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年我在工地和俏寡妇搭伙,每次同房她都要我站着发力,4年后她不告而别,我心灰意冷。直到20辆豪车开进村,我这才知她身份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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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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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我在南方一处水利工地上认识了她。

那一年我三十四岁,媳妇头年就跟人跑了,家里还压着一屁股外债,父亲的腰病要钱治,我只能跟着同村的几个汉子一路往南,去工地搬石料、扛钢筋,一天换几块钱,攒够了就往家里寄。

她叫秀珍,是工地旁边那排家属房里的寡妇。

男人三年前在矿上塌方,连尸首都没找全,留她一个人守着三间砖瓦房和一个没人帮衬的名分。她不到二十八岁,鹅蛋脸,眼睛深,说话轻,走路时腰背笔直,带着一股旁人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派。工地上的男人背地里叫她"俏寡妇",嘴上不说,眼神早就说完了。

我和她搭伙,是从一碗姜汤开始的。

那年入冬的第一场雨下得又急又冷,我在工地淋了半天,当晚就烧起来,倒在铁皮板房里动弹不得。是她端了姜汤过来,蹲在我身边,也不多话,就这么一口一口地喂着。我烧得脑袋空,睁开眼睛,头一眼看见的就是她低头吹汤的侧脸,眉头拢着,神情认真得像是在做一件天大的事。

我那时候心里就涌上来一个念头——这个女人,来历不简单。

后来我们就搭伙了,住在一处,我出力她做饭,两个苦命人凑在一起,倒也熬出了几分柴米的暖意。四年里,她待我好得没话说,从不拌嘴,天冷了给我纳鞋垫,天热了给我晒苦丁茶,什么都顾到了。

就是同房这件事,她有一条雷打不动的规矩。

每一次,她都不准我压着她,非叫我站着发力,而且不许靠近她的腰腹以上。一旦我无意中触到,她便会猛地僵住,眼里一丝慌乱一闪即逝,快得像是她自己都没察觉。我问过她,她只说旧伤怕压。我信了,此后再没提过。

四年后,我们说好一起回我老家,把证扯了,正正经经过一辈子。

可启程的前一夜,她消失了。床头压着一张撕自本子的纸,五个字——"莫等我,走吧。"

钱一分没动,行李一件没带,人就这么没了。

我在那间屋子里枯坐了一整夜,天亮透了才拖着脚回了老家。

往后四年,我没再打听她,也没再开口提过她这个人。那根刺扎在心里,没人拔,也没人碰,就这么钝着。

直到那天,二十辆黑色豪车开进了村。



01

要说秀珍这个人,工地上没有人不认识她。

她男人叫王成,是本地人,在外省一处矿上做了几年包工头,手底下管着二十几号人,收入不差。出事那年,矿道突然垮塌,王成被埋在里头,挖出来的时候只剩半截。秀珍赶去认尸,一声没哭,签了文件,把赔偿款往随身的布包里一塞,当天就回来了。

工地旁边的老刘婶说,秀珍从矿场回来那天,脸上没有泪,眼睛却红得吓人,像是哭过了又压下去,反反复复压了好几遍。

"这女人,命硬。"老刘婶当时就这么评价。

秀珍守寡之后没有改嫁,也没有回娘家。她守着那三间砖房,一个人过日子,门关得严,轻易不往外头走动。工地上的男人时不时往她院门口凑,有人借口问路,有人借口讨水喝,她一律隔着门缝应付,能打发就打发,实在不走就沉默,直到对方讪讪离开。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院子外头那口压水井旁边。

那天我收工早,想在井边冲把脸,结果发现秀珍正蹲在井台边搓衣裳,一块灰色的粗布褂子,两只手压着搓板用力搓,头发散了半边也没去理。

我站在那儿没动,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等。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惊慌,开口就问:"你是新来的?"

