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民陪审员的五年：19 岁女孩的诈骗案，让我第一次「顶撞」法官｜故事FM

爱哲按：

提到「陪审员」，很多人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英美法庭上的陪审团。像是轰动一时的「辛普森杀妻案」，最后就是由 12 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作出的无罪裁决。故事FM 也分别采访过在和的故事。

但其实，在中国，也有一个人民陪审员制度。为了保障普通公民参与司法的权利，在法庭上，人民陪审员依法参与审判活动，与法官共同行使审判权。因为享有的法律权利不小，人民陪审员也被称作：「无袍法官。」

今天的讲述者老王，在 2019 年到 2024 年，曾经在上海的一所基层法院担任了 5 年时间的：「人民陪审员」，一共出庭过 46 次庭审。从一个对法学感兴趣的工科生，到真正坐上了审判席，老王才体会到了，法律赋予的纸面权利，落实到真正司法实践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老王：

我们和法官坐在审判席上，位置相对靠前，也高于下面的旁听席和诉讼参与人席位。中间是一张较大的桌子，上面摆着三台电脑。正中间的椅子稍高一些，是法官坐的审判长席位，两侧的椅子是人民陪审员席位，我们就坐在两边。从审判席往下看，是一种俯视的视角，有点像上学时监考老师看着考场里的学生。

■图 / 央视《一线》无袍法官节目中拍摄的法庭现场

从形式上来说，陪审员还是很受尊重的。法官进来会跟你打招呼、握手，说一声：「陪审员老师好」，律师、检察官发言时，也会先说：「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再陈述具体的事情。

报名人民陪审员

我是老王，今年 42 岁，在上海生活和工作。

2009 年国庆假期，我和一位同学去四川旅游。他当时带了一本刘瑜的《民主的细节》，假期结束时，他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看完这本书后，我就对民主法治以及法律相关的知识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四川回上海后，我又陆续读了哈耶克的著作，看了一些经典律政剧。

到了 2015 年，我参加了一些读书会，也因此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一位就在法律行业工作。我们经常聊天，我会向他请教一些法律问题，每一次他都会给我推荐一些相关的书。最初他很好奇，为什么我一个工科生，会对法律这么感兴趣？他以为我只是被律政剧里的剧情和故事所吸引。

但后来，他发现我对法治原理、历史发展等严肃内容更感兴趣，他便向我提起，普通公民也可以申请成为人民陪审员。我当时感到有些意外，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参与方式。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关注人民陪审员制度了。

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 1930 年代革命根据地，为了让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当时的中央苏区，就已经建立了由普通群众与审判人员共同审理案件的制度。 1954 年，人民陪审员制度被写进中国宪法，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同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进一步规定，除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形外，第一审案件原则上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由审判员与人民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人民陪审员履职期间，作为审判庭人员，与审判员有同等权利。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是让普通民众能够参与庭审，从朴素的价值观出发，对案件事实作出独立判断。我觉得，这样的制度确实有其必要性。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条文和相关程序作出判断，职业要求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在法律规定和诉讼程序的框架内作出判断。而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可以从自身的良知出发，结合对公序良俗的理解，对案件作出判断。

我那时关注过一个天津的案件，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在街边摆摊，用气枪打气球。我们小时候也经常见到这样的摊位。但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她摊位上的气枪按照我国法律对枪支的认定标准，被认定为了枪支。这样一来，她持有的多把气枪就涉嫌非法持有枪支罪，而且面临的刑事责任还比较重。我当时觉得，这位大妈挺冤的。

■图 / 新闻报道赵春华一案

我就在想，如果没有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官即便对她有同情，也很难仅凭个人感受作出不同的判断，毕竟审判必须依据法律规定。但普通市民会有不一样的视角，在我们看来，大妈用这些气枪打气球，只是为了谋生，主观上没有什么恶意，也没有造成具体的伤害。既然实际危害有限，是不是可以通过警告，或者向她普及相关法律知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这只是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市民的想法。

