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公益｜3亿人的养老之战：AI狂飙时代，戴军、张越、曹翠芬戳破了哪些隐秘痛点？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东方资色）

张越（主持人、媒体人）

“老觉得AI的发展不那么理直气壮，唯一在养老领域，拜托AI，理直气壮地快速发展吧！”

曹翠芬（著名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

“面对照护，我更接受机器人，我希望它能发展到只有它和我知道，它不会往外说。”

戴军（歌手、主持人、演员）

“岁月可以拿走速度，但拿不走的是我对下一颗球的期待。”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技术只是在照护这座冰山的水面之上做文章，而水面之下的部分几乎原封未动。”

汤拥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科技不是弥补遗憾，而是在人仍然有所作为的时候能够把事情做得最好。”

董晨宇（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技术决定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技术像米，我们要有米下锅，但是人决定吃什么饭。”

詹青云（辩手）

“这不是完美的爱，但这是更可持续的爱。”

庞颖（咨询公司合伙人、辩手）

“照护本身就是陪伴，爱不是工业生产，不能跳过繁琐的过程直接拿结果。”

北京郎园Vintage，秋雨打湿了虞社演艺空间的屋顶。一场由贝壳公益主办的“新世界，老朋友”AI时代银龄生活观察主题沙龙，就在这淅沥雨声中如期开场。

著名表演艺术家曹翠芬、主持人张越、歌手兼主持人戴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董晨宇及辩手詹青云、庞颖—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代际的8位嘉宾同台而坐，围绕AI浪潮下的老去图景展开讨论。

曹翠芬说，她想要的机器人不是端茶倒水，而是替她守住隐私与尊严；戴军说，AI画工虽完美但缺乏鲜活的生命力；胡泳则用日本的教训提醒我们：技术最密集的地方，未必是照护负担最沉重的地方。

所有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科技，究竟会让养老更体面，还是让爱更遥远？

张越对话曹翠芬：我想要一个替我守护隐私的机器人

在与主持人张越的对谈中，82岁的曹翠芬坐在舞台中央，身姿挺拔，语速从容。这位演过《大红灯笼高高挂》二姨太、《知否》盛老太太的“国民祖母”，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位丁克老人，与老伴—演员谭天谦，相携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谭天谦四十多岁起心脏病缠身，事业戛然而止；曹翠芬则一直拍到八十多岁，直到近两年才渐渐推掉长周期的戏约。

“我72岁就住进了养老院，到现在快十年了。”她平静地说，养老院有餐厅、有保洁、有管家，她可以放心出去拍戏。但老伴近年身体又一次衰退后，她开始把重心往回收。

当被问到AI机器人养老最期待什么时，曹翠芬的回答出乎所有人意料，不是端茶倒水，不是聊天陪伴，而是隐私和尊严。

“到了我不能自理的那一步，洗澡、起夜，我更愿意让机器人来帮我。”她语气笃定，“让一个护工来，你的一切都在她眼里，我从心里不接受。机器人不会往外说，只有它和我知道。”

这个回答像一颗石头投入水面，泛起层层涟漪。主持人张越，61岁，自嘲已入“初老”，立刻接住了话头说，这正是新一代老人与上一代的本质区别。父辈从苦难中走来，养老需求停留在“有人赡养、有人照料”的层面；而受过高等教育、有完整职业履历、经济独立的新一代老人，孤独感未必是核心痛点，隐私与尊严才是最后一道防线。

曹翠芬的选择并非孤例。沙龙上，张越分享了一个更具冲击力的故事：一位75岁的女策展人，被称作“华人策展人之母”，家中先后有四位亲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她亲自照料了十年。如今发现自己也出现了早期症状，她选择了一种“极端”的应对方式，把毕生的论文、展览方案、演讲录音全部喂给AI，训练出一个“思维和她一模一样”的数字分身。记不住的事，AI替她记；讲稿忘了，AI帮她准备；日程排乱了，AI替她梳理。

“她和她的AI分身共生了。”张越说。

“AI分身共生”这个词听起来像科幻小说，但它正在变成现实。当一个人的记忆开始消散时，用自己的一生数据训练出的AI，是否能成为一种“数字永生”？当身体逐渐失去控制时，机器人是否能成为尊严的最后守护者？

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已经摆在了3.2亿中国老年人面前。

翻红的戴军：AI造不出“活人感”

如果说曹翠芬代表了高龄老人面对科技的审慎与尊严诉求，那么戴军则提供了另一幅“初老”样本—活力、爱玩、跟得上时代，却比年轻人更清楚什么东西是技术替代不了的。

这位上世纪90年代凭《阿莲》走红的歌手，在《超级访问》结束十年后，意外迎来了人生第二次“翻红”。他做客papi酱的节目时聊起早年主持东方卫视跨年晚会的名场面：零点切到寒山寺撞钟画面时，钟声音频信号没传过来，他情急之下即兴对着话筒配了四声“DuangDuang”救场。这段片段被网友剪到短视频平台后迅速发酵，大家考古出这段古早直播趣事，封他为“远古剪彩大神”、“pa男郎”。老搭档李静调侃他“咸鱼翻身”，他因此又有了一个新的外号叫“戴鱼”。