我说是,跟着老乡来的,搬料的。

她嗯了一声,低下头继续搓衣裳,说:"井边那块石头滑,站稳点。"

就这么一句话,我当时站在那儿,只觉得这个女人跟别人不一样,说话利落,没有多余的客气,也没有那种惯常的怯生生。

我烧起来那天,正是入冬后最冷的一阵,我在工地淋了半天雨,晚上就倒下了。躺在铁皮板房里,风从四面透进来,我盖着两床被子还是止不住发抖。是秀珍端了姜汤来,蹲在床边,一口一口地喂。我烧得迷糊,睁开眼看见她低头吹汤的样子,心里头一句话就是,这个女人,不寻常。

烧退了,我去敲她的门还碗,她开门看了看我,说:"好了?"

我说好了,谢谢你那晚的姜汤。

她接过碗,侧过身说:"进来坐。"

我就进去了。

她家的三间砖房收拾得干净,桌上没什么多余的东西,墙角摆着一只旧樟木箱子,锁得紧,铜锁擦得锃亮。灶台边挂着几串干辣椒,锅里炖着什么,香味顺着门缝往外渗。

我坐在方桌旁边,她给我倒了碗水,自己坐在灶边,拿火钳拨了拨柴,头也没抬问我:"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说,老父亲,还有我娘,腿脚不大好,还有一个弟弟。媳妇跑了,没孩子。

她没接话,过了一会儿才说:"跑了就跑了,省心。"

我没料到她这么说,愣了一下,没忍住笑出来。

她抬头看我,嘴角也往上扯了扯,说:"笑什么,我说错了?"

我说没有,说得在理。

她就又低下头去拨柴,说:"我男人出事,我娘家让我回去改嫁,我没回去。不是守着他,是懒得再重新应付一套人。"

这话说得太直,我一时接不上,只能问:"你一个人,不难过吗?"

她想了想,说:"难过有什么用,日子又不等人。"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说话多了起来。我收工回来,有时候在她院门口停一脚,她若是在,有时候喊一声进来吃了没有。慢慢地,两个人说话越来越自然,饭桌上开始有了另一副碗筷。

02

正式搭伙是在入冬之后。

天冷了,我住的那排铁皮板房四处透风,夜里风一刮,盖几床被子也不顶用。秀珍有一天问我,那边住得惯吗?

我说惯,就是冷。

她沉默了片刻,说:"搬过来住吧,西边那间空着。"

我没立刻答应,她也没催,继续做自己的事。两天后,我把被褥卷了,扛着就搬了过去。

老刘婶消息灵,当天就知道了,站在院门口梗着脖子说,秀珍你这是做什么,男女有别,你也不怕丢人。

秀珍从堂屋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说:"刘婶,我搭个伴过冬,又不是嫁给他,哪里丢人了?丢的是我的人,不是你的,你急什么?"

老刘婶气得直拍大腿,走了。

搭伙的头几天,各睡各的,相安无事。她起得早,我出门前饭已经在灶上温着,我吃完出工,她在家收拾、挑水、晒被。我收工回来,饭菜通常已经好了,桌上摆着,热乎乎的。

这日子过得顺,不知不觉就绕在了一处。

不到一个月,两个人就同了房。

那是一个下雨的夜里,外头风雨大,屋里油灯被穿堂风吹得一跳一跳。我去她房里说窗板松了,帮她钉一钉,钉完了也没走,两个人就在昏黄灯光下说话,说着说着,就到了一处。

就在那一夜,那个规矩头一次出现在我面前。

我刚靠近,她猛地一把推开我,往床里侧缩,背过身去,肩膀绷得死紧。我以为她不愿意,正要坐起来,她又回过头,看了我一眼,声音压低说:"不是不愿意,你换个法子,站着。"

