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26诺贝尔经济学奖，聊聊怎么让消费者“花钱”|对话经济学家史晋川

一家企业要不要增加生产线，一个家庭要不要购置新车，看似是各自盘算的分散细账，汇聚在一起，却牵动着宏观经济的冷暖。

这些决定，既取决于当下企业和家庭有多少钱，也取决于人们如何判断未来。对明年收入的估计，对下一季订单的期待，都可能改变今天的钱往哪里走。

北京时间10月12日，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Robert E. Hall）和迈克尔·伍德福德（Michael Woodford），表彰二人“为宏观经济稳定化奠定的微观基础”。

他们的研究，将企业和家庭的决策纳入宏观分析，也让政策制定者重新理解：政府与央行的行动，如何经过千百万人的选择，影响经济运行。

这与中国经济当下的处境形成了值得讨论的呼应。国家统计局10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前三季度（1-9月份），中国经济同比增长4.6%，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3%；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1%，民间投资同比下降10.4%。增长的动能在更新，需求的恢复仍不均衡。

对增长的预期如何转化为企业的订单、居民的收入，再转化为下一轮消费与投资？结合中国当下的经济背景，政策释放的支持，该怎样进入家庭和企业的账本？

霍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为理解消费提供了一个可以检验的理论基准。在这一框架下，家庭会根据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安排消费，新信号带来的预期变化，会推动消费计划调整。因此，观察一个家庭的购买决定，需要把眼前的工资，与其对未来生活的估计放在一起。

由此看中国，扩大消费就需要同时考虑当期购买力与长期安全感。一项即时的补贴或优惠可以降低今天的购买成本，而稳定的工作、可预期的收入，以及对养老、医疗、育儿负担的把握，则会影响家庭是否愿意作出更长远的支出安排。

伍德福德则进一步把家庭与企业的行为纳入宏观框架，解释货币政策如何影响生产、就业与物价。政策效果也取决于公众对未来形势的理解：一次利率调整，会被如何解读和放大；一次补贴的实施，会被视为周期的转向还是精准的微调，最终都会决定人们的消费意愿、以及投资行动。

这提示我们，改善预期需要可感知、可验证的现实变化。居民能够感受到收入和保障的改善，企业能够看到政策的连续性与承诺的落实，未来才更容易进入今天的消费计划和投资预算。预期的形成，始终与真实的经济处境相连。

沿着两位获奖者的研究，《天下网商》独家对话了经济学家、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探讨今年的诺奖对中国经济的现实启示。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示了提振消费背后的多重因素。未来的经济增长，不是靠大力刺激传统需求来增长，那样事倍功半；而是要满足需求结构转变后产生的新需求。”史晋川在专访中对《天下网商》说。

史晋川的研究经历，正为这场讨论提供了一个中国视角。多年来，他潜心研究宏观经济、民营经济与区域发展、法律经济学，在他的学术著作中企业成长、民间金融、市场组织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常常被放进一幅宏观视角制度变迁的图景，并与居民消费、创业创新等等微观议题相映照，其出版的著作包括《中国民营经济简史》《经济增长模式与通货膨胀机理》《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等。

本次对话，从今年的诺奖出发，回顾了中国30多年来经济发展历程，共同探讨了宏观经济与微观决策之间的现实联系，以及诸多值得关注的议题：在当下，我们该如何提振和扩大消费，有哪些细分领域值得企业关注；政策该如何更有效地抵达家庭与企业，切实改善预期；以及如何理解当下AI和科技创新对需求和供给的带动效应。

以下为《天下网商》与浙大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的对话，经编辑删减：

如何解读202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天下网商：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他们的研究和理论是否在多年前就已在学术界成为共识，并进入政策层面了？

史晋川：这一理论的源头可以回溯到100多年前，也就是上世纪2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极大的经济危机，我们称之为“大萧条”。

大萧条之后，英国经济学家、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写了一本书，叫《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奠定了现代经济学中宏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凯恩斯之前，很多经济学家也研究各种宏观经济问题，但这些研究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系统性的理论。

