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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把车停在二叔家院门口,看见他正蹲在地上修那把掉了腿的竹椅,手上全是黑胶布缠的印子。
他抬头看我,愣了一下,说你咋来了,县里不忙啊。
我说不忙,顺路。
他说你等等,我锅里还炖着萝卜,你吃了再走。
我说好。
姑妈是三天前来的。提了一箱牛奶,一兜苹果,还有两条烟。站在我家门口,头发烫得跟钢丝球似的,穿了一件大红羽绒服,老远就喊我小名。我站在门口没动。她走过来,把东西往我怀里塞,说这些年姑妈不对,姑妈糊涂,你别跟你姑妈一般见识。
我没接。
东西掉在地上,苹果滚了一地。
我说姑妈,你回去吧。
她脸一下就白了。站了大概有十秒钟,嘴张了两次,没说出话。转身走的时候,高跟鞋踩碎了一个苹果,汁水溅到我裤脚上。
我关了门,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了车钥匙,出了门。
为什么去二叔家,我也说不清。就是觉得得去一趟。
小时候我不懂姑妈为什么不来我家。
过年,我爸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姑妈家拜年。后座上绑两箱东西,一箱是我妈蒸的馒头,一箱是集上买的便宜水果。到门口,姑妈开门,眼睛先看那两箱东西,再看看我爸穿的旧棉袄,脸就拉下来了。说家里没人,要去婆家那边。我爸说那放下东西就走。姑妈说不用放,放不下。
我爸把东西又绑回自行车后座。
我坐在前杠上,一路没说话。我爸也没说话。骑到村口那个坡,他下车推,推了两步,突然说了句,你姑妈就那个脾气。我不知道他是在跟我解释,还是在跟他自己解释。
后来就不去了。
我妈说,人家嫌咱穷,咱别上赶着。
我爸闷头抽烟,抽完一根说,那是你姐。
我妈说,姐个屁。
那几年我家确实穷。三间瓦房,漏雨。我爸在窑厂搬砖,我妈给人缝裤边,一条五毛钱。我上初中的学费,是二叔给了一半。
二叔跟我家隔了两条巷子。他在镇上给人修自行车,门口支一个铁架子,上面挂满内胎和链条。他也没钱,但他每个月都来我家一趟,骑一辆二八大杠,车把上挂一兜菜,有时候是萝卜白菜,有时候是豆腐和肉皮。进了门就喊,嫂子,做饭了没,我带了菜。
我妈说,又拿你的菜。
他说,我一个人吃不完,搁着也是坏。
我爸留他喝酒,两个人坐小桌边,一碟花生米,半瓶散酒。二叔话少,我爸话也少。俩人有时候就闷着喝,喝完二叔起身就走,说一句,走了啊。
我爸说,慢点。
就这些。
有一年冬天我交不上学费,我爸去姑妈家借钱。骑了二十里地,回来的时候脸冻得通红,手里空着。我妈问,没借?
我爸说,她说她家也紧。
我妈没吭声。过了几天二叔来了,进门把一卷钱往桌上一放,说孩子上学要紧。我爸说哪来的。二叔说修车攒的,你甭管。后来我才知道,那钱是他把家里唯一一头猪卖了,又跟隔壁老赵借了三百。
那头猪他养了一年多。
我考上大学那年,二叔来送了一双鞋。皮鞋,黑面,鞋底硬得跟砖头似的。他说镇上供销社处理的,便宜。我穿上走了两步,脚后跟磨得生疼。二叔说,新鞋都这样,穿穿就好了。
后来我穿那双鞋去了学校,脚后跟贴了半个月创可贴。
再后来我考公,考了两年没考上。第三年考上了。分到乡镇,一干就是七年。从科员到副科,再到正科,后来调整到县里。去年,我当上了副县长。
县里公示那天,我手机响了。姑妈的号码。我盯了屏幕五秒钟,没接。她又打,我又没接。然后她发了一条短信,说小峰啊,姑妈看见公示了,姑妈替你高兴,改天来家里吃饭。
我没回。
第二天我妈打电话来,说你姑妈来了,拿了一兜鸡蛋,说想你了。我说知道了。我妈说你理不理她?我说再说吧。
然后她就直接上门了。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一幕。
为什么不去姑妈家吃那顿饭?不是记仇。我说不清。就觉得她提来的那箱牛奶,跟我爸当年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的那两箱东西,是一回事。
一个道理。东西本身不值钱,值是看从谁手里递到谁手里。
二叔家还是老院子。院墙是红砖砌的,顶上压着水泥板,长了草。堂屋门开着,里面电视开着,在放戏曲频道。