当时看这则新闻时，我就想，哎呀，我什么时候也能碰到这样的案子就好了。到时候，我作为一名人民陪审员，也可以参与其中，表达自己的判断。

正好到了 2019 年，上海有一个司法所发布公告，说开始征集人民陪审员，我看到后就报名了。

2015 年之前，人民陪审员的选任主要是单位推荐和个人申请等方式，选任机制在随机性和代表性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在庭审中充分发挥作用，存在「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联合，在全国推行人民陪审员的改革试点。2018 年，结合 3 年的实践经验，第一部专门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单行法律《人民陪审员法》正式颁布。

为了选出熟悉社情民意，能够有效参与司法审判的合格人选，这部法律将人民陪审员的年龄要求从 23 岁提升到了 28 岁，学历要求从大专以上降低到了高中以上，通常会从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 5 倍以上人数作为候选，严格审查后加以任命。另外也有少部分名额是由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了防止人民陪审员进一步职业化，变成「专职陪审员」、「驻庭法官」，削弱陪审制度的有效性，这部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 5 年，一般不得连任。

起初，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待。但几个月后，上海某区司法局联系了我，通知我参加面试。

面试的形式挺有意思，是群面，大概十个人在一个大会议室里一起接受面试。面试官会询问我们的工作情况，确认是否符合基本条件，例如遵纪守法、有正当职业等，也会问我们为什么想成为人民陪审员。

我当时回答说，作为一名普通市民，希望能为法治建设做一些贡献。这个回答可能比较官方，但确实是我当时的想法。

现场我还观察了一下其他人，退休的大爷大妈比较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很少。很多人报名的原因是已经退休了，时间比较充裕，想借这个机会学习一些法律知识。

整个面试还算顺利。没过多久，我就接到通知，入选了上海某区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名单。之后，法院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现场培训，主要讲解相关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如不能随意讨论案情、不能收受他人财物，更不能私下接触案件当事人。此外，还要按时参加庭审，有事则需要提前请假。

培训之后，还要经过区人大常委会的正式任命。任命通过后，我们会拿到任命书和人民陪审员证，凭证就可以进入法院参加庭审了。

■图 / 老王的人民陪审员任命书

整个过程下来，我当时还是挺兴奋的。毕竟，这意味着我终于有机会从一个关注法治的普通市民，真正参与司法实践。

庭审现场的体验

目前，陪审制度主要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通常由多名陪审员组成相对独立的陪审团，负责认定事实、裁决有罪或无罪，职业法官则负责法律适用、审判程序和量刑。两者分工明确，陪审团的独立裁决有助于制约司法权力，但也面临着陪审员缺乏专业训练、判断可能受到情绪和偏见影响的问题。 第二种是大陆法系常见的混合审判制，中国就是这一类。职业法官与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参与案件审理和裁判。法官的专业知识与陪审员的生活经验可以相互补充，但职业法官的专业优势也可能影响陪审员独立表达意见。

我第一次参加庭审时，去得特别早，应该是第一个到场的，比被告和其他当事人来得都早。

我参加的都是三人合议庭，审判长坐在中间，两侧各坐一名人民陪审员，我就坐在其中一侧。每个座位前面都有一台电脑，但很多电脑都不太好用，有些甚至连鼠标和键盘都被收起来了，藏在显示器后面，我通常得自己把它们拽出来。

这些电脑与庭审显示屏是同步的，虽然不能直接操作，但可以通过系统左侧的目录查看案件卷宗、辩护材料，以及原告、被告的基本情况。庭审时，法官手边通常会放着一摞纸质卷宗，但一般不会主动交给我们看。如果我开口询问，法官也会给我，我就可以拿过来翻阅。

■图 / 央视《一线》（无袍法官）节目中，审判席成员正在阅卷

实际参与庭审后，我发现，人民陪审员和我在律政剧里看到的陪审员不太一样。我们不仅可以参与庭审，还可以向诉讼参与人提问，甚至可以向检方提问。

刚开始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敢提问。因为庭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场合，你会担心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否合适，会不会显得太幼稚。我一开始也有这样的顾虑，需要鼓起勇气才能开口。

