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家骥：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清初天花对行政的影响及清王朝的相应措施

杜家骥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 清代，天花肆虐不仅严重危害人的生命，而且给王朝行政带来很大干扰。为避免和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清朝统治者作了种种努力，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仅是人的社会性活动，其形成与结果，还往往受到自然因素包括灾疫的影响，而人的能动行为，也在改变这种影响，治史者对此应予以注意。

关键词： 天花；行政影响；种痘；相应施政

自公元1世纪以来，天花不断蔓延，乃至肆虐全球，夺去大量人口的生命，对人类自身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及人类对它的防治史，医学史及人口史的学者们已作过大量研究。而关于天花对人类其他方面的影响及人们的对策，尤其是天花对国家行政之影响，迄今尚很少有人涉及，笔者试图在此方面加以探讨。清代天花流行对人口尤其是成年人造成了很大危害，并进而影响了清朝的行政活动。为此，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并制定了针对性制度与政策。本文旨在说明国家行政不仅仅是与政治、社会现象的相互或曰互动行为，而且受到包括自然现象与事件在内的其他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希望学界对此予以注意。

一

天花，在我国古代又称痘疫、痘疾、痘疹、痘疮，或简称痘、疹，乃外域传入，宋元以后为害尤为惨烈。明末，隅处东北地区的清政权也深受其害，常出现人畜大量死于痘疫的情况，该政权的统治阶层及其家族也有不少人罹于此疫，如见于记载的，仅大贝勒代善一家就有3人，天聪五年，代善第五子巴喇玛“以痘疾卒，时年二十四”。崇德四年，代善长子镶红旗旗主岳托、第六子辅国公玛占，均“因染痘疾，卒于军中”。代善的外孙公爵和尔本也在这次痘疫中丧命。这些载诸史籍的染痘而亡者都是成年男子，至于那些死于天花的幼童、妇女又不知凡几。

清入关后定鼎北京，北京又是痘疫的高发区，常在冬春二季迅烈传播，对满族、北京城内的人口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清初居京的史学家谈迁曾据其所见而记述：满人自入北京“多出疹而殆”，他所说的“疹”即痘疹。顺治六年春的那次天花流行，京城死亡人口尤多，而且多是成年人，正月，辅国公坚柱（作者按：或译作锦柱）“出痘死，二十二岁”。三月，摄政王多尔衮同母弟豫亲王多铎“以痘薨，年三十六”，同月，多铎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的两个福晋（夫人）“俱出痘薨”。清顺治朝的“实录”及这一朝的“内国史院档案”中，对满族王公贵戚之死亡有不少记录，且多集中于冬春几个月。清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顺治帝，便是患天花而死于顺治十八年正月。

除东北、内地北京深受其害，北部、西部等边区蒙古族地方，天花的流行也十分猖獗，有些首领人物也是死于痘症，如天聪八年，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就是“病痘，殂于打草滩地方”。乾隆二十二年初春，漠西额鲁特蒙古地区发生大规模痘疫，其时“痘疫盛行，死亡相望”，其中的准噶尔部蒙古“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擅权该部的辉特台吉阿睦尔撒纳也是在这次疫疾中“患痘死”。该地区杜尔伯特部蒙古的“郡王车凌蒙克、贝子罗垒云端、布图克森、扎萨克台吉尼尔瓦齐等，俱因出痘身故”。

二

痘疫的流行，也给国家行政带来干扰，尤其是对执掌皇权的皇帝的行政活动。人们畏痘如虎，每当痘疫来临，那些未出过天花的“生身人”（作者按：出过花者谓之“熟身”），便纷纷躲避，不敢与人接触。而偏偏清初的两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清世祖顺治帝，都是至成年时也未出花者，所以每次痘疫流行，辄离开皇宫这一人多之地，到“避痘所”中去躲避。一国之君，国家政务需要其裁决，而不能接触人，其行政怎能不受影响。