我坐下,二婶给我倒水。杯子是那种老式玻璃杯,杯壁上印着红双喜。二婶说,你现在忙得很吧。我说还行。她说你叔老念叨你,说小峰干县长了,那得多累。我说不是县长,副县长。二婶说那不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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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叔从院里进来,洗手。肥皂是那种黄条子的,搁在窗台上。他边洗手边说,你刚才来的时候看见村口那桥没有?我说看见。他说上个月有个收破烂的三轮翻下去了,摔得满脸血。我说这桥得修。二叔说,说是要修,一直没动静。
他坐我对面,摸出烟来,软红梅。递给我一根,我说不抽。他自己点上,抽了一口,说你今天咋有空来了。
我没提姑妈的事。
我说路过。
他说那你吃了饭再走,萝卜炖好了。
我去厨房看了看。灶台上搁着一口黑铁锅,锅里萝卜炖粉条,粉条是红薯粉,宽的那种,汤咕嘟咕嘟冒泡。旁边案板上放着一块豆腐,用纱布盖着。二婶在切葱,刀在案板上当当当响。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这儿吃饭。二叔给我夹粉条,说多吃点,长个儿。粉条吸了酱油,黑亮黑亮的,我扒拉了两碗。
饭桌上二叔问我工作怎么样。我说忙,天天开会。他说开会好,开会不累。我说累。他说那你别干了。我笑。他也笑。
他没提姑妈。一个字都没提。
吃完饭,二叔从屋里拿了一袋子东西出来。花生,自家炒的。说拿回去吃。我说不要。他说拿着。我接过来,沉甸甸的,大概有五六斤。
我往车里放的时候,二叔站在院门口,手揣在袖筒里。说,有空就回来,没空就不回,别耽误工作。
我说知道了。
车开出去,从后视镜里看他。他还站在那儿,矮矮的,灰扑扑的。院墙上的草被风吹得歪来歪去。
我开了大概一公里,停在路边。坐了一会儿。
我想起我当上副县长的第二个月,有个老板托人找我吃饭,说他在镇上有块地,想调规。我说不吃饭。后来他找了个中间人,是我初中同学。同学说,人家就想认识认识你。我说不认识。
不是我清高。是我在乡镇那七年,见过太多人递烟递酒递笑脸。你坐的位置,跟你兜里的钱,永远是两码事。你穷的时候,没人拿正眼看你;你手里有点权了,所有人都热络起来。你要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迟早出事。
姑妈是哪个,我心里清楚。
二叔是哪个,我也清楚。
但你要问我,姑妈当年不搭理我家,是不是错了?我也不好说。她那时候家里也不宽裕,姑父在砖厂,三个孩子要养。人穷的时候,亲兄弟都顾不上,你指望她顾你?
我后来翻过我爸留下的一个旧本子。上面记着账。某年某月某日,借二弟三百。某年某月某日,借二弟五十。下面画一道杠。再某年某月某日,还二弟一百。底下写,二弟不收。
姑妈那一栏是空的。一笔都没有。
不是姑妈没借过。是压根没往那个方向想。
所以你说姑妈势利,是。但势利这个东西,它不是天生的。是穷日子教出来的。你有了权,她提着东西上门,脸上讪讪的,说话小心翼翼的,你看着解气,但细想也可怜。她那一辈子,活的就是个人情账本,谁家有用,记一笔;谁家没用,划掉。到老了,发现记错了,来补,补得又笨又难看。
二叔呢,他从来没记过账。
他借出去的钱,从没想过要回来。他送来的肉皮和粉条,也没想着让我还。他就是觉得,你是我哥的孩子,我该来。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为什么开车去二叔家?
因为我得把那个东西放对地方。
姑妈的东西,我扔了。不是东西有错,是她拿那个东西来换一个东西,我换不起。二叔的东西我收了,因为他给的那个东西,叫情分。情分不用还,但不能断。
天擦黑的时候我到家,媳妇问我哪去了。我说去二叔家了。她看了看我手里的花生,说二叔还好吧。我说好。
她没再问。
晚上我坐书房里,扒拉着那袋花生。有瘪的,有空壳的,没挑干净。我剥了一颗,有点糊,炒过了。搁嘴里嚼了嚼。
我想起一件事。我上大学走的那天,二叔来送我。在村口等车,他塞给我二十块钱,皱巴巴的。说路上买水喝。我说不要。他说拿着。车来了,我上车,从窗户回头看,他站在路边冲我摆手。车走远了,他还站在那儿。
那天太阳挺大的,他穿了一件白背心,后背湿了一片。
我剥第二颗花生。媳妇推门进来,说还不睡。我说就睡。
她说,你那个姑妈,我听说后来又去你妈那儿了。我说嗯。她说你妈让她进去了。
我说随她吧。
我嚼着花生,脑子里就一个想法。我当这个副县长,要是哪天我不在这个位置上了,姑妈还会来吗?二叔还来不来?
二叔肯定会来。他可能会问,你最近闲了吧?那多来家里坐坐,我给你炖萝卜。
姑妈来不来,我不知道。
我也不太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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