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国田:辽代鹰军考-兼述敖汉旗发现的"鹰军图”

辽代鹰军考-兼述敖汉旗发现的"鹰军图” 邵国田

摘要：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辽代残木棺及同墓伴出的一付木门。其上绘有“鹰军国”，是第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这幅“鹰军图”形象生动地说明:“鹰军”就是“铁鹅军”，是辽朝摘亲的、能征善战的精锐铁骑。契丹人对鹰神的崇拜，还可以在蒙古族、突厥族、回鹅族对鹰神的崇拜中得到印证。“鹰军图”最直观地说明了:在军阵中，契丹人对鹰神的崇拜，甚至超过对日神、月神的崇拜。可见，“鹰军”是一支王中之王的军队。

关键词: 辽史 鹰军图 铁鹅军 鹰神崇拜

最近，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辽代的残木棺及同墓伴出的一付木门。据发现者称，这些文物出土于敖汉旗南部的一座被盗掘的辽墓中，具体地点未能确指，故无法对该址进行调查和清理。木棺现只存前半部，后半部已被当地农民取出当柴烧掉，在木棺外壁和木门的外侧均有绘画，其中绘于木棺右侧的"鹰军图”是十分重要的发现。现结合壁画内容对辽代“鹰军”及相关问题作一考证，以求教于这方面问题的专家。

一、木棺及墓门的绘画内容
木棺及墓门均为竖条板拼接而成。其中，木棺高0.77米，画面高0.72米，上下两端均有2.5厘米宽的插入横榫部分，残长0.99米。木门每扇高1.51米，宽0.67米。木棺上的画面保存略差，可能是在画前在棺之外壁涂一层白粉，白粉多有脱落，便使画面局部残缺或涂溃不清，但画面的整个内容还是比较清楚的。木门的画面保存较好，但由于上中下各有一排大帽铁铆钉铆合板后的横带，铆钉已烂掉不存，在铁钉的铆合处未见作画，这便使线条断缺。画面多为白描，只墓门画面施色。

在木棺之右侧所绘的“鹰军图”(见47页)，是采用透视技法，在远处画一座似临时搭建的钟鼓楼。楼分上、下两层，为殿式楼顶，正脊两端出鸥吻，两侧的斜脊上各立一鸟，脊端为龙首。上层楼的正中悬挂一钟，一男子正拉一横木作撞击大钟状。横木用两条绳索悬挂于楼顶处，一绳索与横木呈正三角形;右侧的檐角处悬挂一横鼓，一男子正双臂挥动，双手握鼓锤作奋力击鼓状;楼之左侧檐角亦悬挂一乐器，由于脱落严重看不清楚。下层楼有一通向上层楼的楼梯，楼梯斜立，在梯之中部有一头戴展脚头的汉人正躬身向上攀登。下层楼有一方台基坐，台坐之两角各立一发的契丹男子，左为打拍板者，右为打者，打者将举向空中，振臂作打击状。他们均翘首仰面向楼上， 捕
近处画一队人马，现只存8人，7人骑马，1人徒步。马均披铠甲，扎鬃束尾，作奔 语 跑状，马下脚较短。右数第一人为发的契丹男子，半侧身作向外走动状，回首面向第二人如有所语。身着圆领窄袖短袍，下身着紧腿裤，腰系带，左手前指。第二人头戴冠，身着圆领长袍，足蹬长靴，腰系带，单骑列于马队之前，留胡须，面对马前的徒步者亦如有所语。乘马所披的铠甲保存比较完整。分马头的面帘、颈至胸前、马身、马臀下部 等部分，其中的胸、身、臀下部三部分的边缘均加流苏。铠甲部分的甲片均横排列，面帘分双目、额前、鼻等部分，每一部均组成花形图案。额上插有羽状花，这是后边6匹马所没有的。全鞍辔。

后6人的骑马者排列成两排三队，均身披铠甲，头戴盔，腰挎箭囊。前排内数第一人双手握一大旗，旗上绘一展翅飞翔的雄鹰，鹰的翅和尾形似扇面，身向前回首，双腿下伸，爪张开下扑作抓取猎物状。外侧一人双手执一似骨朵的兵器，上部不甚清晰。第二排三人各执一较小的旗帜，均右手握旗杆，左手执辔，其中外侧的那面旗帜绘有日、月图案，日在上方，月在下方，为一轮新月。四面旗帜上下有飘带，边镶牙子，呈弧边。旗杆顶端加铁矛，矛下有缨。日月旗的旗裤下端缚一绳套，绳端加缨穗。旗帜随风展。