天聪八年二月，东北一带发生痘疫，史载清太宗于该月十日“至避痘所”，一般政务委之六部贝勒、大臣，紧要之事，方令贝勒“至避痘所朝见汗”请示。三月六日，明将尚可喜率所部兵将来投，这对于后金（清）政权来说，是壮大实力之大事，隆重接待，无疑对招徕明军、瓦解敌方具有重要意义，但清太宗因“在避痘所”，为避免接触，不得不推迟召见，向尚可喜解释：“朕欲初到时即行召见，适以他事，身居别所……待事毕，即遣人往请将军”。崇德三年元旦，为清太宗称帝后的首次朝贺大典，也因“国中流行痘疫，上未御大政殿”，只命已出痘之王、贝勒设宴，未免大煞风景。此次疫情延续数月仍未解除，科尔沁蒙古郡王欲来朝，清太宗也予婉言劝回。太宗二月起率兵西进归化城，十几天返回后仍未回盛京，而到边远人烟稀少之处行猎，其实是为避痘。外出两个多月后，国中大事积压，只好于四月十二日还至盛京。暂居十余天后，由于盛京“疫疾大炽，皇帝（又）避在远村闾家，外人切不得相通”，其间，明总兵官沈志祥又率部投附，清太宗再一次派人向其说明：“沈总兵官到来，即理当召见，但因国中痘疫流行，朕系‘生身’，故戒之不见”，而命内院学士等前去“重加抚慰”。由于此次对沈志祥来投之安抚有些简慢，致使其部下人“屡至逃亡”。清太宗得知后，又急派内院学士传谕沈志祥：“（朕）因国内出痘，躲避在外，故未得暇加恩爱养，……自今以后勿逃，有贫穷不能自给者，朕当抚育之”。崇德七年，盛京地区入冬便发生痘疫，十月二十五日，乃皇帝万寿大典，太宗“以国中方避痘停止作乐”。十几天后，又外出狩猎。据当时在盛京的朝鲜官员反映：虽“称猎行，实为避痘”，至闰十一月初八日方还。由于当时盛京仍“痘疫处处炽发”，太宗除了处理个别紧要事务外，在宫中避不见人，所以在《清太宗实录》的崇德七年闰十一月中，只有3天的记录。十二月初二日，太宗再次率人至边远地区，以行猎方式避痘，26天后还宫，便不外出，正值崇德八年的元旦庆典，太宗又以身体不适、“或云忌痘”而“免行庆典贺礼”。在盛京的朝鲜官员记述，至二月二十八日，太宗仍“避痘于西门外别馆”，以至“十余日来，切无衙门分付之事”。

满族入关定居北京后，其受天花感染的程度似比在关外还要厉害，顺治帝及未出痘的贵族、大臣们之避痘措施也更严密。当时规定，痘疫发生时，皇城，也即大清门以北、地安门以南、东安门以西、西安门以东周围18里的中心城，凡未出过天花的“生身人”，均遣往皇城之外，防止这些人患痘而扩大传染，以保护皇帝及皇城中居住的宗室王公等人。

顺治帝是重点保护对象，在京城南郊无人居住的南苑，还为其建避痘所，天花严重流行之时，则移住该处躲避。有时还到长城以外打猎以“避痘塞外”。天花不仅耽搁某些政务，而且由于严重时一般是在在冬末春初，以致于皇帝亲自召见并宴请边区民族来朝王公及邦国使臣的一年一度的元旦庆贺大典，也常常因皇帝不能进城入宫而罢免。如顺治六年正月元旦，“上避痘，免朝贺”。顺治九年元旦，“上避痘南苑，免行庆贺礼”。顺治十二年元旦，“免行庆贺礼”。顺治十三年元旦，“上避痘南苑，免朝贺”。顺治十四年十一月“上驾幸南苑”，十五年元旦“上在南苑，免行庆贺礼”。十六年元旦“上不视朝，免行庆贺礼”，正月初六日“上幸南苑”避痘。十七年元旦“上不御殿，免行庆贺礼”。为避免与官民接触，顺治帝于八年十二月还特别发布诏谕，严禁官民向他告御状：

近日痘疹甚多，朕避处净地，凡满、蒙、汉人有被冤控告者，在内官民告部院，在外官民告各地方，此间皆严禁向朕跪告。若有违旨跪告者，不论其人、事之是非，皆斩！若有人告冤，可告于都察院、通政司，彼等受之不理，待此期过去，再告于朕。（此谕）交付刑部，刊刻告示，晓谕满、蒙、汉人。钦此。某些外交礼仪及重要典礼，也因流行天花而从简。顺治三年正月万寿节，又值清朝不久前平定江南，朝鲜及藩部蒙古皆来朝庆贺，因“京城痘疹盛行，免朝贺”，自正月二十六日至二月初六日庆贺期间，其奏乐及朝鲜、藩部蒙古之“进贡、筵宴、上表文、王贝勒会聚、驾御等，均启皇叔父摄政王后禁之”。同月，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大兵征四川张献忠大西军，如此大的举动，按制应举行颁印及命将出师典礼，以壮军威，并宣布征讨檄文。因豪格“家中有出痘者”而免去典仪，只派人将大将军印及敕书送其家中。四月，漠北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部领主岱青一行62人，及卓尼活佛一行300余人来京，本应由顺治帝及摄政王多尔衮分别赐宴接待，也“因有痘疹事”未能亲自出面，而派人前去招待。稍后，公布全国进士金榜的传胪大典，某些礼仪程序同样“因避痘疹暂免”。

