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涂元季《钱学森书信》（2007年，国防工业出版社）；《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新华社"新华视点"2009年11月专题报道；《人民日报》2005年7月30日相关报道；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955年钱学森归国记》（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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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9日，北京，盛夏。
温家宝来到一栋军队干部住宅楼，走进了一间铺着军绿毛毯的病房。
躺在床上的，是94岁的钱学森。他头发白透了，多年卧床，但眼神依旧清晰，说起话来仍然有条有理。
这是温家宝四次探望钱学森中的第二次。
这一次，他带着一份具体的议题——国务院正在推进新一轮国家科技发展规划，准备以自主创新为核心方针，他专程来听这位科学家的看法和意见。
两个人谈了很久。
从科技布局，到重点领域的攻关方向，钱学森认真听完，表示认可，偶尔回应几句。
气氛平稳，像是一次坦诚的工作交流。
按照正常节奏，谈话此刻已经接近尾声。
就在这时，钱学森伸出一只手，打断了原本准备收场的气氛。
他说出了一段话。
这段话后来被涂元季完整记录，被温家宝在此后数年里以"对我是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来表述，被媒体和教育界引用了无数次，最终以"钱学森之问"的名字载入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它问的，是一件这片土地上迄今为止都没有彻底回答清楚的事。
【一】那个被美国人折价为"五个师"的男人
美国海军部副部长丹尼尔·金贝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钱学森一人就足以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的威力。
这不是一句文学夸张。
金贝尔说这话，是有他的底气的。
在成为海军部副部长之前，金贝尔担任过Aerojet公司的高管。
这家公司正是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带着学生们共同创办的火箭研究制造企业，钱学森本人是公司顾问之一。
金贝尔不是在纸面上估算一个陌生人的价值，他见识过钱学森的实际能力，深知这种人一旦全力投身另一个国家的军事技术建设，将意味着什么。
1935年，钱学森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美资格，从上海出发，开始了在美国长达二十年的求学与研究生涯。
他师从匈牙利裔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在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深度参与美国喷气推进技术体系的建立。
二战期间，他以上校军衔参与了美国陆军航空队委托的科学考察工作，接触到了当时世界最前沿的火箭与导弹研究成果，包括德国V-2导弹的核心技术资料。
这种积累，让他成为彼时美国少数几个真正掌握火箭技术全貌的人之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旅居美国的钱学森开始着手准备回国。
他辞去了在美国的所有职务，打包了家中的行李，准备随时启程。
美国海关随即扣押了他全部的行李箱，理由是其中含有涉密资料。
随后，联邦调查局于1950年将他非法拘押，送往位于洛杉矶港附近特米诺岛的移民局看守所，关押了整整十五天。
后来，在导师冯·卡门和同事们的积极奔走下，钱学森以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获释。
但获释并不意味着自由。
安全许可证被永久吊销，护照被没收，美国给钱学森划定了自由行动的区域，就是以家为中心、半径大约15英里的范围。
若要走出这个范围，钱学森就要去移民归化局申请。
联邦调查局特工对他的日常活动进行长期跟踪监视。
这种近乎软禁的状态，持续了整整五年。
那五年里，他无法从事任何涉密研究，无法正常出行，但他没有坐等。
他在这种极度压抑的条件下，写出了《工程控制论》，完成了一部在系统工程领域至今仍被引用的奠基性著作。
打破僵局的，是一封藏在香烟纸上的信。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和夫人蒋英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由钱学森缠住联邦调查局人员，蒋英借口上洗手间，给在比利时的妹妹寄了一封信，请她把信转寄给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
这封信辗转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随即指示外交人员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将此事提上谈判桌，并以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士兵遣返问题作为对等筹码，向美方施加压力。
1955年8月4日，美国司法部正式签署同意钱学森回国的通知。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携带妻子蒋英和一双幼小的儿女，终于登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踏上返回祖国的旅途。
1955年10月8日，"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经过20多天的海上航行驶入香港，钱学森一家终于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
当天中午跨过深圳罗湖口岸，当晚抵达广州。
1955年10月28日，钱学森一家到达首都北京，受到科学院的热烈欢迎。
那年他44岁。从此，被美国人评价为"五个师"的男人，把剩下的全部岁月，押在了这片土地上。
【二】回国之后，他用三十年交出了一份答卷
1956年10月8日，新中国最早的导弹火箭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钱学森被任命为首任院长。
这一天，距他踏上罗湖口岸整整一年。
那是一个几乎一切从零开始的年代。
实验室里的设备，相当一部分是战时留下的二手货；骨干研究人员极度稀缺，有系统工程经验的人少之又少；
更棘手的是，在需要精确数字支撑的导弹工程里，连像样的计算工具都严重不足。
