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原故事‖铮铮铁骨"一门炮"——贾陶将军的一生（一）

来自：《铁岭文史资料》第七辑

贾陶将军

他的戎马一生几乎是陪伴着火炮度过的。他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炮兵科，是东北军军官中较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先锋战士之一。在外敌入侵、民族危难的时刻，他怀着一颗爱国卫民、抗日复土的赤胆忠心，奋然冲杀在抗日斗争的第一线，表现出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和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并在复杂的民族斗争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斗争中渐而认清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反动，主动接近中国共产党，坚定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后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为促进东北军放弃内战、逼蒋抗日，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直至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和高等军事院校、炮兵研究院的领导职务，他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我军炮兵的创建和发展，为培养我军炮兵指挥人才和炮兵科学技术的发展，贡献了全部力量。他就是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的贾陶同志。

一

贾陶，原名国辅，字揆一，1909年5月28日生于辽宁省开原县城(今开原市老城镇)一个农民家庭。

贾陶少年好学，有报国之志。在开原小学毕业后，又入奉天(今沈阳)中学。当时正值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横行东北，肆意欺凌家乡父老，掠夺东北资源的罪恶行径，更使他怒不可遏，于是毅然投笔从戎，于1927年8月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炮兵科，决心拿起枪杆子保卫自己的家乡。

1928年12月，他以优异成绩在东北讲武堂毕业，历任东北军模范队山炮连、曲射炮连上尉连副、少校连长，其任务是协助学兵进行实兵指挥演习等。他在旧军队中洁身自爱，未染上任何恶习，同时开始接受进步思想。1929年他任东北军模范队连长时，连里的上士刘伯刚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每天都向刘伯刚学习日语，同时从刘伯刚那里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还应刘伯刚的要求，他保释了一位被捕的共产党员，这是他同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开始。

在此期间，他还兼任东北迫击炮厂研究委员会委员。他勤于思索，肯于钻研，尤其对迫击炮学有浓厚的兴趣。曾参考外军资料，结合本军的实际，编写出版了《迫击炮操典及迫击炮射击教范》。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9月21日，张学良为蒋介石所诱，率10多万大军入关武装调停，先后占领天津、北平等地。不久，中原大战结束。天津遂成为河北省府、天津市府和东北军第2军军部所在地，也是东北军入关后的根据地。于是，张学良委任张学铭出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上任后，立即将号称东北军“四大金刚”的孙铭久、贾陶、解方、黄冠南调入天津市公安局，整治社会治安。是时，天津计设有英、法、德、意、日等8国的租界，各国在租界内均有军队驻扎权，美国虽无租界，但有驻军权。中国军队只能驻扎在离外国驻军地点10公里以外的地区，天津华界只有保安总队和警察维持治安。贾陶到天津后，先任市公安局四乡督察处长，此职权力不小，但整天需要应酬，陷于吃喝玩之中，年仅23岁的贾陶不愿大好青春浪费在无为的虚度上，因此他请求调离。此时的张学铭正想整训保安总队，遂任命贾陶等“四大金刚”担任天津保安总队中校教官，主持整顿事宜。贾陶等人到任后，立即裁汰了一些兵痞、不法分子和年老体弱者，另从东北军各部队乃至原大帅府卫队中抽调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保安总队骨干，又重新招募一批身强力壮的青年编入保安总队，按近代军队训练方法进行严格整训。还从东北军借来4挺重机枪，补充了枪支弹药，加强了火力，使保安总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1931年5月，保安总队整训结束，下辖3个大队共有3000余人，贾陶被任命为保安总第2大队中校大队长。“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这支重新整编的保安总队便在平息日本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中大显身手!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贾陶的同学赵龙韬路经天津来看他，赵向贾陶介绍了沈阳沦陷的情况，贾陶闻之拍案而起，他决心百倍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回击日本侵略军的各种挑衅活动。1931年11月2日，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潜来天津，密谋挟持清废帝溥仪，出关担任傀儡政权头目。为了把水搅混，掩护这一罪恶行动，土肥原同天津日本驻屯军合谋，以金钱为诱饵，操纵汉奸便衣队在天津制造暴乱。企图乘乱挟走溥仪，并配合日本关东军攻取辽西，完成对东北的占领，进而为侵占华北打开通路。天津"一一·八”暴乱事件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没有躲过保安总队的眼睛，在贾陶、解方等军官的百倍警惕下，保安总队的军警们早已枕戈待旦，随时准备听令出击。1931年11月8日，恰逢张学良三弟张学曾在天津英租界举行婚礼，日军便选择这天发动暴乱。但是，贾陶、解方等保安总队负责人早有察觉，所以没有参加张学曾的婚礼，他们一方面上报河北省主席兼东北军第2军军长王树常，建议采取紧急措施预作平暴准备，同时故意向日租界提出照会，要求引渡便衣队头目李际春、张璧等人。以此先发制人，“打草惊蛇”，打乱日本人的暴乱计划，从而便于我军集中兵力粉碎暴乱。另一方面，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张学铭突然于11月8日17时宣布戒严，断绝交通。此举实出日军意料之外，打乱了日军企图把大部分便衣队事先潜入市区里应外合的部署。