再看京城的中央衙署。天花流行期间，官员“家有子女出痘者，亦不入值”。疫情严重暴发时，官吏所居住之地，若其附近四十丈（作者按：80步）内有出痘之家，该官吏“俱不许入署”，以防其沾染而传给衙署中人。由于天花传染性极强，“一人乍起，传染殆遍”，出花者甚多，流行的几个月间，不能入值衙署办理政务的官员当不在少数，这无疑又给当时的行政带来一定影响。

满族初入北京的顺治朝，是其统治集团上层人物亡故较多的时期，在死去的宗室王公中，除少数人死于内讧及战场外，多数都是在冬春二季病亡，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这天花流行季节死于痘症，当时在京的史学家谈迁所说的满人自入北京“多出疹而殆”，正反映了这种情况。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顺治帝“因病痘崩于养心殿，寿二十有四”，抛下6个幼儿，最大的也仅9岁（作者按：虚岁，下同），8岁的玄烨由于出过天花，不会再出现乃父顺治帝的悲剧，成为他继位的重要因素。

因天花，顺治帝遽亡，导致顺、康两朝骤然交替与政治变故，幼子继位而不得不以大臣辅政。这种变动，清史学界早有阐述，此处不赘述。

三

天花屡屡对人类造成巨大危害，迫使人们不断地探索对其的防治措施。鉴于痘疫对国家行政的影响，官方在施政中也把痘疫作为重要考虑因素，从而形成国政中某些具有针对性的特殊政策和制度。

第一，清代为防止天花传染，专设“避痘所”，而政府则设置查痘官。而对痘疫的这种隔离、预防还成为当时部署军事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形成军法中的某些内容。

康熙前期以前，满族抵御天花，还主要是躲避与隔离。这是基于当时对天花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认识，而采取的防止感染的保护性措施。清初，不仅皇帝及其子女有“避痘所”，王公大臣之家也设有这种躲避痘疫的居处地，如超品公塔詹家便有“诸子避痘房”。官方则设置查痘官，一经发现患痘者，即予隔离。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后金政权便设有“查痘官”。清太宗时期，八旗中每旗都设查痘官，旗下各家有人出痘，须向查痘官报告，否则治罪。时在盛京的朝鲜人曾记述：“痘疫乃此国之大禁忌……不即告发掩置，以致现露，则其罪极重”，其“有讳痘之人，则论以死罪”。对于查出或主动报告之出痘者，官方采取遣往边远之地集中出痘以隔离人群的办法，最初是“遣往百里之外一处出痘”，后因太远，而“改定六十里外居住出痘”。当时还认识到，凡出过天花即所谓“熟身”之人，便不再染痘，而未得过天花的“生身”人，则极易感染，为防止因此交叉扩大传染，官方也制定了针对性措施，并把它作为制度写进当时的所谓行政“会典”：

未出痘子的合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若有病疾欲互相看望，过九日后问去，如果不是痘子，方可看去。九日内先差人探听消息，莫要讨好自己看去。对痘疫的躲避、隔离，还成为当时部署军事行动的重要考虑因素，并形成军法中的某些内容。清太宗时期，清人逐步了解到，关内的北京乃至华北，天花之流行主要是在冬末及春季，因此，在决定入关征明的重大军事行动时，也考虑到这一因素，尽可能避开这一时期出兵。另外，领兵将帅、兵士，又尽可能选择已出过天花者。

