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本文参考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公开档案、新华社1980年相关报道、若羌县人民政府官方史料、国防部官网"英雄烈士谱"栏目、光明日报《彭加木：魂归罗布泊》专题、央广网《追寻彭加木》纪实、叶永烈《彭加木失踪》纪实、当事人夏训诚、王万轩、阎鸿建等公开口述资料整理撰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0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东岸的库木库都克。
戈壁滩上的太阳像一口烧红的铁锅扣在头顶，地表温度超过五十摄氏度。
空气被晒得扭曲变形，远处的地平线像水面一样晃荡。
三辆汽车停在一片黑戈壁上，车旁边支着几顶褪色的帆布帐篷。
考察队的水箱已经见底，油料也只够再撑两天。
中午十二点半，司机王万轩走到越野车旁拿衣服。
他拉开车门，一眼看到副驾驶座上摊着一本地图册——那是队长彭加木从不离身的东西，全队唯一一张军用地形图。
王万轩顺手把地图册合起来，底下露出半张纸条。
他抽出来一看，脑袋嗡的一声。
纸条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只有一行："我往东去找水井。彭。17/6 10:30。"
时间是上午十点半。
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
两个小时里，五十六岁的彭加木一个人，没有带水，没有带对讲机，就这么走进了东边茫茫的盐碱滩。
四十年后，这张十几字的铅笔字条，连同那个消失在沙漠里的背影，被一个从万里之外传回来的消息重新撕开。
那消息说，有人在美国看到了一个本该埋骨罗布泊的人。
【一】一个把名字改成"加木"的人
彭加木原名彭家睦，1925年出生在广东南海县槎龙村。
父亲给他取名"家睦"，取阖家和睦的意思。
1947年，彭家睦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毕业，先后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土壤系当助教，后进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专攻植物病毒学。
1956年，组织上安排他出国深造。
材料都报上去了，他打了一份报告，请求放弃出国，要求到边疆去。
报告里写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要从沙漠里找植物病毒。"
他把名字从"家睦"改成了"加木"——为边疆添草加木。
家里人反对。
他那时候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1957年，上海中山医院查出他直肠附近有恶性肿瘤，医生私下跟家属交代，预后不乐观。
彭加木手术后接受了放疗和化疗，主治医生曹凤岗后来回忆，这个病人意志力极强，治疗期间还在办公室里加班。
从鬼门关走了一遭回来，彭加木反而更急了。
他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多，恨不得一天掰成两天用。
从1958年开始，他先后十几次进入新疆，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
他带着考察队跑遍了天山南北，采集植物标本、调查土壤结构、建立实验室。
新疆分院的化学研究所，从一间空房子到有模有样的科研机构，彭加木是主要奠基人之一。
1964年，彭加木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在人代会上提交过一份关于开发新疆科学考察事业的提案，洋洋洒洒写了好几页纸。
会议期间他跟代表们说，新疆的资源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那里的戈壁底下埋着宝藏，只是没有人肯去挖。
1979年，彭加木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
这一年他五十四岁，头发已经花白，背也有些驼了，可只要一提起罗布泊，眼睛就亮。
罗布泊在当时的中国地图上还是一块空白。
这个曾经的西域大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彻底干涸，成了一片寸草不生的盐壳壳。