1931年11月8日22点30分，天津日军驱动便衣队1000余人由日租界冲出至华界，袭击公安局，企图在得手后占领省府、市府和军部，并乘乱挟持溥仪出天津。孙铭久、贾陶、解方等人分别率领保安队进行有效地抵抗，终将敌打退。一举平息了日军一手制造的天津“一一·八”暴乱。此后到11月29日，日军和便衣队又先后发动6次进攻，均被我保安队军警粉碎。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关里遇到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制止了“九·一八”事变在华北的重演。

贾陶在天津期间，经常与进步人士接触。他的好友孙东垣生活无着，孙的一家三口人就由他出资养活。孙东垣当时是中共外围组织成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贾陶还为中共地下党员佟英翘提供一切生活费用。当时，贾陶和夫人阎闾新婚不久，他的工资收入本来不多，又分出一部分接济友人，生活十分窘迫。阎闾后来回忆说:“为此，我这个老婆他也养不起，只好回娘家长期住。”①贾陶经常与孙东垣、佟英翘等人促膝谈心，逐渐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思想进步也比较快。贾陶还曾在天津会晤了著名爱国人士苗勃然(后为中共地下党员)。这次会面为他后来寻找和参加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

1934年，贾陶准备报考陆军大学，以便提高军事指挥能力，将来到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是年冬，他到南京参加陆军大学招生考试，考试成绩全部甲级，理应录取。但在体检时，当局以血压高为由借故不予录取。其实，河北省只分到一个名额，陆军大学又是为国民党军队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当局对贾陶思想左倾和坚决要求抗日的立场早有所闻，自然放心不下，于是录取了一个他们认为“合格”的军官。1935年春，贾陶由南京回来，正值蒋介石政府大唱“中日亲善”，“中日两国有提携之必要”。6月，《何梅协定》签字。蒋介石下令东北军撤离河北省和平、津两市，河北省政府被迫从天津迁到保定。贾陶愤慨不已，遂辞职去武汉，投奔解方。

①阎闾回忆，未刊稿。

解方当时主持东北军第51军驻武汉办事处。该办事处设在金城大楼上，只有解方一个人，贾陶就住在办事处。贾陶想入东北军作战部队觅职，未果。后由东北同乡、国民党武汉行营机要组副组长兼第一科科长陈旭东(铁岭人)举荐入武汉行营任中校参谋。

在武汉，贾陶经常和要求抗日、思想激进的青年军官如孙铭久、解方等人交谈，他们还接触了一些参加过与红军作战的东北军军官，深感东北军要抗日救亡、打回老家去，只有停止内战，和红军联合起来才是唯一出路。此间，解方曾作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的代表，利用向张学良汇报的机会，明确反映了他们的这一想法。张学良对解方说:“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会有办法的!”①解方把张学良的意图告诉了贾陶，他们对张寄予了希望，盼望他早日结束“剿共”，率东北军抗日。不久，蒋介石下令设立西北“剿匪”总部，驻地西安，任命张学良为代理总司令，指挥东北军和西北军“围剿”红军。贾陶也随之移驻西安，任西北“剿总”第二科中校参谋。

1935年底，解方受于学忠委派去两广考察民团，路经西安时去看望贾陶，二人谈论中认为张学良离开武汉之前所作的诺言，并未兑现，反而继续执行蒋介石驱使东北军打内战的旨意，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感到失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学习了中共中央发表的《八一宣言》和“停止内战，打回老家去”的一系列抗日主张，越发拥护和向往共产党。于是，贾陶提出寻找中共地下党的想法，并说:“真巧，我们过去在天