但后来，我慢慢就放开了。我觉得，既然法律赋予了我提问的权利，只要围绕案件事实，有疑问就可以提出来。我提的问题通常也比较具体，主要针对当事人没有交代清楚的事实细节，进一步追问，帮助自己把事情弄明白。在庭审中，我提过问题，但根据我的观察，其他陪审员似乎很少主动提问。

我跟朋友或者老家的人聊起庭审时，发现他们对法院审判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电视剧里县太爷审案的场景：你说你的理由，他说他的理由，双方争论一番，最后由坐在中间的县太爷作出判断，大概就是这样。

但实际上，法院庭审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程序。原告和被告基本上没有直接对话的机会，双方都是面向法官陈述。整个过程也是按部就班的，先陈述诉讼理由，再进行答辩，接着出示证据、相互质证，最后再作总结陈述。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程序要求，整个过程其实相当严谨，但也比较枯燥。

平时，我们和法官交流的机会并不多。他们通常不会提前很久到场，基本上就像上课一样，时间到了，法官走进来，敲响法槌，然后按照程序推进庭审。程序结束后，他们就离开了。

只有一次，可能是法官来得比较早，也可能是当事人迟到了，我们在那里坐了一会儿，和法官简单聊了几句。当时他提到，法院的工作量很大，案件非常多，而且现在还要节约开支。他举了个例子，说以前法院给当事人寄送判决书之类的文书，通常会用快递，现在为了节省成本，已经改用挂号信了。

至于当事人，如果请了律师，很多事情自然会有专业人士帮忙处理。但对于那些没有请律师的当事人来说，他们在法律常识方面往往还比较欠缺。有时候，庭审中双方容易发生争执，甚至直接吵起来，法官时常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官有时候也挺无奈的。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也心生同情的一次经历，是参加一场刑事案件的庭审。当时，被害人的家属从很远的外地赶到上海，看起来生活条件不太好，穿着也比较朴素。他们显得十分焦急，似乎把这次来上海打官司看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这场官司，他们还专门聘请了律师，花费了几千元。

但实际上，刑事案件通常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被害人家属并不一定需要另外聘请律师。令人没想到的是，庭审当天，他们花钱聘请的律师事务所竟然没有派人到场，显得十分不负责任。

相比之下，被告的辩护律师看起来经验丰富，估计有五十多岁，应该是法院为被告指定的法律援助律师。看到被害人家属的处境后，他还主动为他们提供建议，告诉他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追回已经支付的律师费。

消失的「合议」环节

五年间，我一共参加了 46 次庭审，这些次数都是我自己记录下来的，平均每年不到 10 次。

从案件类型来看，民事诉讼占大多数，主要涉及欠款、债务、破产等问题。其中一些案件专业性较强，涉及财务知识、会计准则等内容，作为人民陪审员，我能够参与判断的空间相对有限。

刑事案件也占了一定比例，包括盗窃、诈骗、交通肇事等，与日常生活的联系相对紧密。行政诉讼是我参与最少的案件类型。

2020 年初，我曾参与一起行政诉讼。原告是一位女性当事人，她的父亲患有基础疾病，用药受到一定限制。由于用药问题，老人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状况，相关情况甚至可能与其死亡存在关联。原告认为，涉事医生在诊疗过程中存在失职，尤其是在涉及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处方时，可能没有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因此，她起诉了上海某区的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追究相关责任并获得赔偿。

原告自己提起了诉讼，被告方参与诉讼的是卫生健康委员会聘请的律师。

2020 年 1 月和 3 月，我先后参加了该案的两次庭审。参与庭审前，我感到很兴奋，因为行政诉讼就是我们常说的「民告官」，有一种要为老百姓做主的感觉。

比较遗憾的是，没有什么老百姓被欺压的情节，就是一个非常技术化的案件，涉及一系列具体且专业的法律与医学问题，包括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的使用与患者死亡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医生的处方权限，以及是否履行了对患者及家属的告知义务等。整个庭审的专业性很强，讨论也相对枯燥。

