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官员嘴上说着爱国，可进了医院，一个个的反倒是非进口药不用

一个高举平等、宣称要消灭阶级的国家，如果连生病时要进哪扇门，都要看一个人的身份，那么它所承诺的平等，究竟还剩下多少？

同样是生病，有人得为挂号、药品发愁，有人却能得到更好的医疗保障，普通人和干部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苏联干部的特权，并不是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才出现的，它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最初几年，就已经露出了苗头。

1917年，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人民委员、高级职员和官员薪金的决定，对人民委员的月薪设置上限，并提出削减过高的薪金和养老金。

当时国家刚刚经历革命，物资紧张，政府也在强调限制高薪，约束公职人员的待遇。

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曾在一次人民委员会议上因饥饿而晕倒，他负责粮食工作，手中掌握着大量粮食的调拨事务，却没有因此让自己过上宽裕的日子。

得知他的情况后，列宁提出为身体虚弱、工作繁重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设立“疗养食堂”，让他们能吃上必要的饭菜。

国家机关承担着繁重的工作，工作人员身体状况不佳，需要适当照顾，可问题是，后来情况变了，这种照顾却没有随着最初的困难一起消失。

随着经济逐步恢复，特殊食堂开始从解决温饱的办法，变成干部获取食品和生活物资的特殊渠道。

原本是为了让身体虚弱的工作人员吃上一口饭，后来却逐渐与干部身份和职务级别挂上了钩。

普通人要为每天吃什么发愁，一些干部却可以通过专门渠道获得更好的食品，这种差别，已经不只是饭桌上的一点照顾了。

到了斯大林时期，干部的特殊待遇进一步增加，中央机关的一些干部，除了正常工资，还能领取额外补助，享受特殊商品供应、专门医疗和免费疗养等福利。

其中有一种被称为“钱袋”的额外补助制度，部分负责干部领取的这类款项，可以达到工资的一至两倍。

生活物资方面也有专门安排，克里姆林宫设有供中央干部购买商品的特殊商店，通过这些特殊渠道，部分干部及其家庭能够买到普通渠道中不容易获得的商品。

这样一来，干部与普通人的差距，就不能只看一个月拿多少工资。

普通人领到工资，还得考虑能不能买到需要的东西；一些干部除了工资和补助，还能通过职务获得更好的食品、商品和生活保障，职务越高，能够接触到的特殊资源往往也越多。

工资上的差别还只是一个方面，更明显的区别，后来出现在医疗上。

在苏联，看病能不能得到好的治疗，不光要看病情，还要看你能进哪一家医院，普通居民大多去社区诊所和公立医院，党政高层和部分特定群体则有另外的医疗渠道。

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专门负责高级干部的医疗保障，相关机构常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医院”。

两套医疗系统同时存在，普通人排队看病、等着检查，高级干部却能通过专门渠道获得更好的医疗条件。

普通居民的就医条件并不像宣传中那么好，社区诊所承担着大多数人的日常诊疗，但不少地方设备陈旧，药品也经常供应不足。

有些患者要等很久才能做检查或接受手术，部分医疗机构甚至存在重复使用针具、手套和导管的情况。

农村医院的条件更加困难，有关苏联医疗条件的调查显示，当时只有约35%的农村医院有热水，27%的医院没有污水处理系统，17%的医院连自来水都没有。

这些数字来自特定时期的调查，不能代表所有农村医院，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国家实行免费医疗，并不等于每个人都能在条件合格的医院里看病。

苏联医疗体系的研究曾估计，全国只有约50台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按人口计算，不到美国相应水平的2%。