木棺的左侧画一匹枣红马，马首前立一人执辔。马全鞍。引马者身着圆领窄袖白团花长袍，足跟高筒靴，左手执辔，右手执一小旗。画面仅存0.57米长。还有两块带画木板属左侧棺板，但拼接不上。
两扇木门上的画面内容基本相同，各画一契丹人，为门吏立像，两者均半侧身相对而立。左侧门的侍卫为发，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袍上点有黄色小团花，腰系浅黄色带点桔黄色小花，足蹬黑靴，双脚迈开作走动状，左手执一斧钺状长柄兵器，右手擎一海东青。发形式为:额上留一排头发并剪短，两鬓各出绺长发，颈后出一绺长发。此人面含微笑，双目前视，肥头大耳。
右侧木门者头戴黑帽，身着卷云纹圆领窄袖长袍，卷云纹为黑线勾双边，内侧边又加红边。腰系带，足蹬黑靴。右手擎一海东青，左手执鹰链，链系于鹰腿上部，并在两腿之间下垂一套。鹰链为墨线勾双边内填粉红色，链端为圆珠状，近球处另加一黑色箍。两海东青的双爪均抓在人手的二拇指，头均向左作张望状。

二、对木板壁画内容的初步分析
敖汉旗博物馆新收藏的这批木板壁画，对研究辽代社会尤其是辽代军队是一批很有价值的材料。在墓门两侧绘有契丹门吏的立像，这在以往考古发现的辽代壁画墓已见多例，如河北省宣化下八里4号辽墓，1)敖汉旗白塔子辽墓、羊山2、3号辽墓中均见到契丹族门吏绘于门之外两侧壁上。直接绘于门上尚少见，已发现的有耶律羽之墓两扇石门上各画一披铠甲的武士立像，这些门吏手持的多为兵器，如骨朵、刀、长剑等，不见驾鹰者。驾鹰之图多绘于墓室内壁。敖汉旗康家营子辽代壁画墓室内西壁的侍卫图中前数第一人便是驾鹰者，那一鹰有带环的垂链。3)还有该旗克力代乡喇嘛沟辽代壁画墓，驾鹰者亦是绘于西壁。可见墓门上绘有驾鹰者的门吏尚属首次发现。契丹族是一个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在春猎时除捕鱼外，主要是以这种小而健捷的海东青为猎具，捕获天鹅。这一活动不仅《辽史》记载辽皇帝四时捺钵时有较详细的描述，在宋人使辽语录中也有多报导，还有的作诗去描写那激烈的场面。这在壁画中正也常是绘画的题材之一，表现墓主人生前的围猎生活。

把驾鹰者绘于墓门上当有特殊的意义。这不仅说明墓主人生前有驾鹰春猎天鹅的情趣，也标明了墓主人的社会位置较高。墓棺上所绘的兵马军阵图，说明墓主人当是辽代的高级将领。因为没有对这座墓进行调查和清理，无法获知墓葬的规模和形制。但从墓门的高度和宽度可以推测此墓规模应该很大，时代也是辽代中期偏早。

绘于木棺左侧的牵马者是一幅残缺的引马出行图。这类引马出行的壁画也在过去发现的辽代壁画中见过多例，几乎成了辽墓壁画的定式。但引马者多执策，执旗者仅见此画。

最重要的当属绘于木棺右侧的壁画，一望便知这是一幅辽代的“兵马军阵图”，是讫今为止所见到的第一幅辽代军队的写实画。画面尽管仅残存一半，但乃使我们看到辽代骑兵的具体情况。前一徒步而行的契丹人当为这支部队的导引或侦探，他回首所语当是向第二人汇报他侦探到的情况。第二人单列于部队之前，并戴有扇面形羽状上又出“山”字形突尖之冠，当为这支部队的统帅。未见披铠甲，或内披铠甲外又披袍，从装束看是契丹人。他所戴的山字形顶的冠过去在辽墓的壁画也见过相似者，应是契丹族将军之官服。如果这幅画是墓主人的生前生活写照的话，那么，这一单列于部队之前的统帅便是墓主。其后仅存6骑，应是部队的前部，其后还应有若干人马，可惜的是已残缺不存。人、马均披铠甲，是临战之装束。高耸的楼上有军乐队在击鼓鸣金，是给这支即将出征的部队鼓舞士气。整个画面紧凑有序，既有远景，又画近处的一彪人马，主题突出，使我们看到了这支辽国的雄武之师在临战前的战鼓雷鸣、战马喧啸的一瞬间。