不过，在庭审现场，原告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她思路清晰，所准备的证据、庭审中的陈述以及对法律条文的引用都十分专业。而且整个过程中，她始终保持着平和的语气，表现得冷静而克制。

遗憾的是，该案后来没有进入合议环节，我也没有机会发表意见。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认为原告的诉讼理由不够充分，判决原告败诉。

按照法律规定，人民陪审员参与的庭审，必须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由人民陪审员和审判长组成的合议庭成员进行「合议」。在「合议」中，审判长先介绍相关法律和证据规则，人民陪审员轮流发表意见后，由审判长最后发表意见，总结合议庭意见，人民陪审员阅读评议笔录，确认无误后签名。

合议庭有三人合议庭和七人合议庭两种形式。一般是由两名人民陪审员和一名职业法官组成的三人合议庭审理，人民陪审员可以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社会影响重大的案件，则由四名人民陪审员和三名法官组成的七人合议庭审理，对于事实认定独立发表意见、参与表决，对法律适用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但不参加表决。像备受关注的重庆姐弟坠亡案和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就是由七人合议庭审理。 所以，按照程序规定，案件经过合议后，才能作出判决，但在 2022 年之前，老王参与的庭审中，却经常被省去了这一环节。

书记员递来一张空白纸

担任人民陪审员三年后，我逐渐发现，在我参与的二三十起案件中，真正经过合议的只有一次。

那次是在一个上午，法院连续审理了三起刑事案件。每审完一起，法官都会把我和另一名人民陪审员叫到法庭旁边的一间小办公室，向我们介绍案件事实和证据，并说明自己的判决意见，询问我们是否有不同看法。我和另一名陪审员当时都表示没有异议。随后，我们回到法庭，法官敲响法槌，当庭宣判，庭审便结束了。

■图 / 央视《一线》（无袍法官）节目中，法官与人民陪审员讨论案件

还有一次的经历令我印象深刻。当时审理的是一起诈骗案，被告涉嫌通过伪造签名等方式实施诈骗。庭审结束后，书记员递给我一张空白纸，要求我签字。

我们刚刚审理完一起涉及伪造签名的案件，庭后却被要求在空白纸上签名，这让我觉得十分讽刺，因此当场拒绝了。然后法官告诉我，如果另行安排合议，我可能需要专门再跑一趟法院。我表示没问题，我愿意多跑一趟。

过了一段时间后，法官打电话通知我到法院参加合议。我再次前往法院，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取了判决意见，核对相关文书后，确认没有异议并签了字，整个过程只用了几分钟。

但是，这次合议也是在我明确提出异议并坚持要求的情况下才实现的。此前参与的其他案件，都没有经过合议。

参加庭审的次数越多，我越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视的问题。暂且不论判决是不是公正，至少程序正义是应该坚守的底线。

于是我就联系了同区的检察院，实名反映这一情况。我整理了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已经公布的相关判决，将其中明确记载我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逐一列出，并附上相应链接，向检察院说明，这些案件在没有经过合议的情况下就已经宣判，我认为其中存在程序问题。

此后，检察院方面给我打来电话，告知相关领导已就此事专门与法院沟通，并推动法院对相关工作进行整改。

当时我还想，我举报了这一问题后，法院是不是不会再邀请我去参加庭审了。但后来的情况证明我这是小人之心了，我还是照常被邀请去陪审。

后面我再参加该法院的庭审时，就都有合议环节了。而且该法院还开发了相应的小程序，方便人民陪审员在线签署合议记录，并与法官进行沟通。我也感到十分欣慰，为程序完善作出了一些小小贡献。