有些医院并不缺医生和病床，却缺少先进检查设备及配套耗材，患者挂上号之后，还要面对检查能不能安排、药品能不能找到等问题。

高级干部的情况不同，叶利钦在回忆苏联时期的干部待遇时，提到过专门的医院、疗养院，以及从国外进口的先进医疗设备，这些机构并不面向普通居民开放，而是服务于特定群体。

普通人看病要依靠日常的公共医疗网络，高级干部则有更稳定的渠道，可以接触到设备更好的医院和部分进口药物。

普通患者即使有钱，也未必能及时买到所需药品，有时只能等医院进货，或者接受现有的治疗方案。

高级干部通过专门的医疗机构，获得进口药和其他医疗资源的机会更多。

两者的区别，不只是用药档次不同，更在于遇到疾病时，谁有更多选择，谁又只能接受眼前能够提供的治疗。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特权逐渐稳定下来，专门医疗保障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964年，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此后苏联干部队伍逐渐稳定下来，对许多干部来说，职位不只是工作，也关系到住房、汽车、商品供应和医疗保障，级别不同，能享受的待遇也不同。

斯大林时期，党政干部已经拥有一些特殊待遇，只是政治运动频繁，高层人事变动也很大。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领导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待就是多年，人不怎么变，围绕职位形成的待遇也就跟着保留下来。

一些高级干部住着专门安排的住宅和别墅，出门有配备司机的汽车，还能到普通人难以进入的商店购买商品。

看病也是如此，普通居民通常要去公共医院排队，高级干部则有专门的医疗机构。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都能享受这些待遇，住房、医疗和商品供应也要看职务和级别，但对身处高位的人来说，这些安排已经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究竟有多少人属于这一群体，并没有统一的数字，有资料估计，特权阶层约有50万至70万人，如果算上家属，可能达到300万人；也有研究给出了不同估算。

特殊待遇已经延伸到不少干部家庭的生活中，并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临时照顾。

不过享受特殊待遇，也不是就说每名干部都过着奢侈的生活。

比如在2004年，俄罗斯媒体采访了一些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老干部，其中一位叫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后来担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接受采访时，索洛缅采夫已经91岁。他和孙子、孙媳及重孙女住在一套五居室住房里，靠退休金生活。

过去使用的国有别墅和汽车已经被收回，存款也在经济改革过程中消耗殆尽，家里还留着5000册藏书。

谈起看病，他说自己仍然享受公费医疗，但好药还得自己花钱买，不久前，他刚用5200卢布购买了一批进口药。

一个曾经担任高职的老干部，到了晚年，也要考虑买药的开销，但他仍然享有公费医疗，有条件购买进口药。

相比之下，普通患者在当时还可能遇到药品短缺、设备陈旧等问题，两者的差别，并不会因为某位老干部生活节俭就消失。

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在于不是哪名干部花钱多不多，而是这些待遇为什么会长期跟着职位走。

一个人住什么样的房子、能买到哪些商品、可以去哪里看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在干部队伍中的级别。

只要这种安排还在，个人是否节俭，就无法改变不同身份之间的待遇差距，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长期留任，使这种关系更加稳固。

普通医院需要补充药品、更新设备、改善就医条件，特殊医疗渠道却涉及另一套资源分配方式。

要改善公共医疗，就得解决钱、药品和设备不足的问题；要缩小不同身份之间的差距，还要触及已经延续多年的干部待遇。

对改革来说，难处不只是增加几张病床，还包括怎样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

这些差别，普通人在看病时就能感受到，排了很久的队，想买的药却没有；等了许久才做上检查，设备还不够齐全。

与此同时，人们又听说，某些专门医院有更好的设备和药品，遇到这样的情况，难免会问：既然医疗被视为面向所有人的公共保障，为什么不同身份的人，得到的条件却不一样？

苏联后来的解体，不能把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结为干部特权。

但对一个普通患者来说，自己遇到的缺药和排队，如果类似的差别长期存在，普通人的困难又迟迟得不到改善，那么有关公平和改革的承诺，就很难让人完全信服。

不换寡而患不均，何处皆然。

【免责声明】：本文创作宗旨是传播正能量，杜绝任何低俗或违规内容。如涉及版权或者人物侵权问题，请私信及时联系我们（评论区有时看不到），我们将第一时间进行处理！如有事件存疑部分，联系后即刻删除或作出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