从1936年《通论》发表到现在，宏观经济学这个学科正好有90年了。《通论》发表之后，英美等发达国家有很多经济学家追随凯恩斯，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经济生活中为什么会发生总供给和总需求失衡，为什么会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再加上上世纪30年代美国政府也在实施一些反危机政策，理论和政策相结合，宏观经济学在二战之后蓬勃发展起来。

但宏观经济学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碰到了一些问题。尤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英国、美国都出现了滞胀。上世纪70年代初石油危机之后，原来的宏观经济理论一般认为，经济繁荣、高涨时会出现通货膨胀；经济萧条时，物价水平应该下降，同时失业率会上升。

这个关系像跷跷板：经济上行，通胀水平也会提升；经济下行，通胀也会下来，但失业率会上升。可当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通胀却继续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那么很多事情就很难解释了，整个宏观经济学也经历了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

正是在那个时期，很多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在宏观经济学经济总量背后，实际上是一个个分散的消费者、家庭和企业在做决策，由此发展出所谓的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础。

这次霍尔教授和伍德福德教授又向前跨了一步。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对他们的贡献描述是，他们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更加稳定的微观经济基础。

霍尔和伍德福德的研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研究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基础的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果上发展出来的。

比如，上世纪50年代中期，芝加哥大学非常著名的教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被称为货币主义、市场经济学大师。他针对凯恩斯经济理论中的收入决定消费理论和公式做了进一步发展。严格来说，凯恩斯的理论是“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相当于“月光族”这样的消费模型。

弗里德曼提出了“永久收入”的概念。意思是，当期的消费肯定会受到当期收入影响，但同时也受到未来收入影响。这不是一个短期收入，而是一个长期收入。

天下网商：这就叫“永久收入假说”，它是跨期的，比如我预期明年会涨工资，虽然这件事还没有兑现，但我觉得涨工资是确定的，那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就可以提高了。

史晋川：对。今年两位获奖者在这个领域作出了很大贡献，是因为他们又向前走了一步。霍尔教授提出了随机的概念，伍德福德教授也提出了政策方面的随机概念。简单来说，即使未来收入会决定我们现在的消费，不同类型的未来收入对现在消费的影响也不一样。

打个比方，我现在读大四，班里都在传说我今年要拿一等奖学金。这笔钱可能比较大，寝室同学都会起哄说要我请客，我可能今天就请大家到食堂吃一餐。但奖学金并不会影响我较长时期的消费，因为这是一笔一次性收入，不是长期收入。

但如果我后来有了工作，升职、加工资，情况就不一样了，这会影响我较长时期的消费。有了更多收入，也预期收入还会增加，就会提升消费、实现消费升级。

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很重要的是政策预期。比如发一次性消费券，对消费者个体决策的影响可能只有比较短暂的效应，而不是长久的效应。

伍德福德教授也对政策出台后不同时间的效应作了很好的阐述。比如利率短暂下降和持续下降，产生的影响可能不一样。这些都会影响消费者预期。

天下网商：还想请史老师讲一讲，霍尔今年获奖的发现，和弗里德曼的理论本质区别是什么？是不是建立在弗里德曼的基础上？

史晋川：这个思想在弗里德曼、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里都有，都是讲“跨期选择”。霍尔的贡献，第一，是把这个思想进一步深化，未来收入是哪种类型，效应不一样。

第二，他把它模型化，放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作为一个基础模型。原来的凯恩斯理论里，如果说y等于f（x），y是消费、x是收入，那就是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现在则考虑不同期，也考虑随机因素。

天下网商：霍尔的差异可以概括为，“消费只对关于未来的新信息作出反应”。

史晋川：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对未来的预期非常稳定，你的消费决策不会有很大影响。但如果有新的因素进来，而且这些新因素带有持久性影响，那么影响就会比较大。

关键“改革”，带动产业走出增长瓶颈

天下网商：说到预期，我们现在谈扩大消费是一个大话题，“十五五”期间消费要从50万亿元到60万亿元，国家也一直在鼓励居民消费。前一段时间也发了很多政府补贴。结合霍尔的理论，什么样的消费政策，或者说哪些影响个体行为的措施，才能真正促进消费成为增长的核心动能？

史晋川：现在很多学者都强调，要让老百姓一是有钱花，二是敢花钱。

有些学者提出，政府能不能从收入方面、收入分配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包括发放消费券、给予消费补贴等，从收入入手刺激消费，还包括改善社会保障，比如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