过去我们见到的辽代绘画，无论是传世品，还是考古发现的辽墓壁画，多属描绘其猎狩、生活起居、宴饮歌舞、出行归来、体育运动、山水花鸟等场面，直接描绘军队的绘画还未见到。敖汉旗近年来发现和清理的辽代壁画有近20座，绘有披铠甲的武士只见羊山1号的墓道东壁出行图中的两个站立者。他们不是军队，而是墓主人出行时护卫。另见羊山3号墓的墓道东壁的骑马扛旗者，但所乘之马未披甲，由于整个画面只残存这一小部分，是否是一支军队尚不得知。

关于战马披甲及辽军部队情况，《辽史·兵卫志》中有较详细的记载:“人铁甲九事，马勒辔，马甲皮铁，视其力;弓四，箭四百，长短枪、错朵、斧钺、小旗、链锥、火刀石、马盂，炒一斗、炒袋、搭耗伞各一，鹰马绳二百尺，皆自备。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铸金鱼符，调发军马。其捉马及传令有银牌二百。军所舍，有远探 拦子马，以夜听人马之声。”这段记载可与新发现的辽代兵马军阵图中所描绘的部队情况相印证，如马匹披的铁皮甲，骑兵披的甲胄，挎箭囊等，都在这幅木板壁画中得以对应。尤其是马甲给我们提供了能够较细地观察到各个细部的印象资料。同一时代的马甲材料过去发现的不多，隋唐时代我们还能找到一些资料，比较典型是高勾丽铠马冢见到的壁画马甲与辽代马甲有十分相似之处。在宋代绘画中，我们见到现藏于美国纽约都会美术馆的属于卤簿仪中的两个武士所乘坐的马，戴面帘，插雕翎，与木板壁画中将军所乘的马相似。我们也可以从《武经总要》马甲图找到参考材料。但如果我们详细对照，辽
代马甲与以上材料还有差别，如每部分甲的边缘加宽带、流苏等。但总体上说，辽代马甲受隋唐马甲影响而发展成木板壁画中的马甲形制。

绘画中所见6个甲青骑兵的甲胄，我们不仅列一些壁画资料，还有实物出土，如发现于松山区大碾子的应历九年辽驸马墓中的铁盔，与画中的盔几乎一样，只是顶尖上的束缨烂掉不存。我们还可以从前举耶律羽之墓的两个门吏武士及墓中出土两件鎏金铜武士像找到相似的甲青资料，这也说明羽之墓发现的武士像，无论是画在石门上的，还是刻成的，都是以军队将士为原形的写实性作品。

《辽史·兵卫志》还载:“鼓三伐，不问昼夜，大众齐发。”这一记载更是在这幅木板壁画中得以印证。画者对远处搭建的钟鼓楼作了精细的描绘，在长宽不到10厘米的面积内，画出5人各有所动，所绘人物只有1.5厘米高，其动作、面部、服饰均有交待，而且比例适中，可称得上辽代的“微型画”。为显示两层楼的突兀高耸，其间搭设长梯。搭设这样高耸的钟鼓楼，不仅会使钟鼓声远振，还可以观察远方战阵，用军乐之声来激励和指挥将士作战。钟鼓楼四人所演奏的乐器均为打击乐，这与《辽史·乐志》所载的鼓吹乐即军乐有所不同，可能是专为出征所设的乐器。

三、木板画所绘的军队即是辽代鹰军
这幅木板壁画所绘的骑兵部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这从排在部队最前列的那面大旗上可找到答案。可以肯定，军旗上的雄鹰图案即是此军的徽帜，由此推断，这支打着鹰旗的骑兵便是《辽史》所记的“鹰军”了。