翻红之后，他和李静重做了一档访谈节目《静请期戴》，把过去的老朋友们一个个找回来，看看大家都变了没有。结论是，庾澄庆还是二十年前那个回答“路上遇到粉丝打招呼会礼貌点头”的庾澄庆，孙浩还是那个感性的孙浩—拿到最佳男配角奖杯的那一刻，他哭了。“时间那么有力量，但是没有让他们变得圆滑。”戴军说。

他也看AI短剧、听AI歌曲，但有一条线划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位主持人用AI查来的“资料”采访他，说他当年和演员黄磊在上海租房、相依为命。“完全是造谣。我当场告诉他，快把那个App卸载了。”

比假消息更让他在意的是技术对“活人感”的消解。他直截了当地说，AI不能代替人活。AI短剧的画工、建模、风格都可以很完美，但完美得像玻璃，没有瑕疵，也没有生命。看多了、听多了，大家反而更加渴望看到真实的人。那些翻红的“老朋友们”为什么能重新吸引年轻人？不是因为他们完美，而是因为他们“真实，有活人感”。

戴军用一个比喻定义了自己的状态—旧窗边盛水的玻璃杯，不耀眼，但夜里能装得下月亮。他自称“三无人员”：无上进心、无外债、无子女。人生就像一场排球赛，前半场努力垫球不让球砸在眼前，后半场依然全力奔跑，“岁月已经把速度从我身上拿走了，但拿不走的，是我对下一颗球的期待。”

面对老去，戴军选择的态度是“疯玩”。他去阿尔卑斯山徒步，为了减轻负重，一个半月减重12斤；他打排球，和00后混在一起打。他讲起80岁的母亲，每天和老姐妹喝下午茶、看古偶剧，被叫“奶奶”还会生气，让人家叫“钟老师”。他说，“活一辈子都要活得精彩体面，这种感觉是最舒服的。”

他的故事像是对科技养老命题的另一种回答：老去不一定是衰退的叙事，也可以是“翻红”的故事；技术可以提供无数种效率和便利，但“活人感”，即那些不完美的、有温度的、活生生的人，始终是算法复刻不出来的稀缺品。

照护冰山论：科技能做的，也许只是水面上的十分之一

胡泳给这场科技狂欢浇了一盆冷水。

他援引了《MIT科技评论》一篇关于日本老年照护自动化实验的深度调查。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深的国家之一，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30%。二十多年来，日本政府和企业投入巨资研发养老机器人，仅2018年政府研发资金就超过3亿美元。但结果如何？人类学家詹姆斯·赖特的结论写在他的书名里—《机器人救不了日本》 。

赖特曾在东京一家大型公立养护老人院全职工作数月，亲身体验了三种最具代表性的机器人：帮助老人移乘的Hug、陪伴娱乐的人形机器人Pepper、毛茸茸的机器海豹Paro。

现实远比演示视频骨感：

Hug移乘机器人，为了把老人从床上搬到轮椅上，护理人员要反复调试、开关、清洁、收纳，花的时间远超直接人工抱扶，挤占了原本可以用来与老人互动的时间；

Pepper带领老人做操，由于程序单一、声音尖锐、缺乏现场感，护工必须全程站在旁边模仿它的动作来鼓励老人，反而变成了机器人的“助教”；

机器海豹Paro最受欢迎，但一位失智老人不断试图剥掉它的合成毛皮，另一位老人则对它产生强烈依恋，没有它在身边就拒绝吃饭睡觉，工作人员反而增加了新的监护工作。

胡泳由此提出了“照护冰山”理论：技术擅长的是水面之上那部分，监测、提醒、信息处理、部分体力劳动、环境控制、标准化娱乐活动，以及有限的情绪陪伴。这些都是任务型照护，可以被标准化、量化、分解为“输入-输出”关系。

而水面之下，才是照护真正沉重的部分：持续的陪伴、情感的回应、信任关系的建立、情境性的判断、伦理抉择与责任承担，以及维护一个人的尊严。

“越是可标准化、可量化、可分解为任务的部分，越容易吸引技术投入；越是耗费时间、依赖关系、情境与身体在场的部分，越难被技术吸收。”胡泳的判断冷峻而精准，技术最密集的地方，未必是照护负担最沉重的地方。

他的核心观点是，不要把一个制度性问题重新定义为技术能力问题，真正决定照护质量的，是护理员的薪酬与尊严、家庭照护者的支持体系、长期照护基础设施的建设。再精巧的跌倒监测系统，如果背后没有足够的、训练有素的、愿意留下来的护理人员及时响应警报，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辩论赛直击痛点：科技养老，让爱更近or更远？