外国探险家对它觊觎已久，可中国始终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真正纵穿过它。
彭加木憋了好几年，就想完成这件事。
1979年11月到12月，彭加木第一次带队进入罗布泊北岸，采集了第一批土壤和生物标本。
那一次考察的路线从敦煌出发，沿着库鲁克塔格山北麓向西，一直走到罗布泊北岸的洼地。
途中考察队遭遇了沙暴，迷了三天路，水和食物差点耗尽。
彭加木在风暴里指挥队伍就地避风，等风停了才继续走。
回来之后他更坚定了：要做就做一次大的，从北到南，纵穿整个罗布泊湖盆。
他给这次考察做了大半年的准备。
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清末探险家的游记、苏联人几十年前画的旧地图、当地老牧民口耳相传的路线。
他把每一处可能的水源、每一个可以避风的坡地都标在地图上，那张图翻得边角发卷，红笔蓝笔密密麻麻标满了记号。
1980年初，国家科委和新疆自治区正式批准了他的考察课题。
批复下来那天，彭加木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那张画满记号的地图看了整整一个下午。
出发前他回了一趟上海，跟家人道别。
妻子夏叔芳给他收拾行李，往箱子里塞了两件换洗的中山装、一双新的解放胶鞋、一包常用药品。
彭加木看着妻子忙前忙后，说了一句："这次进去时间长，家里的事就交给你了。"夏叔芳没多问，她跟他过了几十年，知道他做了决定的事情拦不住。
她只是把那包药品又往箱子里推了推，说："别忘了吃。"
儿子彭海当时还在念书，记得父亲走之前在家待了两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书房里整理资料。
他出来跟儿子说了一句话："等我回来，带你去看新疆的戈壁。"
【二】纵贯罗布泊的六十天
1980年5月3日，彭加木率领一支十人的考察队从乌鲁木齐出发。
全队一辆大卡车、两辆北京吉普车，满载水、汽油、食品、药品和科考设备。
大本营设在新疆农垦总局米兰农场，位于罗布泊东南方向。
5月8日，考察队离开马兰基地，进入罗布泊湖区。
按照计划，队伍分成两组，分别从湖盆的东西两侧向中间推进，约定会师。
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第一次尝试纵穿罗布泊核心地带。
接下来的七天是考察队最艰苦的日子。
湖盆底部是一层厚达几十厘米的盐壳，硬如钢铁，汽车开上去轮胎随时可能被划破。
地表温度在四十摄氏度以上，驾驶室里像蒸笼。
水和食物按人头严格配给，每人每天的饮水量控制在几百毫升。
考察队在盐壳地上扎营的时候，夜里的温度骤降到零度以下。
白天晒脱了皮，夜里冻得睡不着觉。
队员们裹着所有能盖的东西挤在一起，等着天亮。
彭加木年纪最大，身体最差，可他从来不喊苦，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检查装备，末了一个睡觉。
6月5日，两组人马在湖盆中部会师。
他们完成了纵贯罗布泊湖盆四百五十公里的壮举，采集了数百斤土壤标本、岩石样本和植物化石。
彭加木在会师点拍了一张照片，站在盐壳地上，身后是一望无际的白色盐壳，脸上全是晒出来的红斑。
会师那天晚上，考察队在盐壳地上点了一堆火。
彭加木罕见地开了一瓶酒，跟每个队员碰了杯。
他说，这一趟走下来，中国人自己的罗布泊考察版图上，最空白的那一块算是填上了。
他喝得有点多，话比平时多了不少，说等这次出去，他还要写一份完整的考察报告，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罗布泊不是无人敢进的禁区。
原定计划到这里就该返程了。
彭加木却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方案：继续向东，沿着疏勒河故道前进，把考察范围再往东推四百公里。
队员们疲惫不堪，有人当场表示反对。
可彭加木的热情感染了所有人。
副队长夏训诚后来回忆，彭队长当时说了一句话："我们千辛万苦走到了这里，再往东走一步，罗布泊的考察版图就完整一块。"
6月11日，队伍从米兰农场出发，向东开进。
罗布泊东边的路况比湖盆还差。
戈壁滩上没有路，沙丘起伏，盐碱地坚硬如铁。
汽车每天行驶距离不到六十公里，油耗和水耗却远超预期。
彭加木盯着地图算日子，越算越皱眉头。
6月16日，队伍抵达库木库都克。
维吾尔语的意思是"沙井"——听起来像是有水的地方。
可到了跟前，眼前只有一片铺满碎石的戈壁，连一点湿润的痕迹都没有。
清点物资：水箱里的水只够全队再用两天，汽油也快见底了。