《辽史》中最早见到的军队名称“鹰军”，在《太祖本纪》中有两处记载。其一是太祖三年(公元909年)冬月已巳，“遣鹰军讨黑车子室韦，破之”，这是最早见于《辽史》的有关鹰军的战绩。征讨黑车子室韦，是辽建国前后的主要战事，在阿保机为迭刺部夷离专征讨时，便连破室韦、于厥。在阿保机建国之初，许多战争都是由他本人率军亲征，很少派遣部队去远征。派遣“鹰军”去征讨黑车子室韦，说明这支精锐的骑兵部队能够承担远距离作战任务，并果然取得胜利。

第二次派遣鹰军远征是在天赞元年(公元922年)六月，“遣鹰军击西南诸部，以所获赐贫民”。这里所说的西南诸部，当为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等部，在神册元年(公元916年)阿保机亲征过他们，并且“皆平之。俘其酋长及其户万五千六百，铠甲、兵仗、器服九十余万，宝货、驼马、牛羊不可胜算”。(10)时过6年这些部落大概又有叛离契丹者，故阿保机便又派他的精锐部队去打击他们。这次征讨要比征讨黑车子远得多，是否像阿保机那次亲率部队那样全部平服，史无确指，但以所获赐贫民来看，还是取得了胜利。

从上述两记载有关鹰军的战绩可以断定，辽代鹰军在阿保机初创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骑兵，在阿保机诸军事行动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故阿保机敢于两次派遣这支精锐之师去完成远征任务。它应是阿保机的嫡系部队，所以第一个给这支人披胃甲马披铁甲皮的铁骑命以“鹰军”之号。在《辽史·国语解》中对辽代鹰军作了如下的注解:“鹰，鸷鸟，以为军名，取捷速之义，后记龙军、虎军、铁鹅军，仿此。”1)这一注解说明了鹰军的性质，即为快捷迅速的骑兵部队，他们如天上雄鹰那样神速，又像雄鹰抓取猎物那样去击溃敌人。所谓捷速，在当时只能是骑兵。契丹是靠马打天下的民族，史家们评论说，其富以马，其强以兵，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战争的实践中，契丹人懂得马的重要，因此，他们具备像鹰那样的神速骑兵，便是十分自然的事。

四、在辽代与鹰军有关的一些问题
在辽代，不仅辽朝有鹰军，而且室韦也有以猛“體”来名其军的。如发生在太祖七年(公元913年)三月的刺葛之乱，至四月刺葛败亡北逃，阿保机命“室韦及吐浑首长拔刺、迪里姑等五人分兵伏其前路"。(即埋伏在紫河附近。在以耶律鲁为总军事，以北丞相迪里古为先锋的阿保机部队北追至紫河时，与先埋伏在此的室韦、吐浑部队"合击，逐大败之"，后又追至榆河抓住了刺葛等叛党，至此叛军全军覆没，阿保机的部队也遭到了重创。《辽史·太祖本纪》对此作了较详细的记载:"时大军久出，轻重不相属，士卒煮马驹、采野菜以为食，孽畜道毙者十七八，物价十倍，器服资货弃于楚里河，狼藉数百里，因更刺葛为暴里。丙寅，至库里，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以生口六百、马二千三百分赐大、小鹏军。”1《辽史·国语解》说:“大、小鹤军，二室韦军号也"。(1)说明室韦的大、小军在平息刺葛之乱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得到了阿保机十分丰厚的奖赏，也说明以雄鹰命其军名不仅仅是契丹，也包括室韦等其他北方民族。

文献记有辽代早期鹰军的材料只见前述两例。考古发现辽人早期有关鹰军的资料尚未见，但早期有关鹰的材料却见于耶律羽之墓。该墓出土了一件海东青图案的流金铜片，是契丹早期刻艺术的上乘之作。这一刻铜鎏金海东青高20.3、宽30.5厘米，从正面刻画海东青向下垂落的一瞬间。其脚与爪作下扑之姿势与鹰军旗的鹰相一致。且刻出凶猛的神态，锐利的目光，故不会“伫立”(见《草原文化》大型画册)，而是向下俯冲作捕猎之态。其边缘有等距离小孔，当为钉缀在其它物件上所设。由于羽之墓在清理前已被盗多日，整个墓中的随葬品已扰乱不在原位，故不可能准确地将这一海东青鏨刻属于那一物件的饰物说清楚。原报告认为是“小帐装饰”，前举该墓出土高40余厘米的鎏金披铠甲持利剑的武士鉴刻，因边缘也有小钉孔，故同样认为是“小帐装饰”。还有一件象征太阳的三足鸟纹圆形鎏金饰片，由于背面弧凹，认为是悬挂于墓室顶部。”[)