我愣了愣,依了她。

事后我侧躺着看她,她脸侧对着墙,腰腹那一截衣料盖得严严实实,呼吸已经平稳了。我张了张嘴,想问,忍住了。

往后每一次都是这样。她的规矩从没松动过,站着,不许碰腰腹以上。有一回我睡得迷糊,无意中把手搭到了她腰侧,她猛地坐起来,手撑着床沿,眼睛定定地看着我,那眼神让我心口猛跳一下,像是戳到了什么埋得极深的东西。

我立刻把手缩回来,说对不住,睡糊涂了。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重新躺下,说:"旧伤,压不得。"

我说知道了,此后再没碰过那个地方。

但那个眼神我忘不掉,它和她平时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同,不是惊慌,不是愤怒,而是一种藏了很久、忽然被人撞见的东西,慌乱里夹着一丝说不清的恐惧。

我不是没想过追问,但每次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她不说,我就不问。

03

四年里,秀珍是个好女人,没得说。

我发了工钱,她帮我收着,记在一只旧本子上,哪天花了多少,买了什么,清清楚楚。年底我回老家给父亲看病,她把钱给我点好,用布包了三层,塞进挎包最里头的口袋,说:"路上仔细着,别叫人扒了去。"

我回来的时候带了两包当地的茶叶,她接过去,拿鼻子凑上去闻了闻,说:"你爸身体怎么样了?"

我说打了针,好一些了。

她点头,把茶叶放进柜子里,说:"那就好。"

关心你,却不黏腻,问什么答什么,从不多绕一个弯。

工地上的男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有人认识秀珍,隔一段时间就有人来招惹,或者故意在院门口磨蹭,或者托人来说媒。秀珍一概不理,有一回一个姓何的壮汉,喝了点酒,大白天来拍院门,嚷着说,秀珍你一个寡妇守着个外乡人算怎么回事,不如跟了我,我家有地有房。

秀珍从堂屋里出来,隔着门说:"你有地有房,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走。"

那人不走,继续拍门,骂她死寡妇,跟着穷打工的,不值当。

我那天正在院里劈柴,听见这话,把斧子往木墩上一插,走到院门边,把门拉开,站在门口看着那人,没说话。

那人愣了一下,扫了我一眼,骂声小了几分,但嘴还没停。

秀珍从我身后过来,站在我旁边,对那人说:"你再不走,他手里的斧子不长眼睛。"

那人骂了几句,最终还是走了。

我把门关上,回头,秀珍已经进屋了。我跟进去,她正在理桌上的碗筷,头也没抬。

我说:"那种人,下次别搭理。"

她说:"我没理他,是他自己来的。"

我说:"你怕过他吗?"

她顿了一下,把一只碗摆好,说:"怕什么,我一个死过一次的人,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没再接话。

"死过一次"这四个字,我在脑子里转了很久,不知道她指的是男人出事那一回,还是别的什么。但有一点我知道,这个女人身上藏着事,不少的事,只是她不说,你问也问不出来。

就是这一点,让我对她的那个规矩越来越放不下。

站着发力,不许碰腰腹以上——一个旧伤,真的能解释这一切吗?

有一次我忍不住,在饭桌上问她:"你那旧伤,是怎么来的?"

她夹菜的手停了一下,重新夹起来,说:"早年的事,不提了。"

我说:"严重吗?"

她说:"好了。"

我说:"好了怎么还压不得?"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大夫吗?"

我说不是。

她说:"那就别问大夫的事。"

我就没再问了。

但那顿饭我吃得心不在焉,总觉得那个旧伤,不是普通的旧伤。

04

搭伙的第三年,工地上来了一个管事的,姓陈,从外省调来,三十来岁,戴副眼镜,说话斯文,管着采购和账目。

这个陈管事,来了没几天就打听到了秀珍的事,开始往这边走动,先是借口,后来干脆明说,要托媒人去秀珍娘家说亲。

消息传到秀珍耳朵里,老刘婶来报的,说得眉飞色舞,还补了一句:"秀珍你可算是遇上好的了,陈管事那条件,比你现在强多了。"

秀珍放下针线,看了老刘婶一眼,说:"我娘家的事,用不着你操心,我自己的事,更用不着。他连我说没说愿意都没问,就去找媒人,这叫什么,这叫自作主张。"

老刘婶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我等她走远,才开口问秀珍:"你是怎么想的?"