唯一一次与法官产生意见分歧

在合议庭，人民陪审员与审判长地位平等，审判长可以对人民陪审员解释、说明案件涉及的事实认定、相关的法律规定，但不得妨碍人民陪审员的独立判断。陪审员与其他成员意见不一致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意见分歧应当被记入笔录。 但在实际审判中，职业法官与普通陪审员之间，毕竟存在专业知识和经验上的差距。所以面对审判长的权威，陪审员即使有不同看法，很多人也不会表达出来。老王在他 5 年的任期内，参与过的 46 次庭审中，只有一次与审判长的意见产生分歧。

我记得大约是在 2021 年，我参加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庭审，被告是一男一女，女被告人只有 19 岁，年纪很小。两人之前可能存在情侣关系，但在庭审过程中，他们不断相互指责，因此我也无法确定他们之间究竟是情侣关系，还是存在其他利益关联。

被害人是一名在国外留学的学生。按照检察机关的指控，女被告人与被害人互称男女朋友，女被告人通过向被害人发送私密视频等方式，多次向被害人索要礼物和钱款，涉案金额累计几十万。

后来，被害人的父亲向公安机关报案，两名被告因此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案件是否涉及诈骗，我认为相关行为确实存在涉嫌诈骗的可能。但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我与法官存在不同意见。

比如，女被告曾以女友身份，向被害人表示自己喜欢骑摩托车，希望购买一套骑行服，向被害人索要了几千元购买了骑行服；她提出想去东南亚旅游，被害人同样提供了资金，她随后将钱用于旅行，支付机票、酒店等费用；此外，她还提出想创业开一家宠物店，被害人同意出资数十万元，这笔钱后来被用于购买狗粮、价格较高的宠物犬，以及支付店铺租金等经营开支，只是宠物店经营状况不佳，并未获得多少利润。

如果将上述所有款项都认定为诈骗金额，案件就可能达到法律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标准，量刑可能涉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我觉得，有必要对每笔款项的具体用途及性质进行审查，不能仅凭资金往来，就将其全部认定为诈骗金额。

庭审过程中，我询问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声称用于购买摩托车骑行服的款项，是否确实用于购买骑行服？律师确认，骑行服确实买了。用于旅游的款项，是否确实用于旅行？律师也确认，相关资金确实用于支付机票、酒店等费用。

从一个普通市民的朴素观点出发，如果一个人以购买骑行服为由向对方索要钱款，实际上却将这笔钱用于其他用途，那么其中可能存在欺骗行为。但是，如果双方是情侣关系，对方提供了购买骑行服的资金，而这笔钱也确实用于购买骑行服，那么应当如何认定这笔款项属于诈骗金额？这是我当时产生的疑问。

争议更大的是投资宠物店的数十万元。据我在庭审中了解，女被告和这名留学生曾一起回国考察店铺选址，也去过宠物店，甚至见过女方家人。这笔钱也确实是用于店铺装修、租金、狗粮及宠物犬的购置等经营开支。至于店铺亏损，可能是市场环境，或者是经营能力不足的关系，怎么能仅凭亏损，就认定这笔投资是诈骗呢？

庭审中，我就特别想问检察官，他认定诈骗金额的具体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但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检察官表现得特别紧张，甚至有点失态，语气急促地说：「哎，你不能问。」

随后，我向审判长询问，我可以问检察官问题吗？审判长也显得很紧张，说：「不行，你不能问。」我便没有继续追问。

事后我查阅了相关规定，发现自己其实有权向检察官提问，当然，这需要经过审判长的同意。审判长当时没有允许我提问，理由应该是认为我的问题与案件无关。但在我看来，这恰恰是案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庭审临时休息时，被告人的律师可能注意到，我一直在追问相关问题，尤其是我对案件事实和涉案金额的认定存在争议。或许他因此觉得案件还有转机，便向我提供了更多信息。他告诉我，被害人实际上并没有参与其中，主要推动这些事情的，是被害人的父亲。

