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讲解 |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视域下的北部边疆

10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讨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隋青，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党委书记丁赛分别致辞，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唐毅主持。研讨会邀请了区内外专家作主旨发言，以下为专家的精彩讲解。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视域下的北部边疆

崔思朋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书写悠久中国历史、共同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融聚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特征，是各民族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中形成紧密民族共同体的真实写照与具体呈现。在此过程中，边疆地区做出的贡献尤为值得关注。特别是以今内蒙古地区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发挥着“核心边疆”的重要作用，是中国辽阔疆域、统一多民族国家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要高度重视对中国北部边疆历史的发掘与研究，阐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贡献。这对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要坚持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的主线”重要精神具有积极的政治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北部边疆是历史时期中国疆域拓展的重要区域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此处所说的“生存空间”也即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疆域”。疆域作为边疆形成的地理基础，若是没有一定空间面积的疆域，边疆也无从谈起。当人类文明发展至更高级阶段尤其是进入国家之后，疆域也随之明确起来并在逐渐向外围地带拓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最终形态，边疆也随之形成。追根溯源地讲，自史前时代开始，中国疆域及边疆便建立在多民族或多族群相互碰撞与交融的基础上。然而，中国的“北面是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向东延伸为外兴安岭，西北为阿尔泰山，西面为帕米尔高原，西南为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面临大海”，这样四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国历史上疆域的拓展、内缩，基本上在这个范围之内”。相比于其他方位的边疆，北部边疆是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波动最为剧烈的区域，对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极为深远。

波动可谓是历史时期中国疆域变迁的基本特征。放眼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疆域均难以做到始终稳定，几乎都经历过伸缩之变”，而历史时期中国疆域的波动更为频繁，“不仅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文明，也因疆域的伸缩，成就了最壮观的历史大戏”。韩茂莉将中国疆域变迁概括为黄河与长江流域两大农耕区的联合、以北方农牧交错带为基点的疆域伸缩、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三个阶段。其中，第二与第三两个阶段中国疆域变迁主要发生在秦汉至清朝的漫长历史阶段，这两个阶段均与北部边疆直接相关。第二个阶段跨越了秦汉至明朝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明显受到北部边疆的影响。到了第三阶段，即清朝时期，中国疆域突破北方农牧交错带大幅度向北及西北地区拓展，奠定了今日中国版图的基础。《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是以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版图作为历史时期中国的范围。

综上可见，北部边疆对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意义重大。一方面，历史时期尤其是秦汉以来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北部边疆的波动性使其成为中原王朝国家治理的重要对象。而且，中原王朝对北部边疆的治理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发展，历史上被称为盛世王朝的秦与西汉、隋唐及清朝等时期，都建立在对北部边疆有效治理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与以往历史时期相比，清代中国疆域更为辽阔且稳定，同清政府积极总结以往中原王朝治理北部边疆的经验教训密不可分，进一步推动了北部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二、北部边疆推动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

农牧族群之间的互动是国家起源的重要条件之一。奥本海（Franz Oppenheimer）认为，农民和牧人之间、劳动者和掠夺者之间、低地和牧场的草原之间的矛盾，是一切历史的推动力，是产生一切国家的原因。夏商周时期中国的疆域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的山西南部及河南西部地区，也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描述的“龙门—碣石”农牧业分界线一带，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起源的人文地理条件。在中国以黄河中游逐渐向四周拓展的过程中，来自边疆地区的非农耕民族是推动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李大龙指出：“边疆地区对以‘中国’为核心的大一统‘天下观’的继承与实践，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如果没有辽、金、元、清对大一统的继承和实践，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统一多民族，更不会有从未中断过的中华文明。”这些来自北部边疆的民族在长期与中原王朝的碰撞与交融过程中逐渐打破了“华夷之辨”的藩篱，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北部边疆是中原王朝与以游牧见长的北方诸草原民族互动融合的重要场域。自秦汉以来，虽然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民族建立的政权在该地区进行了两千余年的拉锯战，但是双方之间的互动融合从未中断。对此，翁独健指出：“民族战争是民族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不是民族关系的全部。民族关系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文化的交往。而且这种交往，不仅在和平时期进行着，在民族战争时期也往往进行着。”比如，汉与匈奴在关系紧张时期，同样存在贸易往来，而且农产品深受匈奴社会的欢迎。比如，西汉时期，匈奴老上单于喜爱农耕区食物，甚至被亲信中行说劝诫：“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得汉食物皆去之，以视不如重酪之便美也。”以物品为媒介的互动往来，为大量匈奴民众和贵族接触并了解农耕文明提供了契机。清代是北部边疆与内地之间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历史时期。随着康雍乾三朝在西北军事行动的胜利，中国疆域成功跨越北方农牧交错带并持续向北及西北地区拓展，并实现了对这些地区的有效治理。这一时期，统治者注重开发北部边疆，大大改变了“重中原，轻边疆”的治理理念，促进了汉、蒙等民族的深度融合，使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邹逸麟从不同经济类型及民族交融的视角总结道：“清代前期统一帝国的形成，是将两三千年来，形成的农耕、畜牧、狩猎采集三大经济区融合在一个政权之内，是三大经济区的民族在长期相互交流、融合的自然结果。”