从某些记载，我们也了解到当时一些已出过天花的将帅。《内国史院档》记载，清太宗“命出痘诸贝勒及各旗将领”为出征黑龙江的将领送行，此句之下所列：“送行者有：贝勒萨哈廉、台吉杜度、固山额真纳穆泰、额驸达尔哈、叶克书、叶臣、阿山、伊尔登、色勒、阿哥费扬古……”等人，可知上列诸人都是已出过天花者。又据《天聪九年档》，这一年二月二十日清明节，祭祀太祖努尔哈赤，有“阿巴泰台吉、阿济格台吉、和硕贝勒萨哈廉率诸大臣前往……汗及未出痘诸贝勒闻国中有痘疫，未往”，又可知努尔哈赤之子阿巴泰、阿济格也是已出痘者。崇德年间的三次大规模入关征明，领兵者主要是这些已出痘者，而出兵时间，分别在五月、八月底九月初、十月。崇德元年五月，统兵者正是已出痘之阿巴泰、阿济格，随征将领中，叶克书、阿山、费扬古、额驸达尔哈，也是前述已出痘者。崇德三年征明，八月底右翼军出兵，领兵者岳托、杜度，九月初左翼军出兵，统兵者为多尔衮、阿巴泰、豪格。右翼军的领兵者，乃位列八旗右翼之两红旗的贝勒，镶红旗之杜度已出痘，为统帅之一；正红旗已出痘之萨哈廉，于崇德元年五月故去，所以任命未出痘但年已40岁的镶红旗主岳托为主帅。该右翼军虽八月底出发，因一路势如破竹，竟长驱直下而入山东，年底未能返回。也许是心存侥幸，但万一之事发生，岳托于济南染痘而亡。崇德七年十月，主帅为阿巴泰，无其他宗王。阿巴泰是出过天花之人，所以三次入关征明之役，均膺统帅。

在军事活动的一些具体措施中，也有防止天花传染的相关内容。如出痘者不得随军，若带去则予治罪。行军途中，严防明朝人故意将出痘死婴弃于道路中。战事期间，若发生痘疫，战役胜局如果基本已定，令未出痘之领兵者先回。由明朝之地班师时，要检查军中兵士有无染痘者，以便采取相应措施。若逢痘疫，其战利品暂不带入盛京，散置各乡屯，一两个月以后再运入城中。若占据明朝境内之地，则考虑由“贝勒诸将已出痘者驻守”。

清人入关进住北京后，仍沿袭关外的做法，设查痘官，名“查痘章京”，专门巡查出痘者，并“理旗人痘诊及内城民人痘疹迁移之政令”。其时规定：凡出痘者，一律带出城外二十里居住，时人称之为“驱痘”。顺治六年正月又改变这种迁移办法，在痘疫流行时，只将皇城内未出痘者遣外皇城之外。皇城之外，仅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实施隔离性保护措施，其制如下：亲王府，200庹（作者按：一庹5尺，200庹合1000尺）以内，已出过痘者方可居住，患痘及未出过痘者迁移出这一区限，区限以外不再驱出。以下郡王府，以150庹为区限，贝勒、贝子、公主府，以100庹为区限，公、郡主府，以50庹为区限。

第二，积极发展种痘技术，在太医院专设痘疹科，任命专属太医负责种痘、治痘事宜。这些努力使因天花丧命人数降低，同时清政府还主动为蒙古地区的贵族、一般牧丁种痘，以利于统治。

在痘疹的治疗上，当时的医技、效果都不甚理想。痘疹患者的病情分顺症、逆症，时人总结：“顺症不药而愈，逆症服药无益”。就是说，患者若属于顺症，即染后而顺利“出花”，即使不治也可痊愈，只是落下麻痕而已。若痘疹已显现而不发，即不出花或出花很少，呈“内陷”的逆症，则治疗上是相当棘手的，即使“名医也手足无措”。痘医治痘，主要是在患者初染时以药引发“出花”，极力避免其发展为不能出花的逆症。痘症险恶，治疗又不甚理想，故时人极重预防。自康熙二十年以后，清官方对天花实行积极性的预防措施——种痘。当时的种痘是指种人痘，而不是后来的种牛痘，其疫苗是痘疹患儿的痘浆或痘痂，植入鼻中，使被种者出一次轻症天花而获得免疫力，这种种人痘的预防法，个别材料记载始于宋代，且带有传说性。而作为一种医术，一般认为始于明代后期的南方。清初南方战乱，康熙朝平定南方三藩之乱，最终实现南北一统，社会安定，种痘术始传入北方，首先是北京。（作者按：笔者所见最早的资料，是最终平定三藩之乱的康熙二十年。）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康熙帝的皇太子7岁的二阿哥胤出天花，经善治痘疹的武昌府通判傅为格、陈天祥治愈，康熙帝由此得知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且了解到种痘后可不再受天花侵害，因而于同年十二月，命人再把傅为格调入北京，《康熙起居注》记载：“武昌府通判傅为格善为小儿种痘，曩皇太子喜事，令疹视疗治，获奏痊愈，现今宫中有未出痘阿格（哥），理当取来”，且又记“今宫中小阿格（哥）等欲种痘，已令往取”，即调取傅为格入京，而傅为格来到京城种痘，当已是康熙二十年正月，也正是种痘的时节。这一年，康熙帝又派人至江西，将精于此术的痘医朱纯嘏、陈天祥二人接到北京种痘。康熙二十一年春，这二人也为宫中的皇子皇女种痘成功，从此他们被任为御医，在太医院侍直。清廷之太医院也比明代增加了一科——痘疹科，专门负责种痘、治痘之事。