这些做法从道理上讲都是对的。今天中国居民的消费开支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到50%。对比发达国家，乃至中上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人家到了百分之六十几、百分之七十几。

所以，通过增加居民收入，让居民能够消费更多、增加消费，道理是对的。

同时我们也知道，中国居民储蓄规模还是非常大的，据观察和估算有相当一部分是预防性储蓄。预防性储蓄就是：孩子以后上学怎么办？生病了去医院怎么办？年纪大了、退休以后养老怎么办？脑子里有这么多“怎么办”，大家就会有意识地多准备一些。

所以，如果改善居民医疗保障条件，在社会保障上更多托底，让居民养老保障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水平提升，就会部分打消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预防性储蓄动机下降，居民就可以把现有收入或将来增加的收入中更多一部分用于消费。

但是，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运行情况，可能要求我们的思维超越简单的“收入和消费”关系，从更广的视角来谈居民消费和全社会内需的提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要看到，20多年前中国曾经经历过一次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那次转型也碰到过消费不足、经济有通货紧缩倾向的问题。

天下网商：史老师可以简单描述一下那时候的情况吗？

史晋川：改革开放前20年，我们为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所以大量生产吃穿这些传统消费品。到了1997年前后，我们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开始饱和，供给过剩。增长还在继续，但增长势头明显放缓。像浙江这样的省份，很多产品就卖不出去了。一开始是卖到“三北市场”，也就是东北、西北、华北，后来卖全国市场，但再后来也很难卖出去。

为什么？居民消费结构开始转变，从吃穿转向住行。所以，整个内需、消费都不太景气。

第二，我们碰到第一次比较大的金融危机，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出口形成很大冲击。1998年，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的形势”，与此同时，出口增长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明显冲击。

到了2002年，也就是五年之后，我们看一些主要经济指标：经济增长、消费、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出口，以及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才实现了反弹。走出来靠什么？

第一，靠改革。当时最大的改革措施之一，就是住房制度改革。单位不再包分房，住房走向市场化。这项改革正好把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转向住行中的“住”。居民住房改革把城市土地市场、城市住宅市场、地方财政等都带动起来了，而且住房行业的产业关联非常大。

改革促进了产业发展，而这个产业直接满足了老百姓消费结构的转变。各项金融政策也推出来了，金融工具也发展起来了。中国原来没有消费信贷，后来有了住房按揭。

第二，是开放。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一个很大的好处就出来了。原来浙江在国内饱和的产品转向国际市场、出口出去。我们是从东南亚国家手里拿到市场份额，并没有直接冲击欧美本身。

汽车也很快发展起来了。我记得90年代末，100户城市居民家庭才有半辆汽车，也就是200户家庭才有一辆汽车。十几年之后，差不多每100户城市居民家庭有二十几辆汽车，现在可能接近40辆，这是几十倍的变化。居民消费结构从“吃穿”转向“住行”之后，城市住宅、房地产业、汽车行业和相关配套行业都起来了。

整个中国经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进入低谷之后，很快走了出来，走到了一个新的正常发展过程。

如何提振消费？从“住行”转向“服务型”需求

天下网商：那个阶段我们做的是要素市场化，比如房子、国有企业改革，改革之后，民营资本也被激活，助力了经济的飞跃。但到2019年以后，我们经济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

史晋川：从2019年左右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居民消费结构又开始变化，我们已经开始向后工业化阶段走。

20多年前，我们处于工业化前期；到了工业化中期，居民消费结构发生转变。现在我们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也开始变化了。

变化是什么？住行这一波需求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罗斯托（Whitman Rostow）讲“经济发展的五个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是耐用消费品普及、大规模发展阶段。这个阶段还在增长，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需求转到哪里？开始向服务业转移。

经济学里讲这个道理很简单。有形的东西，消费后边际效应很快下降；无形的东西，比如打游戏，边际效应下降就很难，消费时间也很长。

最简单的例子，吃包子，你大概吃15分钟，吃到第三个就不想吃了，边际效应递减得很快。住一套比较好的房子，住进去前几年很新鲜；20年过去了，可能很少有人再想着改善。

服务型消费的变化会远远超过基本生存型消费产品，而且产品可以不断变化和更新。今天有《黑神话：悟空》，明天可能又有新产品出来。新的产品不断出现，边际效应递减就不明显。全世界都是如此，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服务型消费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比如请律师、医疗、养老、教育，这些都属于服务型消费。