三、北部边疆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显著贡献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生业方式及文明形态产生了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各地区差异显著的地理环境，是中国形成农耕与游牧等不同生业方式、文明形态以及多个民族的自然基础。由于各民族的分布地区不同，相应地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各民族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作用的方式与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我国的民族构成和它们的分布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大体形成了，也表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不是一处而是多处，我们中华民族不是一源而是多源，是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才逐渐凝聚在一起的”。其中，北部边疆及生活在该地区的各个民族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结合现阶段掌握的考古材料来看，北部边疆与中国辽阔疆域内其他地区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具有一定同步性，在中国人类及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将北部边疆人类历史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窑遗址”，证实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的“萨拉乌苏遗址”（出土的河套人化石），展现旧石器时代中西方人类文明交流互动的“水洞沟遗址”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以及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红山文化”等。尤其是红山文化，出现在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是目前我国跨越时间长、影响最深远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之一。红山文化出土的带有“龙”元素的器物、礼制玉器、祭祀遗址等遗存，以及通过这些器物及遗址反映的社会分工、礼仪制度等，表明北部边疆在新石器时代已经步入了文明社会。目前，最新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结论也是结合辽西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至5800年前后。

仰韶文化温暖期结束之后，北部边疆因自然因素波动的影响，草原自然环境逐渐形成并持续存在下来。生活在该地区的人类结合草原环境与气候条件，选择并发展了游牧方式。这不仅维系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稳定关系，而且缔造了多元一体中华文明格局中的草原文化。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北部边疆的生态过渡地带——农牧交错带，彼此汲取、互相注入，是推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北部边疆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积淀，孕育了丰富多元、包容并蓄的文化生态。也正是这种多元性和包容性，使历史时期汉族、匈奴、突厥、回纥、鲜卑、契丹、蒙古族、回族及哈萨克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在北部边疆融合共生，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共有文化符号。它们不仅承载着北部边疆各民族独特的文化记忆，而且在共同的生活与奋斗中，逐渐内化为一种跨越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基于共同的文化与历史，辽阔但内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北部边疆成为融合各个民族的舞台，也使中华文明成为该地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结语

边疆治理关乎国家的前途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自古边疆稳，则国安；边疆乱，则国难安。”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各边疆民族政权之间虽然不乏军事冲突，但是从长时段来看，中国疆域内各民族不断走向融合统一，并形成了不可分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愈是整合了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中华文明“能够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质”，决定了古往今来的中国“如滔滔江河，川流不息，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在此过程中，北部边疆始终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历史作用。时至今日，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今日中国北部边疆的主体区域，总面积约118.3万平方公里，外与俄罗斯、蒙古国接壤，边境线长达4200多公里，被喻为祖国的“北大门”与首都的“护城河”。建设“两个屏障”（生态安全屏障和社会安全稳定屏障）、“两个基地”（能源战略基地和农畜产品加工基地）和“一个桥头堡”（对俄罗斯和蒙古国贸易桥头堡）的五大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为内蒙古自治区确立的战略定位和基本行动纲领，同时也体现出内蒙古自治区在国家整体发展大局中的作用与地位。因此，更需要对以内蒙古为主体区域的北部边疆的具体情况加以有效把握，通过梳理北部边疆治理历史及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为当前及今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开展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提供历史经验借鉴，积极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

【课题信息】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项目（项目编号：25VMZ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崔思朋，1992年7月出生，内蒙古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清华大学历史学博士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史、生态环境史及中华民族学等。数十篇咨询报告被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等部门采纳，获得省部级及以上领导批示多次，出版三卷本《内蒙古黄河历史文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1年版）、《游牧生产方式及其生态价值研究——以北方草原为考察对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等著作，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内蒙古自治区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及其他省部级项目10余项。

来源 内蒙古自治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研讨会

统筹 牧仁

审核 乌日嘎

新媒体编辑 张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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