接种人痘，在当时取得了一定的预防效果，康熙帝晚年曾对其诸皇子说：“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得无恙”。前述痘医朱纯嘏，称种痘“得清正之痘痂，种出顺症之痘，历历有验”，他以自己举例，自“奉旨选种试苗，俱皆全愈”，此后三十余年“奉旨在大内遇喜处种痘，复又差往边外各蒙古地方，历历皆获全愈”。康乾时的痘医张琰说得比较具体，他以亲身实践总结：“余遍历诸邦，经余种者不下八九千人，屈指记之，所莫救者不过二三十耳”。以上所言或许有虚诩成分，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种人痘较好的预防作用。当时在华的外国人学习这种种痘术并把它详细介绍到西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点。

清官方的防治天花，对京城及中央的正常行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自康熙中期以后，政治中心北京，已不再有诸如设查痘章京、驱痘、王公勋戚隔离避痘，以及官员因家人、近邻出痘而不能入署办公之事。皇帝在冬春之季尤其是年节期间避痘、免朝贺、影响朝政之事，也已不见记载，除康熙帝是因自幼已出天花外，以后的雍正、乾隆等皇帝，均因种痘而获免疫力，康熙所说他的皇子皇孙“皆以种痘得无恙“，就是这种事实的反映。清代史中，由天花肆虐到对其抵御取得一定成效所引起的政治现象的变化，值得治史者注意。因为当时的种痘、治痘不可能完全成功，所以清后期又出现同治帝染痘而亡，再一次导致政治变动的情况。

除在京城进行预防之外，清廷还派太医赴与国政密切相关的蒙古地区进行种痘事宜。

康乾时期的萧在其《永宪录》中记述，当时是“每岁例遣太医赴诸部种痘，以便朝贡往来”，他所说的“诸部”是指蒙古诸部落，可知每年派太医院痘医去蒙古地区种痘，乃是当时清廷实行的惯例。太医朱纯嘏便自述，他常“奉旨出边外种痘”，自从授太医后，由京城派往蒙古“往来外藩三十余年”，这里所说的“边外”、“外藩”，都是指的蒙古地区。今内蒙古赤峰市档案馆，还保存有一份理藩院传达康熙帝旨令痘医去昭乌达盟各部蒙古种痘的咨文，该文为蒙、汉两种文字，十分珍贵，兹将汉文部分全录如下：

康熙四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乾清门护卫拉希转咨旨命：诸蒙古扎萨克等知悉：明年春节种豆（痘）医生去时，接取披甲人等儿女以上皆种痘，凡六七岁儿童皆可种，十六七岁儿童各由他父母随便也。蒙古等不种者，不须进京，长大成人以后出天行痘者，必死无疑。此命交理藩院，明年春季派种痘医生前往种痘。重要事遵从往该扎萨克医生，明年春季正月以内给行部院公署印文，去人。为此咨文。从这件公文可以看出，当时为蒙古地区种痘的对象范围是比较广泛的，一般的“披甲人（作者按：抽丁为兵者）等儿女以上”，当然也就包括了各该部旗蒙古王公、旗下官员等等的子女，皆在布种之列。有的蒙古王公也主动请求皇帝派太医至该部旗种痘，如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卓索图盟喀喇沁右旗的扎萨克郡王噶尔藏，便向朝廷“求种痘大夫”，清廷派大夫朱尔远前去。