秀珍低头又拿起针线,说:"没怎么想。"

我说:"他条件是比我强。"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强在哪里?"

我说,有正经职位,有工资,不像我这样扛石料。

她把线在指头上绕了一圈,说:"我问你,你是不是嫌我拖累你了?"

我愣了一下,说没有。

她低下头继续缝,说:"那就别说这种话。他那条件,再好,也跟我没关系。"

我当时没再说,但心里那根弦,莫名松了一口气。

陈管事最后碰了壁,据说去了秀珍娘家,被她兄弟挡了回来,说秀珍的事她自己做主。没多久,陈管事调走了,这事就算完了。

但有一件事,是陈管事在的时候我注意到的,让我心里一直没放下。

有一天傍晚,陈管事又来院门口转悠,秀珍没出来,我出来打发他。他走了以后,我回屋,发现秀珍站在窗边,侧着脸往外看,眼神不是厌烦,而是一种很专注的、像是在辨认什么的神情。

我说:"他走了。"

她回过神,说:"嗯。"

我说:"你认识他?"

她顿了一下,说:"不认识。"

说完转身去灶边忙活了,背对着我,不再说话。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没有再问。

但那个眼神,和她平时看陌生人的眼神不一样,我说不出哪里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05

搭伙到了第四年,我先开的口。

那天我收了工,在院子里洗脸,她端了饭出来放在桌上,喊我吃饭。我把脸上的水一抹,直接说:"秀珍,我想带你回我老家,把证扯了。"

她拿着盘子的手顿了一下,把盘子放在桌上,没有立刻说话。

我说:"你要是不愿意就算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你自己考虑。"

她在桌边坐下来,拿起筷子,说:"你家里什么情况,说给我听听。"

我就把家里的事说了,父亲年纪大了,我娘腿脚不好,弟弟已经成家,有几亩地,房子是旧的,但能住人。

她听完,说:"你家里人,知道你在这里搭伙的事吗?"

我说知道,写信说过。

她说:"他们什么意思?"

我说,父亲说,只要我过得好,随我。我娘说,领回来让她瞧瞧。

她嗯了一声,夹了一筷子菜,吃了,说:"我再想想。"

我说行,不急。

没过几天,她给了我答复。某天吃完饭,她把碗筷收了,回来坐在桌边,说:"好,跟你回去。"

我说:"真的?"

她说:"我说话算数,什么时候走?"

我说,再干一个月,把尾款结了,咱们就启程。

她点了点头,说:"行,我去收拾东西。"

就这么说定了,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像是说定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那一个月,是我们搭伙四年里日子最顺的一段。她比平时话多一点,有时候主动问我老家的情况,问冬天冷不冷,问种什么庄稼,问村里人好不好说话。我一一答了,她听得认真,偶尔点点头,偶尔皱一下眉头再松开。

有一天她问我:"你娘是个什么性子的人?"

我说:"刀子嘴豆腐心,嘴上厉害,心里不坏。"

她低头想了想,说:"那还好。"

我说:"你怕她?"

她说:"不怕,就是想知道。"

我说:"你安心,她那个人,谁对她儿子好,她就对谁好。"

她嗯了一声,没再多说,但那天晚上她的神情比平时松快了一些,连灶上的饭菜也多加了一个菜,炒了个鸡蛋,说剩了两个,不炒放着也是放着。

就这样,启程的日子到了。

06

那天晚上,我把行李收拾好,放在屋门边,打算天亮就走。

秀珍那边的东西不多,她说她的东西自己理,不用我帮,我就没进去。我坐在堂屋里等,等了一个多时辰,外头风吹着,灯火晃了几晃。

我以为她已经睡了,也就吹了灯,躺下来闭眼。

第二天天还没大亮,我起来推开她的屋门,屋里空的。

床铺平整,那只旧樟木箱子还摆在墙角,铜锁开着,盖子支起来,里头是空的。桌上压着一张从本子上撕下来的纸,我拿起来凑近窗口看,天光刚蒙蒙亮,五个字看得清清楚楚——"莫等我,走吧。"