我们且不说这四件铜鎏全刻是钉缀在何处，但它们却与敖汉新发现的鹰军图有着十分相似之处，当反映墓主人羽之在生前常参预军谋的实际。他的兄长们，如耶律鲁、规烈均是阿保机的主要军事重臣，随阿保机南征北战，羽之也是这一军事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他的墓出有鹰、太阳、武士为图案的鏨刻，就决不会是小帐的一般装饰件了，它们反映的是墓主人生前的军事生涯。或许以鲁和继昌鲁之规烈为夷离革所统率的部队便是辽代早期的鹰军。阿保机置心腹部或宿卫军，就是由他幼年以来最亲近的亲信和支持者易鲁等人统率，故易鲁死后，被阿保机封为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拟”的最重要的“心”臣。羽之虽不如其兄那样战功卓著，地位显赫，但在东丹国任左次相时，虽居四辅之末，以其“莅事勤恪，威信并行”，不久即加太尉掌军事。在人皇王奔唐的紧要关头，他“镇抚国人，一切如故”，整个东丹实际由他主政。因此。他的墓中出一批象征武功的刻艺术品，是与他的实绩相关的。

《辽史》载太宗时有“铁鹅军”，这应是鹰军的又一名称。会同八年(公元945年)三月晋兵攻下契丹占领的泰州。太宗命赵延寿领前锋军攻泰州。晋杜重威弃城南逃，退至阳城，又大败，再退至白团村。“癸亥，围晋军于白团村。晋军下鹿角营(拒马桩)。是夕大风，至曙，命铁鹤军下马拔其鹿角，奋短兵入击。”1)这一记载说明在两军对阵时，最艰难最危险的任务便由鹰军完成。加一“铁”字，或形容其无坚不摧，或说明其马其人均披铁甲，设拒桩和“下马拔其鹿角”，说明这是支精锐的骑兵。

太宗以后，便不见鹰军名，却几见由皇帝赐予的鹰钮印，如统和四年(公元986年)三月“丙申......诏遣使赐枢密使斜轸密旨及彰国军节度使构印，以趣征讨”。四月“壬寅，遣抹只、谋鲁、勤德等领偏师以助休哥，仍赐旗、构印，抚谕将校”。1这次战役是辽宋之间的重要战争之一，先辽军处于败势，后承天皇后和圣宗至南京督战，并分赐耶律斜轸、耶律休哥印，以趣征讨和抚谕将校，而这两将军也随即转败为胜，并最终抓住宋将杨业，大获全胜。在辽宋之战的关键时刻，皇帝的赐给将帅“构印”显然对战争的转机是相当重要的。那么，这“构印”究竟是什么样的印?其作用又如何之大呢?《辽史》中都作了注解:“构，鸟之总称，以为印钮，取疾速之义，行军诏赐将帅用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钮印，即此。”“凡调发军马则用之，与金鱼符、银牌略同。”这些解释除与“鹰军”一词解释一样外，还综合了金鱼符、银牌的两种功能，代表皇帝行使命令，即执此印的将军，“如天子亲临，须索更易，无敢违者”。(18)

我们再看一看道宗赐耶律仁先鹰钮印的过程便更清楚了执此印的重要性。咸雍五年(公元1069年)正月，“阻卜叛，以晋王仁先为西路招讨使，领禁军讨之”。“九月戊辰，仁先遣人奏阻卜捷。”六年夏四月“癸未，西北路招讨司以所降“阻卜酋长至行在”。[19)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仁先率领“禁军”讨平阻卜叛乱的大体过程，平叛历时一年有余方降服叛首塔里干。在《辽史·列传》中亦较详细地记述这一过程:“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钮印及剑，上谕曰:‘卿去朝庭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20)可见掌此印的将帅有“可便宜从事”的特殊权力，所率领部队亦有与鹰军同样的快速敏捷的性质，或许这种鹰钮印即是鹰军的军印。仁先和休哥、鲁均封为“非大功德不授予”的“于越”，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掌鹰钮的统帅是有大功德者，他们的部队自然也是战功赫赫。仁先所率的“禁军”属西北路招讨司，设都和详稳，是一支善战的部队，在征讨阻卜叛军时，“仁先逆击，追杀八十余里。大军继至，又败之”。这说明“禁军”是一支选遣的骑兵。
在耶律羽之统帅的辽阳路所设的控扼高丽的诸军司中，就设有“司”。《辽史》说“未详”，即写史的人不知道司是什么样的军司。按“构”即契丹语“鹰”之义，所以这一军司可译为“鹰军司”。辽阳设路是天显四年以后的事，故在太宗时，不仅皇帝有鹰军，在东丹国也有鹰军设置。

