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母亲常梅荣讲过去之三：弟妹两死两活 痢疾白喉夺命 | 徐景洲

【导读】这一章，是全书情感密度的又一个高峰。妹妹小四死于痢疾，四岁时“拉肚子拉死了”——在今天不过几片药的事，那时却是一条命。妹妹小三得了白喉，姥爷在桥头熬药，药壶“咕噜”一下翻了，姥姥说：“小三好了，不要熬药了。”这句自欺欺人的话，比任何哭声都更撕心裂肺。然而，乌云之下，天光终现。岔河解放，接生婆来了，卫生条件变了，姥姥最后生的两个孩子，全都活了下来。母亲用最朴素的话说：“共产党来了，才好了的。”那不是口号，那是对“活着”二字最沉甸甸的确认。写作者坐在母亲身旁，用镜头和笔，替那些没留下名字的舅舅和姨，在人间重新认领了姓名。

“俺娘，喝口水，”我把茶杯递过去，“下面该讲俺姥娘生的第七个孩子了。” 母亲接过茶杯，喝了两口，放下茶杯继续讲：“过了一阵子，咱们八路军来了，咱又从台儿庄回到了岔河老家。” 母亲语调轻松起来，像走了很长很长的夜路，终于看见天边有了亮光：“俺奶奶家是岔河的。到岔河后，条件就好了，农村也有接生婆了。” 这是母亲第一次提到“接生婆”。在这之前，生孩子是“自己生，家里人在旁边看着”，像动物一样全靠本能。姥姥之前生了六个孩子，死了四个。从此以后，脐风这道鬼门关总算是被关死了。 “俺娘又生了。这是第七胎了，是妹妹，那是一九四七年，生孩子很顺当，也养大了。后来到了四岁时，拉肚子没法治，又死了。”母亲语调又低沉下去，像一支刚高昂起来的曲子又跌入低谷。拉肚子在今天是几片药的事，可在旧社会却能死人——没有补液，没有抗生素，脱水就能要命。小时候常听母亲说：“好汉不撑三天薄屎！”那时不懂，现在懂了，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 “我还有一个妹妹叫小三，”母亲接着说，“是按活着的人叫的。” 我琢磨了一会儿才明白：那些死去的孩子，不算在排行里，好像他们没有来过这个世界一样。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飞机撂炸弹。把俺家烧了，住别人家草院子屋。早晨发现小三得的是白喉，不能吃饭了。”母亲的声音一下压下来，“我父亲就把她抱到桥头去看，那里有个医生叫韩玉林，是老中医。一看这小孩，是白喉，就说不好治。那时也没有正规医生。他给开了汤药。带回来以后，到了下午熬药给他喝。俺父亲在地上支了两块砖，给他熬药。这个药壶咕噜一下翻了下来，倒了。药壶倒了，汤药洒了一地。俺娘就说：‘小三好了，不要熬药了。’” 我鼻子一酸。姥姥说的“小三好了，不要熬了”，并不是病好了不用喝药，而是药治不了了。“药壶咕喽一下翻了下来，倒了”，在姥姥眼里是天意，是老天爷不收这服药，是孩子的命到了头。但她嘴上不愿意承认，宁愿相信是药壶倒了，是孩子自己好了。