工程师们趴在昏黄的灯光下，用算盘和对数表反复核算数据，一个关键参数往往要经过几十次独立复核才能确认。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废止援助协定，撤回全部援华专家和顾问，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留下了一批半成品。
面对这一变故，钱学森向时任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明确表态：苏联压不倒我们，一定能建立起自己的导弹事业。
这不是场面话。
他清楚地知道手里有什么牌，也清楚该怎么打。
多年在美国从事尖端科研的经历，让他具备了一种在极端有限的条件下统筹复杂工程的能力——把有限的人、有限的设备、有限的经费，组织成一个能够向前推进的系统。
他把这种能力完整地带了回来，用在了一个当时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短期内无法完成的任务上。
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地对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场成功引爆，蘑菇云腾空而起。这是一个让整个世界重新评估亚洲战略格局的时刻。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成功升空，携带《东方红》旋律的无线电信号传遍全球。
能够独立将卫星送上轨道的国家，又多了一个。
在这整个过程中，钱学森不是某一个具体项目的单独操盘手，而是整个工程技术体系的主要设计者和推动者。
他建立了中国航天的技术路线框架，主导组建和培养了第一批核心科研与工程队伍，确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每一个数据必须经过独立验证，每一套方案必须从底层逻辑重新推敲，工程报告里不允许出现"差不多"这三个字。
他不是在传授某个具体的技术方法，他是在建立一种做事的文化。
这种文化，在此后几十年里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基本底色。
1991年，80岁的钱学森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下，获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以及"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那是一个国家能够给一个科学家的最重的肯定，没有之一。
他用三十五年，把当初金贝尔说的那句"五个师"的价值，兑现得清清楚楚。
【三】退休之后，他把目光转向了另一件事
功成身退之后，外界普遍以为钱学森会从此安享晚年。
他没有。
退休后的钱学森，开始系统地阅读教育领域的文献，思考一个与航天工程没有直接关联的问题：那些真正改变了人类文明方向的科学突破，背后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人从什么样的环境里培养出来。
涂元季回忆，在历次探望中，钱学森都会把教育问题提出来，问前来探望他的温家宝总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但这个问题不是空泛的感慨，它有非常具体的来源。
钱学森早在1995年就以书信的形式，系统表达过他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核心判断。
那封信后来被收录进《钱学森现代军事科学思想》一书。
他在信中明确指出：一个具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仅要受自然科学训练，还必须受文学艺术的熏陶——这两种训练的结合，才能激发真正的创造性思维。
脱离了文化艺术修养的自然科学训练，培养出来的是掌握了知识的人，不是能够创造知识的人。
他讲这件事，是有自身经历作为依据的。
早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钱学森在主攻机械工程的同时，学习钢琴，曾是上海交大铜管乐团的重要成员；
他师从著名国画大师高希孚学习绘画，并获得高先生的认可；
他的妻子蒋英，是享有国际声誉的女高音歌唱家，两人半个多世纪的婚姻里，音乐与科学始终并行。
他本人的人生实践，就是他这个判断最直接的证据。
他的导师冯·卡门，提供了另一层参照。
冯·卡门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学方式，是以真实问题为驱动、以质疑和讨论为核心的。
他鼓励学生对已有结论保持警惕，允许学生在推导过程中犯错，甚至期待学生指出教授自身的错误。
他晚年曾对人说：似乎是我发现了钱学森，其实是钱学森发现了我。
这种"导师鼓励学生超越自己"的学术文化，在钱学森的成长历程里打下了深刻的印记。
也正是带着这种底层记忆，他在退休后一遍又一遍地比对：中国的课堂，和那种课堂，究竟差在哪里。
他看课程设置，看考核体系，看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
看了将近十年，心里越来越沉。
【四】2005年7月29日，那间病房里发生了什么
这一天的来访，在程序上并不特殊。
温家宝进门，送上鲜花，向这位共和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表示慰问和敬意。
接下来，他向钱学森介绍了政府正在推进的新一轮科技发展规划，重点说明了以自主创新为核心方针的整体部署，并就若干重点领域的科技攻关方向，听取钱学森的看法。
钱学森认真听完，点头，表示认可，随后就科技战略的几个具体方向发表了意见。
气氛坦诚平和，这是一位经历了数十年风云的老科学家和一位国家领导人之间，少有的直接而务实的交谈。
按照正常的节奏，谈话走到这里，已经接近自然收场。
但钱学森没有结束。
他开口，说了这样一段话："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
温家宝回应，现在学理工的往往只钻研理工，对文学艺术懂得很少，这确实不利于全面发展。
就在这个节点，钱学森说出了那段被完整记录下来、此后被反复引用的话：
这段话从病房传出去之后，沿着一条谁也没有预判到的路线，慢慢渗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某个深处。
2010年5月，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表示：钱学森之问对我们是个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
藏在那段话背后的，是一个钱学森思索了几十年却从未被完整呈现过的答案，而那个答案的第一层，将把所有人引向一个意想不到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