据某些记载获知，清官方种痘的蒙古地区，不仅有上述漠南内扎萨克蒙古，还有察哈尔蒙古及漠北喀尔喀蒙古。生于漠北土谢图汗部的哲布尊丹巴二世，就是雍正帝所派太医于“（雍正）八年夏种痘”。乾隆帝也曾下令为漠北赛因诺颜部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车布登扎布之子种痘。又据“清宫医案”载：乾隆十三年二月，太医院太医“刘芳远奉旨往察哈尔镶红、正白二旗种痘”；乾隆十九年四月，太医院太医“王德润奉旨往察哈尔镶黄旗地方种痘”。

清帝主动为蒙古地区种痘，其目的大概有以下三点。其一，以这种善举笼络蒙古领主贵族，使他们感戴清帝之恩泽，密近双方情感，以利清廷对蒙古地区的统辖与治理。其二，使蒙古王公、台吉、塔布囊等每年元旦前后能够顺利来京朝贡，即所谓年班朝觐（并见后述），免得在此天花流行之时来京染痘而亡。前述萧所说派人去蒙古地区种痘“以便朝贡往来”，也是这个意思。最后，保持蒙古地区的人丁兴旺，以利编丁抽甲。蒙古自成为从属于清王朝的“藩部”后，其勇悍骑兵便一直是清廷经营边疆、打击危害王朝统治的内外敌人的重要依靠军事力量，并为此而实行编丁（比丁）抽甲制度。清廷为一般牧丁披甲人子女种痘，当是为避免他们的后代幼时染痘夭殇，以使其顺利成丁，保证充足的后备兵源。

清廷在蒙古地区的种痘，也使该地区在预防天花侵染上收到一定成效。康熙帝晚年曾说：“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所种皆得善愈”，并称他此举是保全了“千万人之生者”。其所述“四十九旗”，指的是漠南内扎萨克蒙古；“喀尔喀”是指漠北几大部蒙古。前述太医朱纯嘏自叙他奉旨种痘于“边外各蒙古地方，历历俱获全愈”。他们所言尽管有些绝对，不可能“所种皆得善愈”、“俱获全愈”，其意在强调其灵验，但还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成效的实际。

种痘不可能百分之百俱获成功，所以在布种的蒙古地区，仍有部分人并未出痘而获免疫力，况且还会有遗漏者。针对这一实际，清帝在与蒙古等边区的有关行政中，又制订了变通性或补充性措施。

在清人的记述中，有这样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蒙古等边区，其未出痘的成年人，在本地区有终身不出痘者，而一旦在冬春之季进入内地，便容易染痘而亡。时人对清初关外满族人的这种现象也有记述，如谓“满洲兵初入关，畏痘，有染辄死”，所说“满洲兵”当然都是成年人。后来进京的边区成年人也常发生这种情况，太医朱纯嘏介绍说：“蒙古住牧边外……故有年老不出痘者……及至各蒙古王子入朝，适值京都出痘，其气相感，遂至出痘，十之中不过活其二三”。其它边区进京者也有同样情况发生，如乾隆年间，乌苏里江地区“来京之赫哲费雅喀之里达喀出花病故”，西藏的班禅六世，也因入京而在冬天“以痘终于京师”，时年42岁。关于这种现象的原因，当时的痘医也说法不一，因不属本文所述内容主旨，故从略。这种状况，自然受到清廷之关注，因而在其边区有关施政中，也作出针对性规定。

雍正元年以前，长城以北察哈尔蒙古八旗挑选护军校等须到北京挑补、接受验看；旗下佐领官之承袭，也应将备选者带至京城引见皇帝，以裁定人选。鉴于其来京“倘遇出痘，恐有损伤”，故改为：以后护军校、骁骑校、前锋、亲军、护军等缺出，由该地的察哈尔总管等公同阅看挑取，京城派大臣前去验看；世袭佐领官，若未出痘也免来京引见，由所派去之大臣查看奏闻。再如东北边区，清廷对乌苏里江地区的赫哲族及库页岛一带的费雅喀人，有令其入京进贡、娶妇之制，它是清中央体现对该地区民族之统辖并进行笼络的一种制度，因而令其年末元旦前到京进贡方物，再回赏其丰厚赐物，并将民女作为宗女赐嫁该民族头人。由于这一时节“京城恰于冬末春初之际天花流行”，也出现过来京者出花病故的情况，因而于乾隆四十年改定，以后该地区民族首领入京进贡、纳妇，务必“趁七八月凉爽之际赴京办理，事毕即遣回”。