我问他，为什么不申请被害人作为证人出庭？被害人本人如何看待双方的关系，是否认定彼此是情侣关系，以及他是否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这些问题都需要由他本人来回答。作为案件的关键当事人，他的陈述对于查明案件事实非常重要。

对方最初给出的理由是，被害人在国外，距离太远，出庭不方便。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现在视频通话很方便，法院也具备了相应的信息化技术条件，仅仅因为被害人在国外，就不让他出庭作证，我觉得这个理由并不充分。

■图 / 「云上法庭」互联网开庭 来源：澄迈县人民法院

随后，案件进入合议阶段。这次合议并不是当庭进行的，而是在庭审结束后，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由我、另一名人民陪审员和法官共同合议。

案件中还有另一名男性被告人。根据相关人员的陈述，他在整个案件发展的前期，与被害人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前期是否存在共同策划、实施诈骗的行为，确实值得怀疑，案件涉及诈骗的可能性也比较高。

但在诈骗金额的认定上，我与法官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争议的核心，还是我之前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双方的交往过程中，究竟哪些属于情侣之间正常的情感往来，哪些又应当被认定为诈骗行为所涉及的金额？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应该如何划分？

法官对此作出了一些解释，但在我看来，这些解释都比较表面，没有提出明确的认定标准。我当时直接表示，我不认可他给出的理由。视频会议中，法官的情绪也比较激动，他就去问另一名陪审员的意见，说：「那你觉得呢？」，那个陪审员说：「我同意法官。」

法官随即说，好，那就这样，按照二比一的意见作出决定。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合议过程中与法官产生明显分歧。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人有罪，并按照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标准量刑，基本采纳了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按照这一量刑结果，她很可能要面临十几年的刑期。

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样的刑罚有些过重了，毕竟只是一个 19 岁的女孩。而且，在我看来，案件中关于事实认定和涉案金额的划分，确实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事实判断与法律适用

在陪审员制度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被看作两种不同的判断活动。 法律适用判断的是法律依据、法律概念和法律关系，是高度知识化、专业化的活动。而事实认定判断的是事实是否发生、陈述是否可信、证据是否足够支持作出某种事实判断。 作出事实判断所依赖的，是个人的基础认知能力和社会经验积累，并非法律专业人士所特有。这是陪审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前提，未经专业训练的普通公民，也有能力对案件事实作出合理判断。而陪审员制度的完善，就是通过为普通公民提供制度保障，让他们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从一般社会常识上，补足职业法官的盲区。

我理解，事实认定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被告人是否有罪。但在我参与审判的实践中，我还没有遇到过对犯罪是否成立存在根本性争议的案件，这种情况相对少见。大多数案件的犯罪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争议更多集中在量刑环节，比如涉案金额的认定，以及这些因素应当如何影响最终的量刑。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起刑事案件。当时，我对其中一些被告人抱有很强的同情。按照案件涉及的犯罪行为来看，这起案件可能属于电信诈骗或贷款诈骗，涉案人员将近 20 人。庭审时，被告人站了两三排，由于每名被告人都有辩护律师，律师席也站了两排人，其中大部分应该是法律援助律师或由法院指派的律师。

■图 / 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对一宗涉恶案件进行公开宣判 来源：平安东莞

但我发现，这些律师在庭审中的参与程度似乎比较有限。十几名律师提出的辩护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被告人认罪认罚、家中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本人是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等，希望法院能够从轻处罚。

有些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也就二十岁左右，刚刚步入社会，出来找一份工作，负责打电话推销产品，结果却成了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他们可能并没有挣到多少钱，一个月收入也就三四千元，还以为自己从事的是一份普通的工作。

但从现有证据和检察官提供的材料来看，我无法认定他是无罪的。案件中确实存在被害人，被害人也遭受了实际的经济损失，因此，犯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至于量刑，人民陪审员实际上很难直接发挥作用。你不能仅仅因为同情被告人，就要求法官从轻判决。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陪审员，更多的是出于对被告人处境的理解，给予一些同情。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昆山龙哥案」案件中，刘海龙因与一名骑电瓶车的中年男子发生冲突，持刀攻击对方，过程中刀掉落在地。对方捡起刀进行反击，最终刘海龙伤重身亡。