我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很久,久到外头天光大亮,久到工地那边的声音响起来了,久到邻居家的鸡叫了两遍。

我把那张纸叠起来,放进上衣口袋里,提着自己的行李,一个人走了。

回到老家,我娘看见我一个人回来,愣了一下,问:"那个女的呢?"

我说,走了。

我娘又问:"哪里去了?"

我说,不知道。

我娘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没再追问,转身去灶间烧水。

那之后,我把她的事压在最底下,不提,不想,不打听。村里人问起,我说搭伙的,散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两个苦命人,散了就散了。

可那张纸我一直没扔,压在箱子底下,压了四年。

四年里,我把工地上的活换了又换,后来干脆回了老家,接手父亲的几亩地,老老实实种地,日子过得不好不坏。说过一门亲,见了面,对方嫌我年纪大,没成。我娘急得跳脚,我说急什么,急也没用。

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那根刺扎在心里,钝着,不怎么疼,但也拔不出来。

直到那天,村头的孩子叫喊着跑回来,说外头来了好多黑色的大车,油亮油亮的,一辆接一辆,把村口那条窄路堵得死死的。

我放下手里的锄头,走到院子里,还没走到门口,就听见外头引擎的声音,沉,稳,一辆接着一辆停下来。

二十辆。

我娘从堂屋里出来,站在院子里往外望,说:"这是谁家来了这么大排场,红白喜事也没见过这阵势。"

我没答话,只是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心口开始跳得不对劲。

车门整整齐齐地打开,从每辆车上走下来的,都是穿深色制服、戴白手套的男人,动作齐整,两列站定,把那条窄土路夹成了一条走廊。村里的娃儿躲到大人身后,连平时最野的二毛子都不敢吭声,往他奶奶怀里缩。

中间那辆车最长,车门被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用双手稳稳推开,他先站出来,环视一圈,目光最后定在我家那两扇掉漆的木门上,才低下头,恭恭敬敬地拉开了后车门。

一只穿着细跟皮鞋的脚,踩在了满是灰尘的黄泥地上。

一个女人缓缓走下来。她穿一件烟灰色的旗袍,外面罩着一件藏蓝羊绒大衣,头发烫成细密的波浪,耳垂上坠着一对白珍珠,妆容淡,却考究。她站在那辆长车旁边,像一幅画放错了地方,不属于这片土坡,也不属于这条泥路。

我手里的锄把"哐"地砸在院门边的石墩上,我没注意到。

因为那个女人抬起头,越过矮墙、越过院子里那根晾衣绳、越过整整四年的时间,把目光直直落在了我脸上。

是她。是秀珍。

那个给我喂姜汤、帮我纳鞋垫、每次同房都叫我站着发力的寡妇秀珍。

她变了,从头到脚都变了,可那双眼睛,那双我无数个夜里见过的、偶尔会倏地闪过一丝慌乱的眼睛,我认得出来,闭着眼睛都认得出来。

她一步一步朝我家走来,鞋跟踩在泥地上,声音清脆,像是一下一下敲在我心口。走到院门口,她停下来,隔着那两扇破木门,眼眶慢慢红了。

我娘从堂屋里迎出来,刚要开口,我挡在她前头,开口就只问了一句话:

"你走的那天晚上,我们说好一起回来的。你那张车票,为什么留下没拿?"

秀珍的嘴唇动了动,没有答出来。

她身后,那个中年男人轻声开口:"小姐,老爷子还在车里候着您。"

小姐。

我定定地看着她,一时连她的名字都叫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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