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迁都前夜，老瓦匠拦住朱棣：北京城镇得住风，镇不住人心

一、永乐十八年，腊月的北京城

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腊月。

北京城像一头刚吞下猎物的巨兽，还在消化。

九门城楼刚封顶，紫禁城的三大殿刚立起金柱，皇城的红墙刚刷完第三遍朱漆。从通州到德胜门，官道上日夜不停地跑着运砖的骡车、运木料的漕船、运金砖的杠夫。二十万民夫、十万军士、三千工匠，像蚂蚁一样爬在这座新都城的骨架上，把旧元大都的土城拆了，把燕山深处的楠木砍了，把苏州的太湖石、房山的汉白玉、山东的临清砖，一车一车地填进这座朱棣要用它压住天下的新巢。

紫禁城正中的奉天殿，金顶在腊月灰蒙蒙的日光下闪着刺眼的光。殿前丹陛上，朱棣穿着赭黄龙袍，站在风口里，看着最后一根蟠龙金柱被绞盘缓缓吊起，稳稳落入柱础。

他今年六十岁，做了十八年皇帝。这十八年，他干成的事比朱元璋晚年还多：迁都北平，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五次北征蒙古，把大明的疆域推到黑龙江和哈密。他觉得自己终于把“靖难之役”那口恶气吐出来了——他不再是“篡位者”，他是“永乐大帝”，是“新都之主”。

可他没有笑。

他站在奉天殿前，风从蒙古高原灌下来，吹得他龙袍猎猎作响。他忽然觉得，这座金碧辉煌的城，像一口巨大的锅，锅盖刚合上，锅里的水还没开。

他问身边的太监：“朕的这座城，镇得住天下吗？”

太监跪着，不敢答。

朱棣没再问。他走下丹陛，换了一身半旧的灰鼠皮袍，戴顶毡帽，从东华门溜了出去。他要去看看，这座他花了二十年、征了百万人、烧了无数银子堆起来的新都，在老百姓眼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他沿着皇城根往南走，过灯市口，拐进一条窄巷。巷子尽头，一座还没完工的城隍庙前，搭着个工棚。工棚里，一个六十来岁的老瓦匠正蹲在地上，用瓦刀敲一块青砖，敲一下，听一听，像在给砖号脉。

朱棣走过去，蹲下来：“老师傅，这砖，有什么问题？”

老瓦匠没抬头，又敲了一下：“这砖，火候差了半刻。敲着闷，不脆。砌在墙里，十年没事，三十年准酥。”

朱棣心里一动：“你怎么听出来的？”

老瓦匠这才抬头。他满脸皱纹，像被刀刻过的旧城墙，眼睛却亮得像两粒炭。他打量了朱棣一眼，没跪，也没慌，只把砖放下，拍了拍手上的灰：

“客官，您不是瓦匠吧？您手上没茧，脚上是内造的鹿皮靴，说话带着南京口音，可尾音里有一股北平的硬。您是宫里的人。”

朱棣笑了笑：“你眼毒。我是宫里管营造的，来看看这城修得怎么样。”

老瓦匠“哦”了一声，又敲了一块砖：“那您来得正好。俺跟您说句实话——这北京城，修得再高再大，镇得住风，镇不住人心。”

朱棣脸上的笑容淡了：“什么意思？”

老瓦匠把瓦刀往地上一插，像插进土里的一根钉子：

“客官，俺姓孙，叫孙老憨，保定府人。俺爷爷给元朝修过大都，俺爹给洪武爷修过南京城，俺自己，从永乐四年开始，在这北京城修了十五年城墙。俺见过元朝的大都怎么起来的，也见过它怎么塌的。”

他指了指脚下：“这北京城，底下压着元朝的大都。元大都修得比这还气派，宫城九里，街道笔直，马可波罗来了都说‘举世无双’。可元朝怎么样？修城的时候，民夫冻死饿死，没人管；修完城，蒙古贵人住进去，汉人老百姓还是住窝棚。城修得越漂亮，人心离得越远。等红巾军起来，大都的城墙再高，也挡不住‘人心思汉’四个字。”

朱棣沉默了一下：“可朕修这座城，不是给贵人住的。朕是要迁都，是要把大明的根基扎在北方，镇住蒙古。”