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之一，就是当事人的行为究竟属于正当防卫，还是故意伤害？从法律和专业判断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作出结论，法官在认定时也会面临很大的压力。比如，他在捡起刀之后再次发起攻击，这一行为究竟应当如何定性，是否就构成故意伤害，都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境作出判断。

对于普通市民来说，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专业层面的顾虑，可以更多地依据自己的生活常识和对案件的理解作出判断。如果我认为这是正当防卫，并且陪审员在合议时也普遍支持这一观点，那么即便法官从专业法律判断的角度认为可能构成故意伤害，陪审员的意见也能够对案件的最终认定产生重要影响。

我认为，在这类案件中，人民陪审员其实是能够发挥相当大作用的。

■图 / 2018 年央视报道「昆山砍人案」撤案决定

可控范围内的话语权

回顾自己参与的庭审经历，我认为，人民陪审员对司法活动的参与程度总体上并不高。在我参加过的所有庭审中，我很少见到其他陪审员提问。

有一次情况比较特殊，我遇到了一位并非人民陪审员的陪审员，而是法院的专职陪审员。开庭前等待的时候，我和他聊了几句，问他是不是人民陪审员。他告诉我，自己不是，而是法院的专职陪审员，在法院里还有专门的办公室。

据他介绍，在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之前，一些法院设有专职陪审员。那时可能不太容易临时召集陪审员，因此便有专人常驻法院，随时参与案件审理。这些人可能是退休人员，平时就在法院工作，遇到有案件需要陪审员参与时，法院就会打电话通知他们到庭。

除了这次交流，我几乎没有与其他陪审员有过沟通。通常，大家到场后庭审很快就会开始，结束后便各自离开。从我的观察来看，大多数陪审员在庭审中都比较沉默。我也见过一些相对年轻或处于中年的陪审员，会翻阅卷宗、查看与庭审相关的材料，但大多数陪审员似乎很少使用面前的电脑设备。

早期，庭审系统还能够正常使用，我可以通过鼠标调取相关材料。但到了我担任陪审员的最后两三年，设备几乎完全无法正常操作。有时电脑无法启动，即使能够开机，鼠标也无法使用，只能观看同步显示的庭审画面。我不确定这究竟是偶然现象，还是这些设备恰好在那个时候陆续到了质保期，反正那段时间，设备都开始出现问题，变得不好用了。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案件材料，通常只能主动向审判长提出申请借阅纸质卷宗。但纸质卷宗往往只有一份，审判长自己也需要在庭审过程中查阅，因此即使拿到手，也可能只能短暂翻看一会儿，随后就需要归还。

印象中，只有极少数情况下，审判长会专门为我和另一位陪审员各准备一份卷宗，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自 2018 年《人民陪审员法》颁布以来，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每年都会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加强人民陪审员的岗前培训，为人民陪审员提供履职保障，监督法律权利的落实。推动司法实践从「有陪审员」到陪审员能「实质参审」，从法律赋予权利到有能力实现权利之间的转变。 虽然制度层面一直在持续加强建设，但老王觉得，想要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还是得重视人民陪审员在法庭上的话语权建设。

在国外的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团成员通常由普通公民组成，不包含职业法官。而在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中，合议庭内有一名审判长，由其主持审判和合议过程。即使法律规定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但从心理和专业层面来看，审判长仍然具有一定的权威，这种权威难免会对陪审员的意见和合议庭的判断产生显著影响。

从法官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也未必希望陪审员过多地参与庭审。一方面，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可能不够专业，未必有助于查明案情；另一方面，陪审员参与过多，也可能延长庭审时间，增加审判工作的复杂程度。