边政中与天花相关的较重要的制度，是边区民族每年朝觐皇帝的“年班”与“围班”。清初规定，边区各民族首领、官员等，应轮班赴京觐见皇帝，时间是每年腊月的十五日至二十五日这10天中到京，次年正月底返回，“留京四十日”。到京后献上贡物，皇帝也回赏丰厚礼品。此后这一个月期间，京城各衙门也“封印”不办理一般政务，君臣共庆佳节。除夕、元旦等节日，皇帝大宴群臣，包括朝觐者在内的内外王公大臣欢聚一堂。此外，皇帝还单独设宴招待边区王公官员，并举行各种娱乐活动，如冰戏、杂技、演戏等，请他们一起欣赏。下五旗宗室王公也分别在府第中宴请。期间，皇帝还召见蒙古扎萨克王公、台吉、塔布囊等，了解各部旗政务、调节矛盾、将皇家格格指嫁蒙古王公子弟。这一个多月的系列活动，称之为“年班”。清代皇帝就是通过这每年一次的年班活动，保持并密近与边区民族首领的关系，加强其对中央的向心力，以维系对边区的统辖关系，它是清廷对边区民族治理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不巧的是，这年节期间又正值北京天花流行之时。为解决这一矛盾，清帝遂规定，其“业经出痘者，均于年班来京”朝觐，未出痘者，归入“围班”，赴热河觐见。

所谓“围班”，是指皇帝于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秋狝大典时，边区民族各首领、官员等分班赴该地觐见皇帝，参加由皇帝主持的系列性活动。因其时秋高气爽，又处地广人稀之地，未出痘者被安排于此时此地朝觐皇帝，便避开了天花传染。未出痘而参加围班的朝觐者，以蒙古王公台吉为主，来自各蒙古地区：“凡内扎萨克王以下……有因生身（指未出痘者——引者注）年班不来京者，至围班则毕集。”“内扎萨克”，指漠南蒙古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主要为今内蒙古自治区。

“外扎萨克蒙古王公台吉等，业经出痘者，均于年班来京，其未经出痘者，止于热河瞻觐”。“外扎萨克”，指内扎萨克以外的各部旗蒙古，如漠北喀尔喀四部蒙古、青海地区蒙古，以及原属漠西额鲁特蒙古之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诸旗蒙古等等。

入于围班的朝觐者，也和进京者一样，进贡方物，接受皇帝的宴、赏及娱乐性招待，另外，还与皇帝及满族王公大臣共同进行木兰围猎活动。在这一个月左右乃至更长的时间内，皇帝与围班的朝觐王公等共同生活、密切接触，也可收年班同样之政治效果。

此外，黑龙江上中游之索伦、达斡尔人，凡候选之佐领、应袭世职之人，若未出痘，也令他们于皇帝秋狝时，赴木兰围场引见。

四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历史，而历史现象的形成，则不仅仅取决于人的社会活动，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就包括疠疫等在内的自然因素。天花给当时的清朝行政带来极大干扰，流行痘疫的每年冬春二季，未出过天花的太宗、顺治二帝，均不得不极力躲避，某些官员也因此而不能入署办公。军事活动，也要把天花之流行、官兵之出痘与否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凡此种种历史现象，均有“天花”因素贯穿其中。当人们对它抵御不力、只能无奈地接受被侵害的事实之时，这种因素甚至会对政局的发展演变起某种决定作用。顺康之际，正值年富力强的顺治帝几天之内便因痘早逝，抛下了一班年幼的皇子，康熙又因痘继统，顺、康由此交替，继而又不得不选择异姓的四大臣辅佐幼帝。这一切，及由此而产生的重大或深远的政治结果，无不与当时的天花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为避免、减少天花对行政的不利影响，清朝统治者也做出了种种努力，并制订相应措施形成国家施政中的某些特殊内容。清初军事方略的制订，及康熙以后对蒙古等边区的经营与施政，这方面的针对性内容尤为突出，值得在这些方面的研究中加以注意。

史学界以往对历史上的自然灾害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它的社会性影响。而疠疫病害不仅危害一般百姓，而且侵及统治者。受疠疫威胁、危害的统治者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在封建王朝时代，其对国政所造成的影响，是特殊且重大的，故治史者应予以注意。这也是本文写作的一个主旨。

本文原载《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

注释从略

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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