天下网商：今年前三季度，也就是1-9月份，消费增长只有1.1%左右，但服务消费增长是5.5%左右。我们想问为什么这一轮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走、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会面临这样的挑战？

史晋川：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从根本上看，有没有这样的措施，落地之后能让一批产业发展起来，而这些产业正好满足居民消费结构转变。就像上一轮那样，通过改革让整个产业和经济带动起来，居民收入提高，消费需求也得到满足。

我个人觉得，现在至少有一些潜在的机会。在服务型领域，很多设想没有放开。比如养老、游戏等领域，如果这些领域放开，既能满足国家转型升级的需要，也能让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获得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同时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科技创新潮来临：如何看待AI的带动效应？

天下网商：服务型消费可能是接下来发展的重点，也是大家的需求所在。在服务型消费之外，比如产品的升级等是否也会成为提振消费的方向？我们今天的消费形态里，还有哪些新的空间？

史晋川：这几年，我们看到有梁文锋、王兴兴这样的企业出来，坦率讲，我也没想到，但仔细想起来，它是有道理的。道理可能有三个方面：

第一，这些年来国家一直强调自主创新、科技创新，创新前沿的自主科技受到国家鼓励；第二，这些年我们非常重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教育中的科技前沿、基础研究也很重视。所以真的有一批人起来了，我们的人才储备到了一个关键节点；第三，很多民间资本不再投传统行业，而是盯着高新技术前沿创新领域，让创新活动有了资金渠道。这三点在浙江杭州碰到了一起，所以出现了这两家公司，形成一股高科技创新潮。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创新跟老百姓需求结构转变之间的衔接还不够，距离还比较远。

天下网商：我们现在讲的AI和高科技，离老百姓的需求都比较远，所以它是一个增长引擎，能不能带动消费转型？

史晋川：上一轮的产业改革是直接消费满足需求的。这一轮有AI，但它直接满足老百姓消费需求的范围还不广泛，有但不普遍。其次，它带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能力也不够。也就是说，它的产业关联带动效应，以及“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而在居民消费结构转变之后，原来需求对应的产品产能还在那里，没办法通过改变市场结构来消化，所以这一轮就有比较大的挑战。

这样一来，新的供给在增长，老的供给要么增长乏力，包括投资也在下降，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是“K型”态势，而且向上的那一条还比较细。

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谈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和内需增长，一方面应该出台直接针对消费和内需的政策；同时，也要从改革开放和创新的视角出台更多政策。这些政策能够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提振经济主体的信心，让经济主体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消费弹性更大的那部分需求，才是增长来源”

天下网商：您说得很对，伍德福德的观点是，央行今天做什么，不如人们相信它明天会做什么重要。这是对个体而言，国家今天做什么，以及企业相信它长期会做什么，同样重要。

史晋川：这两者要结合起来做。无论是伍德福德也好，霍尔也好，我们都要重视那些能直接起作用、产生效益的举措，但是，如果没有配套的中长期政策，这些效应就很小、很短暂。配套了中长期政策，才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天下网商：可以理解为，改善预期从宏观层面还有很多可以去发挥作用的空间？

史晋川：把更多的限制放开，要素自然会流动。需求在那里，支付能力也在那里。把支付能力释放出来，就是满足需求，产业也就发展起来了。

所以今天考虑消费需求和内需问题，不能完全从需求侧考虑，也要更多从供给侧考虑，供给创造需求。

从经济学上讲，今年获奖的理论也涉及这一点。越传统的需求，收入增加之后，需求的收入弹性就越小。比如今天给你发2000元奖金，你会不会去买更多的必需品？不会。越是传统的物质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小；越是新的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越大。

未来的经济增长，不是靠大力刺激传统需求来增长，那样事倍功半；而是要满足需求结构转变后产生的新需求。消费需求弹性很大的那部分需求，才能更好地带动增长，才是需求增量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