五、日月旗、鹰旗与北方民族的崇拜
鹰、日、月，在北方诸游牧、狩猎民族以珊蛮为主要信仰的崇拜对象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在很多史籍中可以找到记载。从考古发现也可以找到若干实证，如伊克昭盟杭锦旗阿柴登发现的鹰形金冠，当为匈奴王冠。冠顶上傲立一只展翅欲飞的雄鹰，充分说明雄鹰在匈奴族中被看作是天神，是王中之王。《史集》等书还记述了突厥、回鹏等族将鹰当作他们的图腾。--“汪浑”。我们还可以找到更早的考古资料，如红山文化大量的玉器群中，玉占有相当的比例。赵宝沟文化的陶器“神图”中，也发现有鹰首神身的“神鸟”，使我们看到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这一地区的先民就有对雄鹰的崇拜，从而找到了汉魏以来这里诸民族将鹰当作图腾的更远古的渊源。它们都是被神化的鹰，是沟通上苍与人间的使者。就在与阿保机时代相差不会太远的属于室韦集团的蒙古族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神话传说。如《蒙古秘史》记载了成吉思汗第十二代祖先李端察儿与一只黄色神鹰相依为命的故事。(22)

鹰军图中鹰军旗帜之后又有日月旗，这说明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日、月亦是契丹族的崇拜神，他们尚日，有时皇帝拜日、月或祭日、月。阿保机还于天赞三年九月，“拜日于踹林”，史家们还把阿保机说成是太阳之子:“唐咸通十三年生，初母梦日坠怀中，有娠。及生，室有神光异香。”23)已往发现的辽墓壁画也绘有日月星辰图，如陈国公主墓的墓室穹窿顶东壁就绘一轮橙红的太阳，内用墨笔画一三足鸟，与太阳相对的西壁绘一白色的月亮，内用墨笔绘一玉免和桂树。[24)远古许多氏族都有对太阳神的崇拜。在内蒙古东、西部大量的岩画中可以找到多例太阳神。突厥信仰的六个精灵中日、月、星排于其首。

那么，日、月与鹰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于军旗中呢?这便不能仅仅用“崇拜”来回答，当作另一种解释。《辽史·兵卫志》说:“凡举兵，帝率蕃汉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25这是为战争能取得胜利而举行的仪式，其中一项就是拜日神。这里透露了日神与战争的关系，即为战争的胜利之神。我们还可以将更早的把雄鹰当作王者之王的匈奴那里找到拜日月的故俗。《史记·匈奴传》说:“单于朝出营，拜日之始升，夕拜月。.....举事而候星月，月盛壮则攻战，月亏则退兵。”在匈奴人看来，日月星辰对他们的生活、攻战关系极大，或有决定性作用。突厥人也有类似的情况。文献记载自唐始至有辽一代，有神蠢、神账、天子旗鼓这些代表契丹皇权的东西。因缺乏明确的记载和出土资料(壁画中见旗鼓几例，但这些均不是代表皇权的)，至今尚不明了，但神上的图案肯定与其崇拜的日、月、鹰神有关。

让我们再来看蒙古早期的战神或族灵神的有关内容，或许对辽代日、月旗和鹰旗的关系认识有帮助。《蒙古秘史》载:
贴木真九岁时，也速该把阿秃儿欲自其舅族之何额仑母家，转勒讷兀惕百姓处聘母，携帖木真以赴，行至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二(山)间，与翁吉刺歹、德薛禅相遇焉。