当天下午，彭加木带上队员陈百禄，坐吉普车往东北方向开，去找地图上标注的"八一泉"。
军用地图上清楚地画着这个泉眼。
可他们找到地方一看，泉眼早已干涸，底下是一层板结的黄泥，连一滴水都抠不出来。
回到营地已经是傍晚。
彭加木召集全队开了个短会。
他主张再派人出去找水，能不叫直升机就不叫——直升机运水的成本太高，国家的钱不能这么花。
队员们不同意，大家已经累到了极限，谁也不想再往外跑。
争执到末了，彭加木让了步。
当晚，考察队向设在马兰的基地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支援水和汽油各五百公斤，一并说明自己也会就地找水。
电报发出去了，回电要等到第二天。
那一夜，帐篷外风声呜咽，没有人睡踏实。
彭加木那天晚上也没怎么睡。
队员们后来回忆，半夜起来解手的时候，看到他一个人坐在帐篷外面，就着应急灯的光翻地图。
他翻来翻去地看东边那片区域，手指在图上比划着什么。
队员叫他早点睡，他应了一声，可没有起身的意思。
【三】铅笔字条
6月17日上午，营地的天线支着，等基地的回电。
九点整，回电来了：同意支援，要求报告营地经纬度。
队员们松了一口气，可彭加木还是坐不住。
他吩咐司机做好准备，打算自己再出去找一趟水。
旁边的负责同志劝他，等基地回电到了再研究下一步，先别急着出去。
彭加木点了点头。
中午十二点，基地第二封电报到了："飞机18日送水，原地待命。"
队员们高兴坏了，兴冲冲地跑去找彭加木报信。
可掀开吉普车的篷帘，驾驶座上没人。
几个帐篷里也找遍了，不见人影。
下午一点多，司机王万轩去车上取衣服，在彭加木使用的地图册里发现了那张铅笔字条。
他还注意到，彭加木放在车上的旅行袋不见了——袋子里装着他的资料、书籍、照相机、打火机和常用药品。
考察队立刻行动。
陈百禄坐吉普车沿着东面追，一开始就看到了彭加木的解放胶鞋脚印，一串歪歪扭扭地往东延伸。
可追出去三四公里后，地面从软沙变成了坚硬的盐碱壳，脚印彻底消失了。
吉普车继续按"之"字形往东搜，开出去三四十公里，什么都没有。
天色暗下来，车队只能撤回营地。
那天夜里，考察队做了能做的一切。
他们捡来大量红柳和梭梭柴，在几个沙包上燃起篝火；把所有汽车集中到一处高地上，车头一律朝上，每隔一小时一齐打开车灯，光柱交叉射向夜空；每隔半小时朝天空发射信号弹，红色和绿色的光弧在黑夜里划出耀眼的轨迹。
按照彭加木当天步行的速度估算，无论他走到了哪个方位，只要神志清醒，都应该能看到这片光亮。
篝火烧了一整夜，信号弹打了一轮又一轮。
彭加木没有回来。
第二天继续搜索。
在疏勒河故道北侧的戈壁滩上，考察队发现了一处坐印——沙地上有一个人坐压出来的浅坑，从坑的形状和两只脚后跟的位置判断，坐的人面朝北休息了相当长的时间。
坐印旁边散落着几片水果糖糖纸。
队员们认出来，那是彭加木随身带的椰子糖。
糖纸还在，人没了。
沙地上的坐印说明他曾经在这里歇过脚，喝干了壶里的水，吃了一块糖，歇够了接着往东走。
可再往东，风把一切痕迹都抹掉了。
那天傍晚收队的时候，陈百禄站在沙丘上朝东边望了很久。
他后来说，那个方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片灰白的盐碱地，一直延伸到天尽头。
他当时心里有个念头，可他没说出来——彭队长可能真的走得太远了，远到他们再也追不上。
6月18日凌晨，考察队向北京和新疆分院发出了正式报告：彭加木于6月17日上午十时半独自外出找水，至今未归。
【四】中央下令，四次大搜救
消息当天报到了北京。
一个著名科学家在无人区失踪，这在1980年的中国是天大的事。
中央领导同志当即作出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彭加木，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野外搜救行动，在罗布泊正式拉开。
第一次搜救从6月18日持续到7月16日。
以解放军为主力，直接参加者一百七十多人，出动大小汽车四十八辆，飞机二十九架次，飞行约一百个小时。
搜救范围以库木库都克为中心，覆盖四千多平方公里。
彭加木的亲属——夫人夏叔芳、儿子彭海、女儿彭荔——以及上海生化所办公室主任朱湘清等人，分别从上海、广州赶到新疆，直接参加了搜救。
空军的直升机和安-2型运输机在失踪区域东西五十公里范围内反复低空飞行，离地高度只有三四十米，像耕地一样一遍一遍地扫。
地面部队拉成十几公里宽的横队，一步一步地往前推。
当地牧民骑着骆驼加入搜寻。
甘肃敦煌的公安部门也组建了队伍，从玉门关方向进入疏勒河故道东部搜索。
中央还从上海、南京、济南等地的公安部门抽调了刑侦技术人员，携带侦察设备和警犬空运到出事现场。