孙老憨笑了，笑得有些凄凉：

“客官，您镇蒙古，靠的是城墙，还是靠将士？您镇天下，靠的是宫殿，还是靠百姓？俺修了十五年城墙，俺知道：砖再硬，硬不过人心；城再高，高不过‘民怨’二字。您把城墙修得跟山一样高，可要是城里头的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娃上不起学、寡妇交不起税，那这城，就是一座大监狱。监狱修得再漂亮，关的也是囚犯，不是子民。”

朱棣蹲在那里，半天没说话。风把工棚上的草帘吹得哗啦响，像在替他叹气。

他问：“孙老憨，你说，朕这城，该怎么修，才能镇住人心？”

孙老憨想了想，说：

“客官，俺不懂大道理。俺只懂瓦匠的规矩：砌墙之前，先打地基；打地基之前，先看土。土松了，砖再硬，墙也会歪；土实了，砖一般，墙也能站百年。

北京城的‘土’，不是这底下的黄土，是老百姓的日子。您想让这座城站得稳，别光顾着修金銮殿，先修修城根底下那些窝棚；别光顾着运楠木，先管管通州码头那些扛包的民夫，他们一天挣三文钱，扛一根大木，累得吐血，可工钱还被包头克扣一半。

您把老百姓的日子垫实了，这城，不用您镇，它自己就稳。您要是只管修宫殿，不管修民心，那这城，修得越高，塌得越快。”

朱棣站起来，看着那座还没完工的城隍庙，又看了看巷子外头灰蒙蒙的天空。他忽然觉得，孙老憨的话，比他这十八年听到的所有颂圣奏章都重。

二、通州码头：一根楠木，一条人命

朱棣没回宫。他顺着孙老憨指的方向，往东走，走到了通州码头。

通州码头是北京城的血管。从江南运来的漕粮、木材、砖石、丝绸，全在这里上岸，再由骡车、马车、独轮车运进城。码头上，民夫像蚂蚁一样挤在一起，扛包的、拉纤的、推车的、搬砖的，一个个瘦骨嶙峋，脸上全是灰，像刚从土里刨出来的。

朱棣站在码头边，看一根巨大的楠木从漕船上卸下来。那根楠木足有两人合抱粗，十几丈长，是给奉天殿用的金丝楠木。十几个民夫用粗麻绳捆住木头，喊着号子，一寸一寸地往岸上拖。

“嗨哟——嗨哟——”

号子声沉闷而吃力，像从地底下挤出来的。一个民夫脚下一滑，膝盖磕在石头上，血立刻渗出来。可他不敢停，咬着牙，继续拉。

朱棣走过去：“这位兄弟，你腿流血了，歇歇吧。”

那民夫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麻木：“歇？歇了，今天的工钱就没了。工钱没了，我娘和娃就得饿肚子。”

朱棣问：“你们一天挣多少？”

民夫苦笑：“扛一根大木，三个人分，每人三文。一天能扛三四根，挣十文左右。可包头还要扣‘草鞋钱’‘饭钱’‘工具钱’，到手能有五文就不错了。”

朱棣心里算了算：一根金丝楠木，从云南运到北京，路上要两年，运费够买一百个民夫的命。可到了码头上，扛木头的民夫，一天挣五文钱，买不了一碗粥。

他问：“你们不找官府说理？”

民夫像看傻子一样看他：“说理？官府的工钱，发到包头手里，包头再发给我们。我们连官府的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再说了，这城是皇上修的，皇上要住金銮殿，我们这些穷鬼，能扛木头就是天大的恩典了。说理？理在哪儿？理在皇上的金銮殿上，不在我们这些扛木头的肩膀上。”

朱棣站在码头上，看着那根楠木被拖上岸，又看着另一个民夫扛起一袋漕粮，压得腰弯成一张弓，一步一步往城里走。他忽然觉得，自己修了十八年的这座城，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尖是他，塔底是这些扛木头的、拉纤的、搬砖的民夫。金字塔修得越高，塔底的人就被压得越扁。

他问身边一个工头模样的中年人：“这通州码头，一天要过多少民夫？”

工头不认识他，随口答：“少说一万。多的时候，两三万。都是保定、河间、山东、河南来的，家里地没了，活不下去了，来北京城卖力气。可这力气，卖着卖着，人就没了。去年冬天，光冻死在码头上的，就有两百多。”

