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携长篇新著《四千里》亮相天府书展

10月17日上午，“烽火四千里 文脉向蜀川——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新书发布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本次活动是2026天府书展的重要活动，由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期刊协会主办，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承办。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孟华，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彭闯，中国编辑学会副秘书长朱琳君，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刘龙章，四川省期刊协会会长胡桂林，本书作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原总编辑韩敬群，著名评论家李明泉，《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卢一萍等嘉宾出席活动，并围绕作品的历史背景、创作过程与文学价值展开交流。

“烽火四千里 文脉向蜀川——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新书发布会”现场。

罗伟章，当代著名作家。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红砖楼》等，散文随笔集《路边书》《风和微风》《大地让人类辽阔》《看见自己》等以及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曾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等，入选全国小说排行榜、《当代》年度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年度金榜、《亚洲周刊》年度全球华人十大小说等。

长篇小说《四千里》，以肖小玲回乡祭祖时发现的无名烈士墓碑为引子，讲述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前夕，为给国家留下未来畜牧业发展的火种，以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场长王酉亭为首的八名教职工，带着一千余只珍贵进口动物从南京出发，长途跋涉，历经艰险，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最终抵达重庆的故事。

小说借“动物西迁”这一小小切口，书写个体悲欢和家国命运。通过西迁路上的翻山越岭、跨沟绕涧、餐风宿雨、胆战心惊，写出了山河破碎、“国将不国”时，知识分子与中国普通民众从惊惶到觉醒的心理变化和坚决不做亡国奴的民族精神；更写出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历经磨难、文化精神不熄的力量之源。作品对中国文学中有关抗日战争的书写是一次突破和跃升。

从尘封史料到文学长卷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

新书发布会上，邬书林谈到，自己在活动前一周拿到《四千里》，并认真通读。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对中央大学动物西迁的历史有所了解，因此读到这段故事时感到格外亲切。在他看来，罗伟章以小说的方式重新呈现这段历史，既立足史实，又为文学创作拓展了空间。作品对相关史料的挖掘扎实，也为读者理解南京大屠杀及抗战历史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与此同时，小说还呈现出中央大学的科研积淀，以及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之际科技救国的理想。“一部动人的小说既要立足史实，更要还原人性。”邬书林认为，历史题材创作的意义，不只在于把事件重新讲述一遍，更在于透过历史细节呈现具体的人，理解他们在艰难处境中的选择。

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彭闯。

彭闯在致辞中指出，中央大学科研人员护送千余头珍贵畜禽西迁，途中不仅要跨越五省，还要面对日寇侵扰、匪患威胁等重重困难。畜禽看似只是需要运输的对象，却与农业科研、种源保存和未来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彭闯用一句话概括这段历史的意义：“运送的是生存根基，守护的是民族命脉，传递的是文明薪火。”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群人的选择让一段不为大众熟知的历史显现出沉甸甸的分量。彭闯还提到，罗伟章凭借《屋檐》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四千里》则是他历经十余年积累、打磨而成的长篇力作。作品从一段具体的历史出发，呈现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担当，也让读者看到，历史的延续不仅依靠宏大的决策与英雄叙事，同样离不开许多默默无闻的人对家国责任的坚守。

以小切口书写民族精神

本书作者、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罗伟章。

谈及小说的创作缘起，罗伟章回忆，十多年前写作《太阳底下》时，他曾查阅抗战史料，也走访过西迁亲历者。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他偶然读到动物西迁的相关记载，并把这个故事记在心里。多年以后，韩敬群邀请他创作一部关于知识分子抗战的作品，这段旧日记忆重新浮现，逐渐发展成《四千里》。“一部作品的诞生有机遇，也需要外力推动，如果没有这份推动，这本书或许至今不会面世。”罗伟章坦言，创作并非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蓝图，历史材料、现实机缘与他长期以来的思考相互交汇，最终促成了作品的诞生。

罗伟章进一步谈到，王酉亭一行人本不必承担这项任务。罗家伦撤离前指示这批牲畜可以宰杀、变卖、食用，唯一底线是不能落入日军手中，学校也已为众人购置撤离船票，但他们放弃船票，选择护送牲畜向西迁徙。“使命感并非对人的基础要求，人的精神追求本就存在层次差别。”他谈到，民族需要完整的精神骨架，个体同样需要建立自身的精神骨架，青年读者应尽早搭建属于自己的精神骨架，以此作为人生的内在底气。

韩敬群进一步介绍，西迁队伍中的八个人物，并非全部来自真实史料：其中只有一人有明确的历史原型，其余人物则是文学虚构；有关迁徙路线的材料大致存在，但整个过程难以完整复原。因此，“罗伟章凭借自身深厚的抗战史积累，依托少量史料，创作出这样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史诗，实属难得”。作品写家国历史“既有山河之宏大，亦有草木之细微”，对时代背景、民族精神的把握精准，南京大屠杀等历史细节赋予作品历史真实感；作品同时还为牲畜赋予名字，让它们不再只是数量和运输对象，而成为故事中具体、可感的生命，成为民族不屈意志的象征，这也呼应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的话：“文学的高贵在于设身处地为别的生命着想。”韩敬群高度评价道，罗伟章在扎实史实根基上充分释放想象力与创作激情，该书是其个人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成功跃升”。