①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159页。

津时谈过话的苗勃然同志已经来到西安了，我们找他谈谈吧!”①贾陶和解方在西安东关一位姓张的军官家里见到了苗勃然。

苗勃然是张学良的好友，又是张学良机要参谋孙铭久(1936年9月改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的同乡好友和亲属。苗勃然在来西安之前，已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西安开展东北军党的地下工作(后受任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苗向贾陶、解方宣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指出: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要抗日就不能打内战，就必须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卖国政策。他还指出，东北青年特别是东北的青年军官应该迅速觉悟，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担负起抗日复土的重担。推动张学良觉悟过来最好，不然的话就联合有抗日主张的人，联合红军坚决走抗日救亡的道路!苗勃然的这番话，恰恰说到了两位爱国军官的心里去了。贾陶、解方当即向苗勃然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决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而战!

此后，贾陶和解方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利用公开身份掩护苗勃然等中共地下党员开展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保证了苗勃然等人的生命安全。他们还遵照党的指示，分头串连一些有抗日愿望的东北军军官，采取公开和秘密方式进行各种活动，宣传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出路、才能打回老家去的正确主张，通过各种形式启发官

①解方:《西安事变前后张学良将军的政治思想变化》，《西安事变资料》第2辑，第161-162页。

兵的怀乡思亲之情。贾陶在宣传鼓动过程中，常常慷慨陈词，犹如一门填满抗日复仇火药的“迫击炮”，颇有鼓动性，引起东北军官兵的注意，收效甚大。他在东北军青年军官中以思想激进、力主抗日著称。

张学良在陕北“围剿”红军，一开始就被红军歼灭了近3个师，给张以沉重的打击。而蒋介石却乘机撤销了被消灭的东北军部队番号，不许重建部队，还减发了军饷，张学良对蒋消除异已、削弱东北军的手段感到寒心和不满。特别是东北军官兵普遍厌倦内战，要求抗日复土的强烈愿望，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主张，都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936年4月，张学良最后决定同共产党合作，在延安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正式谈判，达成东北军和红军互不侵犯的协议。之后，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在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力主联合抗日。这就基本上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争取东北军共同抗日的工作。早在1936年初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同年4、5月间，又成立了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以团结改造东北军、壮大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投身抗日为宗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张学良在西安以南的长安县王曲镇开办军官训练团，培养抗日力量，以改造东北军。军训团首先开办的是干部连，作为训练团的骨干，带动全团。贾陶和解方、万毅、栗又文等人参加了干部连受训。干部连学员全部是张学良亲自挑选的，条件很严，即忠于张学良的，坚决抗日，廉洁奉公，无不良恶习的。全连共120人，于1936年6月15日开学。

此前的1936年4月，苗勃然会见了贾陶、解方，通知二人已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三人又一同到西安东大街一家旅馆，会见了中共东北军工委负责人刘澜波，研究了党组织在王曲军训团干部连开展工作的问题。遵照中共东北军工委的指示，刘澜波和贾陶、解方等人利用受训机会广交朋友，采取个别谈心，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来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主张。贾陶被认为是军训团表现最积极，也是最突出的一个。一天晚上，张学良到干部连听取学员们的意见，贾陶和其他学员慷慨陈词，一致主张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吁请张学良率领东北军开赴抗日前线。会场一时口号震天，群情激愤。张学良激动地流下了热泪，他说:“我一定领大家走上抗日大道，披甲还乡!”

王曲军训团为争取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培养了大批骨干，对改造东北军和西北军起了关键性作用。贾陶在干部连受训一个月，毕业后即于1936年12月被任命为张学良的直属特务团(又称卫队团)中校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驻地西安。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张学良除开办王曲军训团外，还决定成立一个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吸收主张联共抗日、对张忠实的人参加，作为准备抗日复土的核心。1936年9月中旬，抗日同志会在西安张公馆会客厅正式成立，张学良自任会长，所有入会人员必须经张亲自批准。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多加入几个同志。首批会员只有13人，其中包括刘澜波、贾陶、解方、苗勃然、刘鼎、宋黎等中共地下党员。在此期间，贾陶和党内同志以及东北籍爱国民主人士一道在东北军上、下层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争取东北军停止内战，走联共抗日之路以及西安事变的发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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