朱棣沉默了很久，问：“冻死的人，官府管吗？”

工头嗤笑一声：“管？怎么管？死了，拖到城外乱葬岗，一埋了事。官府忙着修宫殿，哪有工夫管民夫的死活？再说了，死一个民夫，明天就有十个新的来。这北京城，最不缺的就是人，最不值钱的也是人。”

朱棣转身，没有再问。他怕自己再问下去，会忍不住亮出身份，把那个工头当场砍了。可他心里清楚：砍一个工头没用，码头上还有一百个工头；填一个乱葬岗没用，明天还会再添两百个新坟。

他忽然想起孙老憨的话：“您把老百姓的日子垫实了，这城，不用您镇，它自己就稳。”

他站在通州码头的寒风里，第一次觉得，自己修了十八年的这座城，可能修错了方向。

三、灯市口：一个老秀才的“盛世账”

朱棣没回宫。他拐了个弯，去了灯市口。

灯市口是北京城最热闹的地方。腊月里，街两边摆满了年货摊子：春联、门神、爆竹、糖人、风车、灯笼，红红绿绿，一片“盛世气象”。朱棣走在人群里，看着那些笑脸，心里稍微松快了一点。

可他一转头，看到街角蹲着一个老秀才，六十来岁，穿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袍，面前摆着一张破桌子，桌上放着笔墨，旁边挂着一块布幌子，写着“代写书信，代算账目”。

朱棣走过去：“老先生，生意可好？”

老秀才抬头，看了他一眼，苦笑道：“腊月里，谁有闲钱写信？倒是有人来算账——算算今年交了多少税，还剩多少粮，够不够熬到开春。”

朱棣来了兴趣：“哦？那您给我算算，今年这北京城，老百姓的日子，到底怎么样？”

老秀才上下打量他一番：“客官，您是宫里的人吧？您要听‘盛世账’，街上的春联摊子都写着呢：‘四海升平，万民乐业’。您要听‘实话账’，那您坐下，我给您算。”

朱棣在破桌子前坐下。老秀才铺开一张纸，提起笔，一笔一笔地算：

“客官，咱算一个北京城普通人家。一家五口，一个壮劳力，一个半劳力，两个娃，一个老人。

壮劳力去码头扛包，一天挣十文，一个月三百文。半劳力去给人家洗衣服、劈柴，一个月一百五十文。全家一个月进项，四百五十文。

开销呢？米，一个月要三斗，一斗五十文，一百五十文。柴，一个月三十文。盐、油、菜，一个月五十文。房租，一个月八十文。娃的学费，一个月二十文。老人吃药，一个月三十文。加起来，三百六十文。

看着还剩九十文，对吧？可还有‘丁税’‘里甲钱’‘修城捐’‘河工捐’，一年摊下来，一个月合四十文。还剩五十文。这五十文，得留着买冬衣、买药、修屋顶。要是赶上娃生病、老人去世、包头克扣工钱，那就得借债。借债就得还利息，利息一滚，这家人就完了。”

老秀才放下笔，看着朱棣：

“客官，您算算，这北京城，修一座奉天殿，花了多少银子？够多少户人家吃一年？够多少娃上多少年学？够多少老人抓多少服药？

修宫殿的钱，是从老百姓的税里来的。税交上去，宫殿修起来，可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这么紧巴巴的。您说，这叫盛世吗？”

朱棣沉默了很久，问：“老先生，您说，这盛世，该怎么算？”

老秀才想了想，说：

“客官，盛世不是算出来的，是过出来的。老百姓的日子宽裕了，娃能上学，老人能看病，寡妇不用卖地，壮劳力不用累死累活还养不活一家五口，那才叫盛世。

您要是只算宫殿修了多少座、城墙修了多少里、郑和下西洋带回来多少珍宝，那叫‘朝廷的账’，不叫‘百姓的账’。朝廷的账再漂亮，百姓的账上还是赤字，那这盛世，就是写在纸上的盛世，不是过在日子里的盛世。”

朱棣站起来，朝老秀才拱了拱手：“老先生，受教了。”

他转身离开灯市口，走了几步，又回头问：“老先生，您贵姓？”