韩敬群还谈到，书中真正深深打动他的人物是卢作孚。故事写到宜昌大撤退，大量难民、物资集中在宜昌等待转运，畜禽西迁队伍也要在紧张环境中争取转运空间；卢作孚面临艰难抉择，首要任务是保障人员与大宗物资转移，一千多头牲畜的转运优先级看起来很低。作品中写到的王酉亭三见卢作孚的场景，沉郁顿挫，撼人心魄，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他还用比喻谈到阅读的作用：“生活原本像一颗汁水饱满的苹果，如果我们把选择权交给机器，我们就会慢慢抽空果肉汁水，到最后，生活只剩下干瘪的果皮与果核，失去生机与养分。文学是各类艺术的重要源泉，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重新补足生活的果肉与汁水。”

著名评论家李明泉。

评论家李明泉认为，《四千里》并不局限于地方历史的书写，而是借由一段具有独特性的历史，探讨人性与责任等更具普遍意义的问题，“这是小说最成功之处”。动物西迁这一题材具备稀缺性、唯一性，“这是小说最重要的价值贡献”。同时，作品在写作过程中体现出较强的“研究性写作”特征：“文本兼具激情与理性，书写南京沦陷、日军暴行之时，没有停留在情绪宣泄，而是理性剖析日本部落文化属性，解读战争背后人性的弱点与矛盾，思辨深度突出。”相较于罗伟章过往作品，本书的哲思色彩更为浓厚，是其创作的重要收获。

《青年作家》杂志副主编卢一萍。

有着二十七年军旅经历、长期关注战争文学的卢一萍，则重点谈到小说叙事的连贯性与吸引力。“这部作品有难得的叙事气场，叙事气息首尾贯通，开篇便引人沉浸式阅读，不会出现阅读卡顿。罗伟章扛起这份历史书写的责任，完成了一部诠释作家使命的作品。”

《四千里》的书名也成为现场交流的一个话题。罗伟章透露，创作过程中曾考虑过更偏抒情的备选名称，但韩敬群认为，那些名字不足以承载作品本身的厚重感。最终，“四千里”这一朴素而拙重的名称被保留下来：它既是西迁队伍实际走过的路程，也让漫长跋涉所包含的艰难、坚持与时间感凝聚在三个字里。罗伟章还谈到，“四”在中文语境中自带一种厚重、有力的质感，书名因此与作品的整体气息相互呼应。

从一本书走向一段历史

当晚，围绕“时代长路里，何为普通人的坚守？”这一主题，罗伟章还与韩敬群、重庆市作协主席张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原院长李怡等嘉宾，从文学阅读、青年成长、动物生命和写作方法等角度展开交流。

“时代长路里，何为普通人的坚守？——罗伟章长篇小说《四千里》新书分享会”活动现场。

李怡结合书中人物谈到，王酉亭并没有必须承担护送进口动物抵达重庆的额外责任的理由，但他还是选择守护有价值的事物。“他守住心中并不算宏大却实实在在的理想，坚持把这件事完成。”在李怡看来，这样的理想未必能带来立竿见影的回报，却能支撑一个人度过漫长、枯燥、暂时看不到光亮的人生阶段。书中，王酉亭一行人历经万般艰难，赶着牲畜队伍抵达重庆化龙桥，和乘坐汽车先期抵达的罗家伦一行人相遇。“那一刻不需要任何豪言壮语，人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人本可以不去承受这份磨难，但依旧选择坚持，去完成内心并不宏大、实现过程却无比艰难的心愿。即便身处看不到希望的境遇，守住内心的理想，终会得到属于自己的回响。”李怡说，罗伟章把这段往事写成一部厚重的长篇小说，便是对王酉亭这群先辈最好的回望。

张者则从文本出发，认可作品的价值和生命力，认为写作不只是铺陈情绪或展示观念，更需要对人物、情节和叙事节奏保持耐心。

主持人则通过书中“改善自己不是独善其身，而是和责任连在一起”这句话深刻理解了《四千里》这本书：小说中的人物并非站在历史舞台中央的传奇英雄，他们所做的事情甚至显得琐细、笨拙，但正是在这些具体行动中，责任不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要求，而成为一个人面对现实处境时作出的选择。在《四千里》中，人们守护的不只是科研资源，也包括那些无法用语言表达自身处境的动物。文学让这些生命进入叙事中心，使读者重新思考人类与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

从抗战烽火中四千里的漫长跋涉，到文学力量回荡、滋养当下生活，长篇小说《四千里》用文学的方式提醒人们，历史不只由宏大事件构成，也由无数普通人的行动组成；而文学的力量，正在于让我们重新看见当年的烽火、苦难、大地、人民和我们这个民族不屈的、伟岸的灵魂。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黄茜 通讯员：肖媛龄 周智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