基层法官通常面临较大的工作量，还要在法定审限内完成审理和裁判，承受着不小的工作压力。从个人角度而言，我能够理解他们所面临的处境，但在程序正义的问题上，我认为不能因此作出让步。

法官他们可能也担心，如果陪审员介入过多，案件的审理过程就会变得难以控制，自己可能要在事后投入更多精力，撰写更多材料。

对法官而言，他们希望整个审判过程始终处于可控范围之内：需要陪审员发挥作用时，希望他们积极参与；而当他希望加快审判进程、不需要陪审员过多介入时，又希望他们保持沉默，不要提出过多意见。

但如果希望普通市民真正从自身的立场出发，在审判中发挥作用，就不能对他们施加过多主观干预，而应该把他们相应的权利和裁决权限充分释放出来。

如果陪审员始终处于一种可以被控制、被拿捏的状态，无法独立地按照自己的判断参与审判，那么即使制度设计得再好，在实际运行中也很难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参与的四十多起案件中，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证人出庭的情况。即便案件中有证人，通常也只是提供书面证词，而且有时连书面证词，陪审员都无法看到。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参与的案件还不够多，也许一些更复杂的案件可能会涉及证人出庭。

五年时间里，我参与了四十多起案件，这个数量并不算少，却没有一次遇到证人出庭，证人出庭的比例之低，也让我感到意外。现实中，我也没有经历过类似国外庭审中由控辩双方分别向证人提问、进行交叉询问的情形。

■图 / 电视剧《底线》中的庭审画面

除了证人出庭的问题，还有一个值得讨论的区别：在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中，陪审员通常不直接向证人提问。那么，在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中，究竟应不应该允许陪审员提问？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陪审员毕竟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如果缺乏必要的引导，提问可能不够准确，甚至偏离案件事实，与庭审的核心内容关联不大，从而影响审判效率。那是否应该对陪审员进行一定的培训，指导他们如何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如果培训过多、专业化程度过高，陪审员也可能逐渐以法律专业人士的思维方式看待案件，反而偏离了引入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的初衷。

在现在审判任务繁重、案件数量庞大的现实背景下，如果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培训、指导陪审员，这样做是否具有足够的价值？能否切实提高审判的公正性？这些问题都值得通过进一步的调研来回答。

同时，我们也必须考虑司法效率的问题，当事人需要及时获得公正的裁决，如果为了追求程序上的完善而耗费过多时间，导致正义迟迟不能实现，那么这种迟来的正义，是否也会因此打折扣？我认为，这同样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2024 年，老王结束了这段人民陪审员的经历，心中仍有些意犹未尽。虽然在庭审中，老王遇到了很多与他想象不符的现实，但他一直保持着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

我平时其实不太会主动跟别人提起自己是人民陪审员。但有时候需要请假，我就得告诉单位自己要去参加案件审理。这时，周围的人往往会感到好奇，因为在他们看来，去法庭参与审判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

另外，他们也会好奇，做人民陪审员有没有报酬。我告诉他们说，我每参加一次庭审会收到 100 元的补贴，甚至不够我打车去法院的车费。不过我能完整地履职，还是得感谢单位对我的支持，如果每次请假去参加庭审都很困难的话，那确实难以坚持。

我的五年任期结束后，我就在想，自己还能为法治建设做些什么。我重新拾起了法考，2025 年，我终于通过了考试，希望将来有机会从其他层面继续为法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其实我报名人民陪审员，最初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参与到司法实践中。我觉得，这个社会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律和法治所赋予的，但这种自由并不会凭空而来，而是需要每一位公民身体力行，真正参与到法治建设的过程中。

参考资料：

【1】《一线》 20180701 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无袍法官」

https://tv.cctv.com/2018/07/01/VIDEOsGV2f65q2G2g9oruPGD180701.shtml

【2】人民司法红色根脉寻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504321.html?utm_source

【3】最高法拟授权 50 个法院开展陪审员制改革试点

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142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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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来源：《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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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者｜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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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任新月

文案整理|任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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