老秀才说：“免贵，姓赵，赵秉忠。万历年间中过举，后来家道中落，流落到北京城，靠代写书信糊口。”

朱棣记下了这个名字。他后来让人查了查，赵秉忠确实是个落第举子，写得一手好字，却一辈子没当过官，只在北京城替人写信、算账、写状子，活到八十多岁，死的时候，家里只有一床破被、一箱旧书。

朱棣听说后，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这北京城，像赵秉忠这样的人，比金銮殿上的官，更该被记住。”

四、德胜门外：老军户的“戍边账”

朱棣没回宫。他出了德胜门，往北走，走到了城墙根下的一片军屯。

北京城北边，驻扎着大量军户。这些军户，有的是跟着朱棣靖难起家的老部下，有的是从南方调来的卫所兵，有的是蒙古投降过来的“降丁”。他们守着北京城的北大门，防着蒙古人南下。

朱棣走进一片军屯，看到一个老军户正蹲在墙根下，用一块磨刀石磨一把生锈的腰刀。老军户六十来岁，头发花白，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到下巴的旧刀疤，像一条干涸的河。

朱棣蹲下来：“老军爷，这刀，磨了做什么？”

老军户头也不抬：“磨了，防蒙古人。也防——上头来查屯田的官。”

朱棣一愣：“查屯田的官，也要防？”

老军户这才抬头，看了他一眼：“客官，您是外路人吧？您不知道，这北京城的军屯，早就被上头的人吃空了。俺们这些军户，名义上‘七分种地，三分守城’，可地呢？地被卫所将军租给了豪强，豪强再转租给俺们，俺们种地，交租给豪强，豪强再分给将军。一年到头，俺们累死累活，打的粮食，一半交了租，一半交了税，剩下的，连一家老小的嘴都糊不住。

上头来查屯田，查什么？查‘军户是否足额’‘屯田是否足亩’。可他们查的，是账本上的数字。账本上，军户足额，屯田足亩，年年丰收。实际上呢？军户逃了一半，屯田荒了一半，剩下的地，全在豪强手里。

您说，俺们不防着查屯田的官？他们一来，俺们就得借粮、借牛、借种子，把账本上的‘丰收’凑出来。凑不出来，就是‘亏空’，亏空就要赔，赔不起就要抓人。俺们这些老军户，不怕蒙古人，怕的是查屯田的官。”

朱棣心里一沉。他当年定军屯，本意是“养兵不费民粮”。可现在，军屯成了豪强和将军的私产，军户成了佃农，边防成了纸面数字。

他问：“老军爷，您当年跟着皇上打过仗吗？”

老军户磨刀的手停了一下：“打过。靖难的时候，俺跟着燕王——不，跟着皇上，打过白沟河，打过灵璧。那时候，俺们这些当兵的，是真卖命。因为燕王跟俺们说，‘打下南京，人人有赏，个个升官’。”

他顿了顿，苦笑：“后来，南京打下来了，赏呢？赏了。赏了二十亩地，就在这德胜门外。可这地，现在还在俺名下吗？早没了。被卫所将军‘借’走了，借了二十年，没还过。俺去讨，讨了三次，第三次，将军的师爷跟俺说：‘老军户，你再闹，就把你调去辽东戍边。’俺老了，不想死在辽东，就不闹了。”

朱棣蹲在那里，看着那把磨得发亮的腰刀，忽然觉得，这把刀，比他龙椅上的金漆还亮。

他问：“老军爷，您恨皇上吗？”

老军户想了很久，说：

“恨？谈不上。皇上是真英雄，俺们这些老军户，当年跟着他打仗，是真心服他。可现在，俺们老了，打不动了，地也没了，粮也没了，娃也饿跑了。俺们不恨皇上，俺们恨这世道——这世道，让老实人活不下去，让豪强和将军吃得流油。

客官，您要是能见到皇上，替俺们这些老军户带句话：皇上，您修城墙、修宫殿、修北京城，俺们没意见。可您能不能也管管，这城墙根底下，军户的地，被谁吃了？军户的粮，被谁拿了？军户的娃，被谁饿跑了？

城墙修得再高，挡得住蒙古人，挡不住‘军心散了’四个字。”

