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之战告诉刑辩律师：最难的不是看清错误，是当着人掉头

《伟大的长征》里土城那一段，我倒回去看了两遍。不是看打仗，是那几句台词。

有人跑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面前报告：“我们面对的川军不是四个团。”

紧接着往下补：是六个团。再加上剧里说的独三旅三个团，还有后续增援，总兵力不少于九个团。

原以为四个团，一路变成九个往上。判断错一步，可能就是整支部队交代在那儿。

错误摊在桌面上之后，那一屋子人怎么做的。

先说开会。一屋子人讲的全是困难，退无可退，往前也没有路。周恩来先把话挑明，消耗战不能再打下去。凯丰接着挤兑毛泽东，既然这会儿是你帮着周恩来和朱德，那就轮到你行动了。毛泽东把撤退的方案摆出来，往哪退、怎么退讲得清清楚楚。

会开完就定，第二天拂晓前动身，中间没隔夜。

主线走不通，立刻改道。

土城这个道理，放在辩护方向上一样管用。公开报道过一个牙疼药的案子。两个被告人从小作坊进无包装、无标识的药转手卖，被认定为假药。谭某涉案三十六万余元，认定属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对应十年以上。

律师一开始在假药认定上做文章，反复沟通，案子退回补充侦查，要求重新检测，报到省厅没接。这条路走不通。

后来掉头，不争是不是假药，改争罪名、数额和自首，最后判三年，缓刑四年。十年以上到三年缓刑，不是硬打出来的，是掉头掉出来的。

难的不是想到改罪名，是承认假药那条已经走不通。

舍不得也是真的。前面写了那么多字的辩护词，转头就不甘心，不甘心的代价通常比认输大得多。

土城不是打完才知道的。打到一半，那几个数字已经出来了。单看哪一条都不致命，多出来两个团可能是番号重叠。可拼在一起，答案就定了。

刑辩里也是这个路数。判断案子能不能打下去，靠的不是某一份材料，是几处异常能不能互相印证。

会见时当事人改了口，是一种。卷宗里本该在的材料找不着了，是一种。庭前跟证人聊过，他的说法和一审当庭讲的不是一套，又是一种。单拎出来都能解释，三样同时出现，解释就只剩一个。

反过来也一样。关键证人自己找上门，控方证据里有一处对不上的时间空白，指向的是还能打。看几处问题朝哪个方向指，方向一致就动手，方向乱就再摸。

还有一样信号最容易被忽略，是速度。土城那边是敌人越到越快。案子上也有对应的，本来要补侦的没补就起诉了，开庭时间提前了。这些不写在卷里，但通常说明对方手里的东西比我们看到的多。

最难受的还不是看清，是看清之后当着人掉头。

剧里还有一个镜头。毛泽东说完，镜头给了博古一下，博古点了头，同意撤退。

一屋子人里，最不容易的是他。土城这条路不是他博古定的，是毛泽东自己摆出来的方案。按他此前那个脾气，一条道走到黑，这回居然肯跟着转弯。

在别人的方案上点头，比在自己的方案上认错还难。认自己的错只丢面子，认别人的对，还得承认一直看错了人。

接了案子，前面跟家属把话说满了，说这案子有得打。证据一摆，其实没什么可打。这时候转身改口，说换个思路，主要争量刑。这一句话，比写十页辩护词难。

更常见的是开庭前心里已经在打鼓，庭上还是照原思路走到底。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八个字，平常是用来说服自己的。承认自己会犯错，才有可能在错误还小的时候掉头。

这些道理谁都懂。可我们不是站在旁边的那个人。

真在局里的时候，手里只有几份看了好几遍的卷，一个说法来回变的当事人，每个决定都要付代价，都不能试第二遍。这种时候能冷静，靠的是练。练法没什么稀奇，把散的东西摆到一张桌上看方向，给每条判断留一条退路，定期问自己一句，如果今天才接这个案子，我会怎么做。

第三句最管用，它能把前面攒下的不甘心和面子，一下子清零。

土城留给我的不是“要果断”，是一屋子人在最难的时候，还能把话摆到桌面上讲，讲完当天就掉头。

文里的兵力数字、会上谁说了什么、博古那个点头的镜头，都按剧里的台词和场景写。剧集对史实有处理，独三旅这个番号、博古当时的态度，史料和剧里不完全一样。这是看剧的观后感，不是史料考据。

作者：邹玉杰律师

九章刑辩创始人，安徽律师门户网创始人；

安徽省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亳州市律协刑委会主任，金亚太（亳州）律师事务所主任；

全市看守所律师特约监督员，亳州市检察院人民监督员，谯城区法学会首席法律咨询专家……

荣誉奖项：

亳州市法律援助优秀律师，亳州市律师协会论文比赛一等奖；

金亚太律师事务所优秀律师，金亚太律所成立30周年拓荒功勋奖，长三角刑辩三百人才工程"杰出表现奖"……

专业研修：

中国人民大学9·11刑辩高级研修班第七期学员，华东政法大学刑事辩护高级研修班第一期、第五期学员；

并持续参加刑事律所联盟、庭立方、iCourt等机构的刑事辩护专项研修。

目标：穷二十年蛮力，救一百条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