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医生强迫我做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这让我多年不敢再寻求医疗帮助。

我的心理治疗师对我忍无可忍了。我知道；她也知道。几个月来，我们的治疗毫无进展。

“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她说。“你的孩子两年来都没让你睡个好觉，你妈妈快不行了，还有全球大流行病。对自己宽容一点吧。”

是时候服用抗抑郁药了——这药我在35年人生中至少回避了15年。

带着新下的决心——要照顾好自己，而不是只照顾两个小孩和丈夫——我预约了我的家庭医生。J医生从我小学时起就是我的家庭医生。他照顾过我的父母、祖父母、姑姑叔叔、兄弟姐妹。所以当他走进我坐着的诊室时，我松了一口气。当时我头发油腻、眼袋深重。J医生了解我。J医生会帮助我。

我一辈子都是个胖子。我出生时超过10磅，还晚了两周——她总是带着会意的神情、夸张地翻着白眼，跟其他女人说“巨大的会阴切开术”。我从未摆脱胖女孩的身份。我12岁和22岁时都参加过 Weight Watchers 的减肥课程；我多次体重起起伏伏，一次增减60到70磅；我逼自己塞进那件婚纱，以免“后悔”我的婚礼照片。

但此刻，我坐在J医生的诊室里，我的肥胖已经是我最不重要的问题了。

“怎么了，萨拉？”他问。

“我在接受心理治疗，”我说。“我的老二每天晚上都醒，整夜整夜地，一闹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样已经两年了。”

“老二出生的时候那叫一个来势汹汹，”他点着头说。

“而且没人帮我，”我说。

J医生再次点头。“你妈妈……”他说，他知道她的病情有多严重。

“她时日不多了，”我说。我这人就是没法不说实话。别人一说到她的癌症就绕弯子，搞得好像她是个战士，就该打败那个敌人似的——可那个敌人，连全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都打不败。可我亲眼看着我妈受的那些罪。要是她能行，她肯定日夜守在那儿帮我带老二。

“我的心理治疗师想让我服用SSRI。我已经两年没睡过一个好觉了，赶上全球疫情，我还得带两个小娃，还得眼睁睁看着我妈一次又一次地做治疗，受那些本不必受的罪，可我们心里都清楚，她这病治不好了。抗抑郁药我一直拖着不想吃，但现在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可以啊，”J医生说。“没问题。”

“谢谢你，”我长舒了一口气。我弯腰去拿我的外套和包。我感到如释重负。

“但我们得让你上秤，”J医生说。

“什么？”我问。我发际线那儿直冒汗。

“护士之前没有记录你的体重，”他说。“我需要写下来。你能站到秤上吗？”

“哦，”我说。“我跟她说了，我今天真不用称体重。我现在脑子里烦心事已经够多了。”我笑了一下——就算在跟权威对着干，“乖女孩综合征”还是冒出来了。但我挺为自己之前下决心拒绝那些对心理健康不好的事而骄傲的，这本来就是我来看医生的原因。

“不，你需要，”J医生说道。“上去吧。”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不，”我说。“我不想称。”

“我不在乎，”他说。“上去。我需要记录下来。”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其实都还是十五岁的愤怒少年，从来没真正长大过？因为当我真的双手叉腰跟他说“是吗，谁说的？”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的。我。”他说。

“我上次记录的体重是多少？”我问道。

他翻了翻我的档案：275磅。

“现在也差不多，”我说。“我一直都知道自己胖，大夫。你也知道。但如果你需要我的体重来算药量什么的，我跟之前基本一样。”

“上去，”他说着，用文件夹朝那台高高的医用体重秤挥了挥，像赶牲口似的。

当我终于站上体重秤时，秤上的数字果然如我所说的那样。而当我走下体重秤时，我告诉自己，我再也不会踏进J医生的办公室。事实上，在那次就诊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寻求任何形式的医疗护理。

我希望我能说，这是我因肥胖而受到医疗专业人员最糟糕的对待。我希望我能说，与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坐在一起，她只是听你说你不知道如何度过一天而不想死，然后对你的坦白回应却是借你的体重对你颐指气使，这是我作为一个明显肥胖的人在医疗环境中所经历过的最糟糕的经历，但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这次是最离谱的。