朱棣站起来，朝老军户深深鞠了一躬。

老军户吓了一跳：“客官，您这是干啥？”

朱棣说：“替皇上，给您赔个不是。”

老军户愣了半天，忽然笑了：“客官，您这礼，俺受不起。俺就是个磨刀的老军户，您替皇上赔不是，俺当不起。”

朱棣没说话。他转身，往城里走。风从北边灌下来，吹得他眼眶发酸。

五、回宫之后：永乐爷的三道“不体面”圣旨

朱棣回宫，没有去奉天殿，也没有去乾清宫。他坐在东暖阁里，面前摊着三样东西：

左边，是《永乐大典》的目录——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文化工程；

中间，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图——他这辈子最耀眼的武功；

右边，是孙老憨、赵秉忠、老军户的话——他这辈子最扎心的实话。

他坐了很久，提笔，写了三道圣旨。

第一道：

“通州码头民夫，自今起，工钱日结，不许包头克扣。凡克扣者，以贪墨论，斩。民夫冻死者，官府给棺木，不许乱葬岗草埋。违者，府县官同罪。”

第二道：

“北京城军屯，自今起，三年一清丈。清丈时，军户自报实亩，不许豪强代报。凡吞没军屯者，不论勋贵，一律夺地还军。军户逃亡者，招抚归屯，免三年赋税。”

第三道：

“北京城内外，增设‘实情鼓’十面。百姓有冤、有苦、有实话，可击鼓直陈，不许拦阻。凡拦阻者，以‘壅蔽圣听’论，杖一百，流三千里。”

大臣们看了，吓得魂飞魄散。

户部尚书跪奏：“陛下，通州码头民夫日结工钱，一年要多支银二十万两，国库恐难支撑……”

朱棣冷冷道：“国库难支撑？修奉天殿花了多少？修城墙花了多少？郑和下西洋花了多少？你们怎么不说国库难支撑？民夫的工钱，一天不过几文钱，你们倒说国库难支撑了。朕看，不是国库难支撑，是你们这些官，舍不得从自己嘴里抠出几文钱给民夫。”

兵部尚书跪奏：“陛下，军屯清丈，牵涉勋贵，恐生变乱……”

朱棣打断他：“变乱？朕打靖难之役的时候，什么变乱没见过？勋贵吞军屯，军心散了，蒙古人打过来，那才是大变乱。朕不怕勋贵闹，怕的是军户寒了心。”

大臣们不敢再说话。他们忽然发现，这位修了十八年北京城的永乐皇帝，似乎变了。

朱棣把三道圣旨放下，又提笔，在便笺上写了一句，后来被内监偷偷记下来：

朕修北京城，修了十八年。 朕以为，修好了城，就修好了天下。 可朕错了。 城是砖修的，天下是人修的。 砖修得再高，人心散了，城就是一座大坟。 朕今儿起，不修城了。 朕要修人。

六、奉天殿前：朱棣问了自己一句

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北京城正式成为大明都城。

奉天殿前，百官朝贺，万国来朝。郑和带回来的西洋贡使、蒙古降王、朝鲜使臣、安南国王，都跪在丹陛下，向永乐皇帝叩首。

朱棣坐在龙椅上，看着这一派“万国来朝”的盛景，忽然问身边的大臣：“你们说，朕这座城，镇得住天下吗？”

大臣们齐声高呼：“陛下圣明，北京城龙盘虎踞，镇得住天下，万世永固！”

朱棣没说话。他忽然想起，三个月前，那个老瓦匠孙老憨蹲在工棚里，敲着一块青砖，说：

“客官，这北京城，修得再高再大，镇得住风，镇不住人心。”

他站起来，没有接受百官的朝贺，而是走下丹陛，走到奉天殿前的广场上。广场上，站满了禁军、官员、贡使。他穿过人群，走到城门边，看着城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忽然问自己：这北京城，到底是镇住了天下，还是把天下关进了城里？

他站在那里，风从蒙古高原灌下来，吹得他龙袍猎猎作响。他忽然觉得，自己修了十八年的这座城，像一座巨大的戏台。戏台上，百官演着“万国来朝”，贡使演着“臣服天朝”，他自己，演着“永乐大帝”。