德薛禅语曰:也速该亲家，投谁而来也?也速该把阿秃儿曰:欲为我此子之男族特勒忽讷兀惜百姓处聘女来矣。德薛禅曰;汝之此子，其日有烨，其面有光之子也。我今夜得一梦，梦自海东青握日月二者飞来落我手上矣。我将此梦语人曰:日月乃仰望之者也。今此海东青握来落我手上矣。正意白(海东青)之落。主何桢祥，也速该亲家。我此梦者，盖汝它牙惕百姓之族灵神米告之也。(m
从引文可知，乞牙惕族灵神即白海东青、日、月，德薛禅将成吉思汗谕为日、月。该书译者道润梯步在解释“族灵神”一词说:“原文为“速勒迭儿(Sulder，Sula)，这个词的含意是多样的.....，有时指以军旗形象表现的战神而言。”这就说明，鹰、日、月既可译为乞牙惕部的族灵神，也可译为该部的战神--如军旗上的图案。
《蒙古秘史》又载，也速该遇害，部民散亡，“诃额仑夫人被弃而徙也，躬自持囊上马而往”，追回一半百姓。译者又注释云:“蠢，原文为‘秃黑’，这就是前文所述的‘速勒迭’的形象之一的军旗。在这种部民散亡，濒于部族毁灭的危险时刻，河额仑心急，亲自拿起这个权威性的神圣东西去招还其百姓。”(28)
这两段记载和译者注释足以说明了日月旗和鹰旗的性质。该书还记载了重大军事活动要举行祭源仪式。1206年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源聚会群臣，奉成吉思汗以罕号，便建九游之白蠹，蠹上的图案即为雄鹰。这些事实说明，以日月鹰为内容的旗帜在蒙古族心目中位置。这应是室韦族或契丹族的习俗在成吉思汗时代的延续和发展。用这些来解释契丹鹰军军旗的内容是可信的。阿保机时也发生过如河额仑以招百姓的类似故事。就在以刺葛为首的阿保机诸弟叛乱中，阿保机妻述律氏派兵救援，只能把作为可汗像征的旗鼓夺回，述律氏所建的部队叫作“属珊军”，“属珊”也应是契丹语，其意不详，从读音看与“构”相近，也有可能是鹰军的一种。

从木板壁画“鹰军图”看，鹰旗在前而且大，独树一帜，日月旗在后而且小，这便交待两者的关系，鹰旗是主旗，日月旗处于从属的位置。在后蒙古军中也有类似的现象。成吉思汗的九游白是鹰为旗徽，而忽必烈率领的部队军旗是日旗，木华黎封为国王，其军旗为月旗。再小点的将军打的是星旗。这在《史集》、《马可波罗纪行》等书中可以找到记载。元代是将日月分开，并代表不同身份，而辽鹰军日月在一旗上，可能当时还没将日月分开等级，是每支军队中所设象征胜利之神的必备旗帜。

总之，敖汉旗博物馆所收藏的这套木板壁画，为研究契丹社会又增加了一批新鲜资料。鹰军图的发现更有其价值，不仅证实辽代有鹰军，还使我们窥见辽军于一斑。

注 释
[1]《河北宣化下八里韩师训墓》，《文物》1992年第2期。
[2][4]白塔子辽墓材料见《考古》1978年第2期。羊山辽墓材料待发表。
[3]《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文物》1979年第6期。
[5][7] [8] [9][10] [11][12] [13] [14][16] [17][18][19] [20][21][23][25]《史).
[6]《唐代的马具与马饰》，《文物》1981年第10期。
[15]《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22]《蒙古秘史·卷一》说，字端察儿乘受了伤的黑背青白马，顺翰难河而下，在路中捕养了一只
黄色雏鹰。在“无所食时”，也“兼养其鹰”。“及春，鸭来，饥其鹰而纵之，捕得(很多鸭雁，多的吃不了，挂在树上)，枯树尽臭，干木悉腥至不闻焉。”到了都亦连山，走来了一群百姓，“索其鹰时，李端察儿未与。”后来这群百姓对追他而来的他的兄不忽合塔吉说:“...但见西北风起处，纵鹰所捕之鸭雁翎毛，飘来如雪片，料(字端察儿)必在近处。”这里记载了鹰与字端察儿的关系，这鹰即为神鹰。
[24]《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26]《史记》。
[27][28]《蒙古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