不过，多亏了抗抑郁药，我现在状态够稳定了，可以来讲讲这件事。

几年后，我母亲去世了，我的孩子终于能安稳睡觉了，疫情的恐慌也消退了。这些战斗无论结果如何都已解决，我感到宽慰。在经历了如此强烈而漫长的痛苦之后，我如此渴望抓住快乐。

在我第二次怀孕期间，我弯下腰去抱我的幼儿，把他抱起来架在腰侧，听到后背里面有什么东西咔地响了一下。感觉不太好，但我继续日常活动，就像妈妈们经常做的那样。而且由于怀孕、养育幼儿和我母亲的病，我当时根本没有余力去检查。我也知道J医生可能会像过去多次那样，用我的体重来解释我的疼痛。但几年后，那个裂口变成了一个肿块，一天到晚都在疼。现在我的生活有了一点属于我的空间，我想寻求医疗帮助来找出我背痛的根源。

当我预约脊柱专家时，我很害怕。她看到我有多胖时会忽视我的疼痛吗？她会告诉我先回家减肥，然后才考虑给我任何治疗吗？如果我真的减肥了，疼痛会消失吗？从我下脊柱突出的肿块足以说服医生，我值得除了减肥之外的医疗关注吗？

这次预约让我纠结得不行，甚至取消并重新安排了几次。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忍受背痛，而不是去看医生并冒着因为体重秤上的数字而被拒之门外的风险。

我事先了解了医疗人员对胖人的偏见和歧视。带着这些准备，我坐在检查台上，等待脊柱专家进入房间。我已经把要说的话排练好了，准备好为自己辩护，我不会被忽视。进入战斗模式，挺起胸膛，反正也没什么可失去的了。

怀特医生走进来，坐下时向我打招呼。“所以你有下背痛？”她问。

“是的，”我深吸一口气说。“我下背痛很长时间了，但几年前那里有什么东西裂开了，从那以后就更糟了。我知道我是个胖子，过去很多医生都告诉我要先减肥，然后才处理我完全独立的医疗问题，但这个从我下背部突出的巨大肿块绝对与我的体重无关。这里有个肿块是不正常的，我甚至不到40岁。肥胖者得不到充分的医疗护理，因为他们通常被肥胖羞辱，而不是被视为个体患者，但我不会让这种事今天发生在我身上。请像对待瘦人一样对待我的下背痛。”

怀特医生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只是冲我眨了一下眼。她是不是觉得我疯了？一个好斗的女权主义者？一个问题患者？然后她打开手中的文件夹，拿出了几周前我脊柱的核磁共振片子。

“你当然一直在经历疼痛，”怀特医生说。“你的下脊柱有三个椎间盘突出，而且你还有脊柱侧弯。之前有人跟你说过吗？”

我一下子被拉回到初中那会儿，校医往我家捎了张条子，让我父母带我去看家庭医生，检查是否疑似脊柱侧弯。可那位“好心”的老J医生看了看我12岁的脊柱，告诉我妈妈，只要我减肥就能长好；然后就没下文了。后来怀特医生告诉我，我37岁的脊柱还是弯的，弯曲度为11%。

“我很抱歉你一直没有被认真对待，”怀特医生在脊柱检查室里说。“但你的体重跟你确实有医学问题这件事没有关系。”

我脑子有点飘。我在微笑，而且这还真不是因为什么“好女孩综合征”。我被看到了，是真的被看到了。而且我根本不需要费力争取才能被当个人看，也不需要对抗肥胖的污名。

怀特医生为我的脊柱制定了治疗方案。这个治疗仍在进行中。我们尝试一种方法，然后评估其效果，而当我走进她的诊室时，我知道她会把我当个正经病人看待。我知道我的担心会被当回事。我知道我会被倾听。

J医生对我心理健康需求的忽视，导致我一直躲着不去看我该看的病。有好几年，我只是忽略自己的疼痛，因为医生老盯着我的体重说事，那种羞耻感我实在扛不住。但一旦我的抗抑郁药治疗稳定下来，生活中的事情也逐渐平稳，我才看明白，我受到的那些不当对待是我医生的错，不是我的错。

现在，每当我遇到一位新医生，我都会给自己打个气，把跟怀特医生说的那番话准备好。但我也知道，如果我为自己的争取远不止说几句话，才能让他们看到体重之外的我，那我就需要换一位新医生。

本文此前发表于《赫芬顿邮报》，现作为《赫芬顿邮报》个人版“最佳精选”系列的一部分再次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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