当天最激烈的环节，是一场围绕“科技养老，让爱更近还是更远”的辩论赛。

正方由汤拥华与詹青云组成，逻辑很现实：科技不是要取代爱，而是把照护中消耗爱的那部分体力劳动接过来，把时间和心力还给人。

詹青云引用一项针对美国431名65岁以上配偶照护者的研究指出，照护任务与角色超负荷同负面的关系质量显著相关，长期、重度的照护压力不仅不必然滋养爱，反而可能消耗爱、磨损爱。

“您方认为人只要有了时间、有了陪伴、有了过程就会产生爱，这是对养老一个温情脉脉的幻想。”她的辩词锋利：真实世界里，对重度失能老人的陪伴照护，不仅会产生爱，还会产生无力、痛苦、厌倦甚至怨恨。

正方的底层逻辑是：对低龄老人，科技赋能延长自主生活时间，让其更久保持“全人”状态；对高龄失能老人，科技减负把人力从体力消耗中解放出来，留给真正需要人的情感劳动。

反方由董晨宇与庞颖出战，反击同样有力：科技便利不等于爱。手机让生活便利，你不会觉得手机公司爱你；机器人帮你洗澡，你也不会因此感受到更多亲情。

庞颖的反问戳中隐痛：为什么提到陪伴父母就说“忙”？热恋时再忙也能见缝插针打电话，因为跟对方在一起让你开心、让你被理解。为什么对父母就做不到？

董晨宇的结辩把问题推向更深层：我们真的能用“科技养老，让爱更近”这样的乌托邦幻想麻醉自己吗？值得期待的未来，不是AI帮我们做一切事情的未来，而是父母能放心说一句“我需要你”，而我们能底气十足地回答“我在呢”的未来。

辩论最终以正方微弱优势获胜。但正如主持人所说，辩题并无真正输赢，它让所有人看见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贝壳公益八年一线实践：新世界里的老朋友

科技养老的答案，或许不在辩论场的正反方里，而在贝壳公益八年社区助老的一线经验里。

贝壳集团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贾生平在致辞中讲了两个真实案例。

上海一位80岁独居老人在浴室滑倒，手受伤、腿无法动弹，危急时刻拉下了“独居守护计划”安装的拉绳报警器，平台立刻向其子谢先生发出预警电话和短信，谢先生赶回家将母亲送医；北京北新桥，七旬洪阿姨独自在厨房摔倒，按下智能报警器，平台第一时间响应，子女迅速赶到。

两个故事的结尾高度相似：智能设备确实立了功，但真正让老人转危为安的，是识别出独居风险的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安装设备的志愿者和及时赶到的家人。

“设备被触发的瞬间，是科技在呼救；人赶到的时刻，才是守护在抵达。”贾生平的这句话，几乎可以被刻进所有智慧养老项目的入口处。

从2018年至今，贝壳公益的助老项目沿两条线索延伸：一是需求识别不断深入，从“我来教您用手机”跨越数字鸿沟，到“我来教您防跌倒”健康科普，再到“稳当当计划”楼道适老化改造，以及引入毫米波智能设备的“独居守护计划”；二是资源持续聚合，把贝壳的门店网络、经纪人志愿者、整装业务能力，与上下游供应商的技术和产品链接起来。

截至目前，手机课已覆盖142个城市、开展13万节课程、服务180万人次；防跌倒课堂累计9954节、覆盖21万人次；独居守护计划仅北京、天津、上海三地就安装3500余台设备，提供7×24小时监测。

数字背后是具体的人。

活动当天发布的《新世界，老朋友—AI时代银龄生活观察》报告中，68岁的梁秀珍在手机班里学会AI特效，让老照片“动起来”，感觉又做回了一次18岁的自己，之后还报名做了银发志愿者去教别的老人；79岁的王轮退休前是教师，如今用废弃挂历和硬纸壳自制教具，教比自己年纪更大的老人用手机，91岁的学生在他指导下第一次完成了手机支付；81岁的白云阿姨一年跑了54次医院，靠AI整理病历、预约挂号、提前准备给医生的“采访提纲”，组建了属于自己的AI会诊团队，坚持不依赖别人，独立完成自己的事情。

这些故事的共同点是，科技不是终点，而是赋能人的工具，赋予老人更多自主权和尊严感，也赋予照护者更多时间和心力。

同日，贝壳公益面向全国经纪人伙伴与社区友邻发出“友邻有伴”倡议，号召邻里之间通过日常互助，让人情温暖与科技同行，让社区重新成为“远亲不如近邻”的地方。从沙龙到别册再到倡议，贝壳公益希望把过去8年通过社区助老公益项目在一线看见的银龄真实处境带回公共视野，让更多人关注社区助老议题。

也许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科技还是人”，而是在这个科技狂飙的新世界里，我们是否愿意为那些终将老去的“老朋友”，多留一些人文的缓冲、制度的托底，以及被看见的温度。

因为在新世界面前，我们终究都会成为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