警犬被空投到戈壁上，可地表温度超过五十度，地面烫得站不住脚，警犬刚落地就丧失了嗅觉，热得三条腿轮流着地，根本没法工作。
第二次搜救紧接着展开。
6月19日到26日，飞机再次地毯式低空搜索，地面部队在出事点周围三十公里范围内反复拉网。
第三次搜索投入了一百八十一人、六条警犬、四十八辆汽车、二十九架次飞机，搜索范围四千平方公里。
战士们翻过每一个沙丘，扒开每一丛红柳，检查每一处可以遮阴的洼地。
四次搜救加在一起，只找到了两样东西：那处坐印和几片糖纸。
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20日，第四次搜救展开。
这一次由中科院新疆分院副院长王熙茂带队，八个单位六十九人参加，配备汽车十八辆。
队伍以库木库都克为中心，沿疏勒河故道划分地段，分片包干，整整找了四十一天，搜索面积东西长八十二公里、南北宽十到二十公里，总共一千一百平方公里。
彭加木的儿子彭海全程参加了这次搜救。
这个身材和长相酷似父亲的年轻人，戴着孝，沉默寡言，跟着队伍在戈壁上走了一天又一天。
他没有找到父亲。
四次大规模搜救，前后历时半年，动用了军队、公安、民航、地方政府的全部力量，花费了难以计数的人力物力。
结果只有两个字：无果。
搜救期间还有一个细节值得记录。
空军的飞机在库木库都克以东的盐碱地上空反复盘旋，飞行员报告说看到了疑似脚印的痕迹，地面部队跟着标记过去，仔细一查，那是野生动物的足迹。
还有一次，地面部队在一个沙窝里发现了一件旧衣服，兴冲冲地送回来辨认，结果是考察队之前丢弃的废品。
整个搜救过程中，真正属于彭加木个人的线索，只有那张字条、那个坐印和几片糖纸。
1981年，有关部门从敦煌预制了一块纪念碑，运进罗布泊，竖立在库木库都克。
碑上刻着："一九八零年六月十七日，彭加木同志在此进行科学考察时不幸遇难。"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在碑下面埋了一个铁盒子。
盒子里有彭加木的黑白遗照，有女儿彭荔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寄回来的校园留影，背面写着"万分地怀念着亲爱的爸爸"。
还有一封夏叔芳亲笔写的信，留给所有走进罗布泊的人，恳求大家帮忙留意彭加木的遗骸和遗物。
那封信写在铜版纸上，字字恳切。
铁盒子没有上锁，任人取看。
事情到这里，按说已经盖棺定论。
一个科学家为了国家科考事业牺牲在戈壁滩上，悲壮，光荣，值得后人永远纪念。
可当年参加搜救的老军官们心里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拉网式搜了那么多遍，罗布泊方圆几十里就那么大一块地方，就算是一具尸体，也该被人撞见了。
可偏偏什么都没有。
一个大活人，就跟从来没存在过一样。
敦煌有个老骆驼客叫叶多寿，一辈子赶骆驼走敦煌到哈密的老路。
他看过搜救的范围后说了一个情况：疏勒河故道北侧的戈壁滩，表面看着平整，其实底下是虚的。
古时候那里有很多深沟，后来被风吹来的细土填平了。
那层土面像雪粉一样松软，表面结一层干皮，人踩上去噗哧就陷进去，越挣扎越深，跟掉进沼泽一样，整个人被埋得连脚印都不留。
他早年亲眼见过有人掉进去，根本没法救。
彭加木很有可能就是掉进了这样的"土海"里。
这种地形在当地不罕见，只是外人看不出来。
此后四十年，关于彭加木失踪的各种传闻从未停歇。
苏联人接走说、队友谋害说、误入军事禁区说、双鱼玉佩超自然说，一个比一个离奇。
2001年，敦煌公安局在距库木库都克九十公里外发现一具干尸，身着中山装，腕戴手表，身边有水壶。
消息传出，全网震动。
专家赶赴现场检验，从身高、衣着和死亡年代判断，排除了彭加木的可能。
2006年，又有人在敦煌附近的库姆塔格沙漠发现干尸，身高约一米七零，戴眼镜，穿旧中山装，与彭加木有多处相似。
中科院新疆分院派人取样鉴定，队员阎鸿建逐件比对了干尸的头发、衬衣、裤子、皮带、手表和毛衣，结论是没有一件物品属于彭加木。
2007年，哈密地区又传出发现疑似遗骸的消息。
中科院新疆分院的专家直接出面回应：那具干尸距离彭加木失踪地点约四百公里，从位置上就可以排除。
每一次发现，每一次辟谣，都把这个沉默了几十年的名字重新推到公众面前。
而当那块纪念碑在库木库都克的戈壁上立了整整四十年，所有人都以为这段往事已经彻底翻篇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一张从万里之外的美国辗转传回来的照片，会把这件已经沉入沙漠深处的旧案，重新翻到所有人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