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岁那年，我替母亲给阿尔·帕西诺写了一封信

母亲在露台上踱步，把那一周的"危机"大声讲了出来。她确信，自己的一位同事是中情局特工，被派来监视她。

我跟在她身后一起走，想用三年级课堂上发生的事把她的注意力引开。几次都没成功，我便去信箱取当月的《读者文摘》。八岁的我正迷恋英语这门语言，翻开杂志，找到那个叫"扩充词汇量有回报"的栏目，里面列着十个不常用的词。第三条让我愣住了——sesquipedalianism。读完释义我笑了：明明可以用小词，偏要用大词。

没等我反应过来，母亲已经站在我身后，嘴里照例叼着烟。她盯着那个又长又绕的词，满意地点了点头。

"阿尔·帕西诺会懂这个词，"她说，"我们该给阿尔·帕西诺写封信。他能把这事止住。记得用上那个词，塞斯……奎什么的那个。"

"你觉得阿尔·帕西诺会知道 sesquipedalianism？"

"毫无疑问！他是艺术家。信里用上这个词，他就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我去拿本子。"

我跑回房间。母亲从她的"暴走"里走出来，从来都是件大事，接下来几分钟很关键，决定她这一天剩下的时间怎么过。我抓了一把平时总削得尖尖的2号铅笔。

起初，母亲只是让我给她寄给名人的信做校对，那些信请他们介入一场针对她的、庞大且不断扩张的阴谋。我们写给尼尔·阿姆斯特朗、沃尔特·克朗凯特、肖恩·康纳利，还有许多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后来，我对她信件的修改多到她干脆决定：她口述想法，由我来写信。

我回到餐桌旁时，她已坐在早餐角，双手死死扣住桌沿，指节都发白了。我在她对面坐下。

"说吧。"我说。

她深吸一口烟。低头看见本子，看见我那支削得锃亮的2号铅笔悬在上面，她的眼睛眯成一条缝，琢磨着该怎么描述加在她身上的种种不公。这种时候，我就安静地等，有时几秒，有时十五分钟，直到堤坝决口。某一刻，词句和念头会以汹涌的水流从她嘴里倾泻而出，有时互相矛盾、彼此碰撞，反而让她讲得更急。

讲完，她的眼神先是发直，然后重新聚焦。"你觉得我们拿到了吗？"她问。

"我觉得拿到了。"

她深吸一口烟，把烟摁灭。"我得去躺一会儿。写好了叫我。"

她说话时，我从不真的记笔记，只是在纸上涂涂画画。我早就明白，母亲的意思从不在字面里，而在字与字之间，在语气里，在停顿里，在她声音的起落里。纷乱狂野的念头像龙卷风里的物件一样从我身边飞过。

她说话时，那一堆词永远不成句。可当我停下来，把这团乱麻落成文字，一个零碎的事实会跳出来，立刻牵出另一个，连成一条我此前没察觉的线。她讲的时候像收音机的杂音，只有把它译到纸上，我才听懂她的偏执。在她脑海那场龙卷风的中央，藏着一种冷静得诡异的条理——我只能靠听、靠写，一路写到它的中心。

信写完，我喊她。她从卧室出来，一屁股坐到那几张仿皮座椅上，看着我手里的纸，神情既着迷又怀疑。然后我念出声：

"亲爱的教父帕西诺先生。只有您能帮我！这是联邦层面的事。他们密谋对付我。我是一个带着三个小孩的单身母亲。没有人站在我这边。那个父亲（妈妈的乖儿子）什么都不做。请动用您的关系。我求您了。我想要的不过是所有人想要的，被放过，得安宁。"

署名处写着"你会知道的"。附言是："您非常英俊！（眨眼，眨眼）"

剥去她声音里那股狂乱，她的恳求竟有几分道理。她总在抱怨美国邮政署的同事"管她的闲事"，抱怨主管无视她的投诉。我加上下划线、大写和感叹号，因为从以往的信里我知道，她特别喜欢它们在纸上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这些的？"她问。

"你刚告诉我的。"

她拿起那张黄色信纸，像捧着基甸会圣经一样。我隐约觉得，母亲要等我写下来，才真正明白自己在想什么。信被念回给她时，事情的严重程度会让她自己都敬畏。那一刻，我们之间有了最深的连接——也许是我一生中唯一真正的连接。她盯着那封信，惊讶于自己的痛苦竟能被写得让人看懂。

"你懂！"她说。

"抓住要害的话，其实不复杂。"

她朝我抬了抬烟，算是敬礼，又捏了捏我的手——这个动作让我吃了一惊。她不是爱拥抱的人，虽然偶尔会戳我和弟弟们的牛仔裤，嘴里来一句"小心点"。我们进任何狭长走廊前都格外留神，确认她不在另一头。

"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她说，"我想不出阿尔·帕西诺有什么理由不掺和进来。得尽快把信送到他手上！"

"你觉得他能帮上忙？"

她笑我问得傻。"哦，阿尔·帕西诺要是想帮，他就能帮，你信我。政府不怕小人物，不怕你我这样的人，他们往小人物身上撒尿。可要是教父开口，他们会听。"

我把椅子拖到放扫帚拖把的壁橱前，站上去够最上层那摞电话簿，翻到P那一栏。一长串帕西诺：A. 帕西诺、阿尔贝托·帕西诺、阿尔伯特·帕西诺。我随手挑了一个。

我在信封上写"阿尔·帕西诺先生"时，她说："不。写'Señor Al Pacino'，N上面加个小波浪。"

"为什么？"

"他是意大利人。"

她在信纸底部写上"私人机密"，加了三个感叹号，又圈了两圈。信封上她从不写寄件地址——"为了安全"。邻居博顿菲尔德太太正在浇草坪，母亲常威胁要杀了她，说她监视自己。看见母亲，她吓得僵住。可母亲心情大好，竟高声喊了句"下午好，贝弗莉！"还朝这位宿敌挥了手。博顿菲尔德太太警惕地挥了挥，慢慢退进屋，隔着纱门盯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远。

我们走到三条街外的邮筒。母亲相信用"匿名邮筒"更安全。

信投进去后，母亲说："阿尔·帕西诺收到信会炸的。要天下大乱了。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砸中了自己。走，吃冰淇淋去。"

"去Thrifty？"我兴奋地说，指的是附近那家药店，可以试吃好几种口味再挑。

"当然！这事别跟你弟弟们提。他们不会像你这样懂。就我们俩知道。"

"好。"

又一天，又一个秘密。

替母亲写信，是我唯一觉得我们处在同一个现实层面的时刻。我在她疯狂的泡泡里，但我的本子、我的文字，替我挡住了被吞没。我在意她，却从远处看着，正是这段距离让她信任我，哪怕只有几分钟——信任这东西，她没法长久地给任何人。当我开始以她的视角写信，她说的每句话都变得完全说得通，也让我为她经历的一切难过。

母亲总让我觉得堂吉诃德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你把风车看成要毁灭你的巨人，挺起长矛冲上去就是求生，不是荒唐。换个合适的角度看，一切都说得通。

我一直是个安静的孩子，喜欢待在房间边缘，或在派对上钻到桌子底下听大人说话。可坐在早餐角母亲对面，我第一次明白自己到底是什么：一个译者。我的天赋是听人说话，听懂他们说了什么，以及他们真正想说什么。就是那一刻，我找到了自己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