很快回来。”阿婆说：“帮我买点糖。”

她走出养老院的时候，天很蓝。她站在门口，给老周打电话。老周说：“我在家收拾行李。”她说：“你带件外套，那边冷。”老周说：“知道了。”

挂了电话，她没有马上走。她站在养老院门口的梧桐树下，看着里面老人坐在轮椅上晒太阳。她想，再过几年，她和老周也会住进来。到时候谁来看他们？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她没有继续想。她拿出手机，拍了一张养老院的照片，存进“日子”相册。

然后她往家走。家里现在空了，三个老人都不在。她走在路上，脚步比平时快。她想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这样走路了。她要去买一个行李箱。旧的太破了，老周拉了好几年，轮子早就不灵了。

她走进商场，挑了一个。售货员问：“阿姨，要去旅游啊？”她说：“对。”售货员说：“去哪？”她说：“云南。”售货员说：“真羡慕，我都没时间。”

苏惠芳笑了笑。她没说什么。她想，你不知道我家里有三个老人。但她也没必要说。

她拉着新箱子回家，路过菜市场，卖肉的老张叫住她：“今天不买菜？”她说：“买。”老张说：“今天怎么这么精神？”她说：“明天出门。”

老张说：“去哪？”

她说：“云南。”

老张说：“好，好，早该去了。”

她拎着菜往家走。楼道里黑，三楼灯坏了，一直没修。她摸黑上楼，脚步稳稳的。她想，回来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楼道的灯修好。老周不能爬高，但她可以扶着凳子。

手机响了。是养老院护工发来的信息：阿婆吃了晚饭，母亲血压正常，父亲今天没闹。

她回了一个“好”。

推开家门，老周在厨房烧水。回头看见她，说：“回来了？”她说：“回来了。”把菜放下，又加了一句：“明天早上，别忘带降压药。”

老周说：“忘不了。”

窗台上，药瓶排成一排。她走过去，把明天的分量分好。老周说：“你今天别弄了，明天我来。”她说：“分都分了。”

她坐下来，看到手机相册里弹出一张照片，是早上拍的阿婆。阿婆坐在窗边，阳光打在她侧脸上，像个孩子。苏惠芳看了两秒，锁了屏。

她想，明天就要出发了。七天。七天后回来，日子还是这样。三个老人，两个小老人。但她觉得，这一次出门，她能把心放下来一点。哪怕只放下来七天。

她站起来，去收拾行李。老周跟过来，说：“你带那条红围巾吧，拍照好看。”她说：“好。”

她把红围巾塞进箱子，拉上拉链。箱子很小，但她觉得够用了。她回头看老周，老周站在门口，还是那样弓着背，但眼睛在笑。

她走过去，说：“走吧，吃饭。”

两人坐在客厅里，桌上只有两碗面。没有老人的声音，房间安静得有点陌生。老周吃了一口，说：“这面，好像比平时好吃。”

苏惠芳说：“你饿了。”

她吃了一口，也觉得好吃。

窗外，邻居家的灯亮了。她听到楼上传来钢琴声，断断续续。她想，这栋楼里，住的老人越来越多了。但今晚，她不想想这些。她只想吃完面，早点睡。明天要赶飞机。

睡前，她给养老院护工又发了一条信息：阿婆怕冷，被子盖好。护工回：放心。

她躺下来。老周已经打呼了。她听着呼噜声，没有像平时那样嫌吵。她闭上眼，心想，明天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会是云南的天。

她睡着了。这十一年来，第一次没在凌晨两点四十分醒来。

本文为虚构故事，人物、情节和场景均为艺术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请勿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