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前让镜头进家门，霍姆斯为何总说自己“一直很真实”？

被判欺诈罪的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在入狱前几周，把纪录片团队请进了家门。这部名为《You Can See Everything》的片子由内森·菲尔德（Nathan Fielder）和兰斯·奥本海姆（Lance Oppenheim）执导，镜头里除了霍姆斯，还有她的伴侣比利·埃文斯（Billy Evans）和两个年幼的孩子。

埃文斯给出的理由是：让人们尽可能多地进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是让人看清她是谁的最好方式。拍摄期间，两人还在推进“Theranos 2.0”。

但片子本身在追问一件事：霍姆斯呈现的是真实的自己，还是一个被制造出来的人设。菲尔德在一场气氛紧张的对话里替观众发问，问她是否在“来真的”。霍姆斯的回答是：“我一直都很真实。”

这个问题不只属于霍姆斯。它触及纪录片拍摄的核心——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那种暧昧的关系。叙事控制权往往是一场拉锯，双方想从成片里得到的东西并不一样。

于是问题回到霍姆斯身上：在进监狱前几天，她为什么愿意接受一个摄制组的审视？

有一类人和霍姆斯想法相同，认为纪录片能帮自己在公开声名扫地之后重建声誉。安东尼·韦纳（Anthony Weiner）因在推特发布自己裆部隆起的照片而从国会辞职，后来试图以纽约市长竞选完成职业复出，他允许摄像机跟拍整个过程。但他藏起来的事更多：更多性丑闻曝光后，这场竞选从公开救赎的故事变成了充满暗示的羞辱，而摄像机一直在转。韦纳是拍摄对象失去叙事控制权的典型例子。

韦纳或许想要一个讨喜的呈现，但他本该知道，拍摄者永远有自己的议程。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在《记者与谋杀者》一书里谈过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关系：采访对象会把作者当成宽容、全盘接受、全盘原谅的母亲，期待书由这位母亲来写；而书实际上是由严格、洞察一切、不宽恕的父亲写成的。纪录片导演大概也一样。

杰基·西格尔与戴维·西格尔（Jackie and David Siegel）曾允许劳伦·格林菲尔德（Lauren Greenfield）拍摄他们在佛罗里达建造现代版凡尔赛宫的过程。导演不是来给他们做免费公关的，格林菲尔德在《凡尔赛女王》里关心的是极端财富的腐蚀性。西格尔夫妇同意被拍，是因为他们为自己的成功感到骄傲。2008年金融危机后他们的梦想崩塌，这部片子也从仙境般的宏大叙事，变成了关于傲慢与越界的故事。戴维后来以诽谤起诉格林菲尔德，没有成功。但他从一开始就该明白：故事也许是他的，片子从来不是。

几年后，格林菲尔德拍了《造王者》，主角是菲律宾前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Imelda Marcos）和她让家族重返权力中心的尝试。格林菲尔德说，从片子一开始，就存在一场关于谁在讲故事的权力斗争。马科斯以丈夫残暴统治时期的奢靡生活闻名，她懂得形象的力量。在一间儿童癌症病房里，她当众给孩子们发钱，做出一场公开的同情表演。她在片中说：“感知是真实的，而真相不是。”

还有人同意参与项目，是相信自己能拿到剪辑控制权。伊迪·阿明（Idi Amin）曾给巴贝特·施罗德（Barbet Schroeder）前所未有的拍摄权限，因为导演基本上承诺过两人会一起完成这部片子。但阿明对《阿明将军：自画像》并不满意，要求剪掉部分素材，并在乌干达围捕了100多名法国居民作为人质，直到他的要求被满足。施罗德同意了。想要最终剪辑权，最好有阿明那样的狠劲。

纪录片常常讲的是过去，但电影史上一些最令人难忘的瞬间，拍的是人们在当下施暴，而且完全清楚自己正在被拍。弗雷德里克·怀斯曼（Frederick Wiseman）那些冷峻的片子记录了精神病院里的虐待（《提提卡失序记事》）和警察暴力（《法律与秩序》）。为什么人们会在镜头前做出不可言说的事？怀斯曼对采访者说，人们基本上就是照常做自己的事，摄像机的存在对他们的行为没有多大影响，如果有的话。

但摄像机确实影响了约书亚·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杀戮演绎》里的拍摄对象，这大概是电影史上道德上最复杂的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关系。印尼大屠杀的行凶者兴高采烈地重演自己的罪行，用好莱坞电影的风格重现暴力记忆。他们不声称自己无辜，同意被拍是因为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骄傲。他们确实想让我们看到一切。

主动把自己置于审视之下的人里，最耐人寻味的或许是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亚历克斯·吉布尼（Alex Gibney）拍他的纪录片，原本被预期是一部吹捧之作。阿姆斯特朗使用兴奋剂的全部程度被揭开后，吉布尼的片子改了方向，不再讲一个自行车手的胜利，而讲一个欺骗了所有人、包括导演本人的操纵大师。在《阿姆斯特朗的谎言》里，阿姆斯特朗承认，为了让谎言继续，他“准备好说任何话”。

有些人只是傲慢到以为自己能带着谎言蒙混过关。另一些人则对自己那套扭曲的现实投入太深，拒绝一个摄制组就像承认自己在欺骗。于是他们欢迎摄像机，造成的伤害往往比干脆退出公众视野更大。但与阿姆斯特朗不同，霍姆斯仍然坚称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她在《You Can See Everything》里说：“我没有什么可隐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