可戏台下，孙老憨还在敲砖，赵秉忠还在算账，老军户还在磨刀。他们不在戏台上，他们才是这座城真正的“地基”。

朱棣转身，走回奉天殿。他没有再问“镇得住吗”，因为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城，镇得住风。

人，才镇得住天下。

可人心，不是修出来的，是养出来的。

七、后来北京城传的几句闲话

永乐年间，北京城流传着几桩事：

一、通州码头的民夫，工钱真的日结了。包头克扣的，被砍了三个，挂在码头上示众。民夫们说：“皇上这回，是真看见了。”

二、德胜门外的军屯，真的清丈了。卫所将军吞的地，退回来一半。老军户们说：“皇上没忘了俺们这些老骨头。”

三、北京城增设了“实情鼓”。可敲鼓的人不多——老百姓怕敲了鼓，官没倒，自己先倒了。但至少，鼓在那儿，像一根刺，扎在官们心里。

四、孙老憨还在修城隍庙。有人问他：“老憨，皇上修了北京城，你咋还在修庙？”他说：“城是皇上的，庙是老百姓的。皇上修城，俺修庙，各修各的。”

五、赵秉忠还在灯市口代写书信。后来他死了，死的时候，桌上还摊着一张纸，写着一笔账：“北京城，永乐十九年，民夫日结工钱，军屯清丈，实情鼓立。此三事，胜修十座奉天殿。”

六、老军户的腰刀，后来传给了他孙子。他孙子后来参加了土木堡之变，战死了。刀没找到，可老军户说：“刀没了，人心还在。”

八、永乐迁都的真骨头

这篇不是“朱棣微服访贫”的老段子。老段子爱写：皇上微服，发现贪官，斩之，百姓欢呼，回宫龙颜大悦。那叫“帝王爽文”。

可永乐迁都这件事，真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朱棣多能，是“一座城”和“一座天下”之间的距离。

朱棣修北京城，修了十八年，征了百万人，烧了无数银子。他以为，修好了城，就修好了天下。可孙老憨告诉他：城是砖修的，天下是人修的。

他以为，镇住了蒙古，就镇住了天下。可老军户告诉他：军心散了，城墙再高也没用。

他以为，万国来朝，就是盛世。可赵秉忠告诉他：朝廷的账再漂亮，百姓的账上还是赤字，那这盛世，就是写在纸上的盛世。

朱棣这十八年，干成了朱元璋没干成的事：迁都、修典、下西洋、征蒙古。可他也在迁都的前夜，被一个老瓦匠、一个老秀才、一个老军户，三句话，问得睡不着觉。

他后来有没有改？改了。工钱日结，军屯清丈，实情鼓立。可这些事，在他死后，又慢慢废弛了。正统年间，军屯又开始被吞；成化年间，民夫的工钱又开始被克扣；正德年间，实情鼓已经成了摆设。

北京城还在，可人心，又散了。

后来明朝亡了。李自成打进北京城的时候，城里的老百姓，没有几个人为崇祯皇帝守城。因为崇祯皇帝，从来没有像朱棣那样，蹲在通州码头上，问过一个民夫：“你一天挣几文钱？”

朱棣问过。所以他死后，北京城的老百姓，还念着他。

可他的儿孙，再也没有人问过。

崇祯煤山那根绳，一头系着歪脖槐，一头系着永乐十八年腊月，孙老憨那句“镇得住风，镇不住人心”。

只是崇祯到死，可能都没听懂这句话。

正史做骨：朱棣迁都北京、修紫禁城、设军屯、下西洋、北征蒙古，皆史有所载；通州码头民夫之苦、军屯被吞、官场粉饰，亦有明初制度之影。

野史做肉：老瓦匠孙老憨、老秀才赵秉忠、老军户磨刀，都是依永乐年间市井气补出的血肉。

爽文做血：皇帝不是来炫耀功业的，是来被小人物当头一喝：陛下，这北京城，镇得住风，镇不住人心。

永乐大帝最锋利的一夜，不在白沟河，不在南京城，不在郑和的宝船上，在北京城一条没名小巷里，一个老瓦匠蹲在工棚里，敲着一块青砖，教他怎么当皇帝：

别先修宫殿。 先修人心。 人心实了，城不用镇，自己就稳。 人心散了，城再高，也是一座大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