“再一看小三，早死过了，才七岁。”母亲说这句话时，声音发颤，眼泪涌了出来，她也没有去擦，任其落下，顺着脸颊滴在红色外套的领口上，一滴又一滴。鼻翼翕动着，嘴唇微微发抖。那时母亲已经十六岁了，对她的这个妹妹，有很深的感情。平时，她会带着妹妹梳头洗脸、烧火做饭，春天一起挖野菜，夏天一起在树底下乘凉。这份痛苦，是一生抹不去的。 我坐在母亲侧面，看着她失控的悲伤，喉咙像堵了东西，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长这么大，头一次听到这一桩桩悲惨的家世。母亲从未向任何人讲过，因为那痛苦实在太巨大了，像一道结了疤的伤口，不愿再碰。 我把毛巾递过去。母亲抹了一把脸，一字一顿地说：“旧社会没有医生，没人看病，没钱治，只能死。” 母亲沉默了好一会儿。午后的阳光又从窗棂上下移了一点点，照在她青筋毕露的手背上，像干枯的树枝。 “说着说着，到一九四八年岔河就解放了。淮海战役打碾庄那会解放的。”母亲语调变得轻快起来，像卸下了背了一路的石头。 “俺娘到五一年又生了个女孩。找了接生婆。有了接生婆，接一个，活一个，到了一九五四年，又生了一个弟弟，接生婆给接的，又活了。” “接一个，活一个”——这简简单单六个字，背后是多少家庭的血泪悲欢！ “我们兄弟姊妹十个，解放后还剩四个。”母亲语气平静，像在做一道算术题。但我知道，这道题的背后，是姥姥十次怀孕、十次生产、六次丧子之痛，是无数个夜晚的哭泣，是无数次剜心割肉般的疼痛。 我好奇地问：“像俺姥姥这种情况，当时多不多？” “多，多啊！很多！”母亲连声说。 “那您举两个例子听听。” “紧壁邻居姓侯，结婚十几年，生了七八个都是得脐风病死的。最后只剩一个女孩，长到好几岁，得了水鼓，身上都炸皮了，也死了。他是山东人，逃荒到岔河的。” “那全死了啊！”我惊叹。 “是啊！真惨！真不知日子是怎么过的，反正家家都这样。”母亲叹了口气，像叹出了一辈子的郁气，“还有一个紧壁邻居，姓朱，我出生的时候，他刚结婚，生的孩子也全都死了，也都是生脐风死的。他以为是老婆有问题，最后急得没办法了，又找了一个老婆，看看能生孩子不死吧，要不然就断后了。这时，也是巧，解放了，有了接生婆，生的都活了，生一个活一个。他家一共生了五个，都活了。你说，与娶老婆有什么关系！都是因为共产党来了，才好了的。” “共产党来了，才好了的”——母亲不是喊口号，是在陈述一个她亲眼见证的事实，像说“天亮了”一样自然。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八年，这二十年间，姥姥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六个。解放以后，姥姥又生了两个孩子，全部活下来了。原因很简单，有接生婆了，有基本的卫生条件了。就是这么简单的事，在旧中国却做不到。 母亲拢了拢头发，说：“回想我母亲一辈子生了十个孩子，每生一个孩子，都是怀揣腰掖着十个月，你想一死了，都哭得死去活来的，不吃不喝，最后就落下一身病。你看现在多好，生一个活一个，都健健康康的。” 说到“哭得死去活来”时，声音又开始颤了，眼泪又从布满皱纹的脸上流下来。她不出声，只是不停地用手背擦。擦了一边，另一边又流下来，像一眼小小的泉，怎么也堵不住。

抽泣了一会儿，她自己慢慢平静下来，像一池被风吹皱的水，风停了，又恢复了平静。母亲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说：“行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我关掉摄像机。阳光已经从窗棂上移走了，照在对面墙上，黄黄的，暖暖的，像一块旧布。母亲的白发不再发光，灰白灰白的，像冬天落了霜的草。她用手捋了捋头发，说：“多少年前的事了，谁会想听啊！” 我说：“会的。现在的人，都想了解以前的事。” 她点了点头。我给母亲又倒了一杯水，坐在她身旁，看着窗外的无花果树，还没有发芽，光秃秃的枝干伸向天空，像那些在土脊上伸向天空的小手。 我想起了姥姥。她不到七十岁就因痨伤去世了。这世上没有留下她的一张照片。但我会替她记住——记住她瘦弱矮小的身影，记住她轻声轻语的声音，记住她生下的十个孩子，记住她失去的六个孩子，也记住她揽我在怀的温暖。 窗外，风起了，棕榈树的叶子沙沙地响，像有人在远处说话。 正是从这一天开始，我断断续续为母亲录口述历史视频，一直持续到现在，已经十一年，多达近百集。

《寒梅向荣——我听老母亲讲过去》内容简介

本书为长篇非虚构文学作品，以口述史方式撰写，真实记录了作者母亲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今九十年的风雨人生。全书以“我倾听、记录母亲口述”为叙事主线，回溯老人从苏北小镇的苦难童年岁月、战乱年代的颠沛流离，到新中国成立后一路走来的完整生命轨迹。母亲的一生，既是苦难之书，也是翻身之书。裹脚之痛、丧子之殇、战乱中目睹暴行的惊惧、饥荒岁月求生的挣扎——深重的苦难写满了她的前半生。然而，正是在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她完成了一个底层乡村女性从被动承受命运到主动参与社会的惊人跨越：从乡村女孩加入姐妹团投身革命，到担任乡长、街道主任、商业经理，一步一个脚印，成为妇女翻身解放的鲜活典型。她的个人命运与百年乡土变迁、时代洪流紧密交织，生动折射出一代底层女性挣脱枷锁、走向新生的宏大叙事。 书名《寒梅向荣》取自母亲本名“常梅荣”。梅花凌寒绽放、历霜不败，于凛冽岁月中生生不息、向阳而生，正是母亲一生最真切的写照。作者以平实细腻、克制温厚的笔触，不刻意渲染苦难，如实回望岁月沧桑，真诚呈现一位底层女性在命运磨难中守住善良、扛起生活、挺立人生的尊严与力量。 本书最可贵的价值，在于“亲听亲记”的双重真实。母亲的口述带着乡土本真的温度与岁月粗粝的质感，质朴无华，却字字真切；作者以文学笔法梳理整合，让私人化的家族记忆突破个体维度，具备了社会史料价值与时代样本意义。它既是厚重的家族记忆档案，也是微观视角下的民间百年史，更是母子两代人跨越时光的深情对话与家风传承。 全书约十五万字，共五十二章，适合关注现当代民间史、乡村变迁、个人口述传记及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