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我下乡相亲，姑娘家非要留我过夜，我装睡竟听见隔壁传来噩耗

三月的风还带着冰碴子。我站在村口那棵老榆树底下，棉袄领子竖起来，耳朵冻得发木。生产大队的通讯员小杨说，今天有人来相亲，让我在树底下等着，别乱跑。

我二十一岁，下乡插队第三年。知青点里七个人，五男二女，住两间土坯房。我每月工分折算下来，大概十二块七毛钱。年底分红的时候，扣掉口粮钱，倒欠生产队三块四。

小杨跑过来了，帽子歪着。

"来了来了。在村支书家呢。你跟我走。"

我跟着他穿过打谷场。场上的石碾子旁边堆着去年没收干净的玉米芯，风吹得干皮子哗啦响。支书家在村西头，土墙，木门，门槛磨得中间凹下去一指深。

进了院子，堂屋里坐着两个人。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一件藏青色大襟褂子，头发拿发网拢着。这是支书媳妇，叫她支书婶就行。另一个姑娘坐在条凳上，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卡其布上衣，扎两条辫子，辫梢拿红毛线缠着。

我进来，支书婶站起来。

"这就是小杨说的那个知青。城里来的，高中毕业。"

姑娘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脸圆，眉毛浓，鼻头上有几颗雀斑。

"坐。"支书婶搬了条凳子。

我坐下了。凳面是榆木的，中间裂了一道缝，拿铁钉钉过。

支书婶倒了碗水。粗瓷碗，水面上漂着两片茶叶梗。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温的。

"你叫什么？"姑娘问。

"李长河。"

"哪个学校的？"

"三中。"

"七二届的？"

"七一届。留了一级。"

她没再问。支书婶在旁边削土豆，拿一把旧菜刀，刀刃缺口了，削一下顿一下。

"你家几口人？"姑娘又问。

"四口。爸，妈，我，我妹。"

"你爸干什么的？"

"在机械厂，车工。"

她点了点头。手指在辫梢上绕了一圈红毛线。

支书婶插话："人家小杨在公社供销社上班，一个月拿二十四块五。她妈托人说了好几回亲，她都不乐意。今天算给你们俩搭个话。"

姑娘没吭声。她拿起条凳上的布包，打开，里面是几团毛线，正在织一件毛衣。针是竹针，织法是从下往上，已经织了大概六寸。

我看了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支书婶削完土豆，拿围裙擦了擦手。

"长河啊，你在队里干什么活？"

"赶大车。跟老赵头学。"

"哦，赶车的。那活累。"

"还行。"

支书婶又问了几句闲话。天色暗了，她留我吃饭。

"吃了再走。土豆炖酸菜，管饱。"

我本来想推辞。知青点离这儿三里多地，天黑了路不好走。但支书婶已经去灶房忙了，姑娘也跟着进去烧火。我坐在堂屋里，听见灶膛里柴火噼啪响。

饭好了。一大盆土豆炖酸菜，酸菜是去年秋天腌的，切得粗，帮子多叶子少。还有一碟咸萝卜条，一盆玉米面饼子。饼子拿铁锅烙的，底面焦黄，上面撒了点葱花。

我吃了两个饼子，一碗土豆酸菜。姑娘吃了不到一个饼子，拿筷子拨了拨酸菜，没怎么动。

吃完饭，天全黑了。外面刮风，土墙挡不住，门缝里往里灌凉气。

"别走了。"支书婶说，"今晚住这儿。东屋有炕，铺盖现成的。"

我犹豫。

"明天还得出车呢。老赵头让我五点套车。"

"五点来得及。东屋炕烧热了，比你们知青点强。"

我看了看姑娘。她低着头织毛衣，没看我。

"那就麻烦了。"

支书婶去东屋收拾。我坐在堂屋里，听风刮过屋顶的茅草，沙沙的。姑娘的竹针碰在一起，发出细碎的咔哒声。

支书婶回来了。

"铺好了。两床被子，一床褥子。你凑合一晚。"

她拿了盏煤油灯，玻璃罩子熏黑了半截，火苗发黄。她把灯放在东屋窗台上。

"早点睡。"

她走了。姑娘也回了西屋。

东屋不大。一盘炕占了一半地方，炕席是芦苇编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墙上糊着旧报纸，《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混着贴，日期是去年秋天的。窗台上除了煤油灯，还搁着一只空墨水瓶，瓶盖拧着。

我脱了棉袄，叠好放在炕头。棉袄里子的棉花结了块，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我钻进被窝。被子有股太阳晒过的味道，但棉花硬了，不怎么暖和。

炕是热的。烧了一整天，炕面温度大概有三十四五度。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的报纸有一篇讲农业学大寨的，标题只看得见一半。

我睡不着。

外面风小了。能听见隔壁西屋的说话声。墙不厚，土坯的，声音传过来闷闷的，但能听清。

是支书婶和姑娘在说话。

"你觉得这人咋样？"

"还行。"

"还行是啥意思？"

"就是还行。"

"人家是城里来的，有文化。赶大车虽然累，但比种地强。老赵头明年就退休了，这车以后就是他的。"

"嗯。"

"你也不小了。二十三了。隔壁村王家的丫头，二十一，孩子都半岁了。"

"妈，你别说了。"

"我说的是实话。你爸在矿上干活，一个月四十三块。家里就你一个，以后这些不都是你的？但你也得嫁人。嫁远了，我们老了谁管？"

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这人，你到底啥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你要是看不上，我明天就回人家。别耽误人家。"

又沉默。

"妈，他爸是车工。"

"知道。机械厂的。一个月多少？"

"他没说。但车工至少三十八块起。"

"那还行。双职工家庭，以后回城有指望。"

"嗯。"

"那我明天跟支书说一声，让他给个准话。"

"再说吧。"

"还有啥再说的？你都二十三了。"

我听见支书婶翻了个身，炕沿嘎吱响了一声。

然后姑娘说话了。声音压低了，但墙薄，还是听得见。

"妈，你说他刚才吃饭的时候，怎么老看我织的毛衣？"

"人家那是看你手巧不巧。你那毛衣织了多久了？"

"两个月。给自个儿织的。"

"回头拆了重织一件大的，给他也织一件。男人穿毛衣，暖和。"

"谁给他织。"

"你。你嫁了他，不给他织给谁织？"

"妈！"

"行了行了，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喂鸡。"

西屋安静了。我躺着，盯着墙上的报纸。农业学大寨那篇文章的标题，剩下的几个字是"夺高产"。

我翻了个身。炕太热，后背出汗了。

我想起吃饭的时候，确实看了她的毛衣。不是看她手巧，是那竹针的织法我认识。我妈也织毛衣，用的是同样的从下往上织法。我妈织到六寸的时候，会在腋下收两针，她那件已经收过了。我看见了收针的痕迹。

但这些我没说。

我闭上眼。煤油灯的火苗晃了一下，灭了。玻璃罩子里一缕白烟升起来。屋里黑了。

我迷迷糊糊快睡着的时候，西屋又有了动静。

不是说话声。是支书婶在哭。

声音不大，闷在被子里，但隔一道墙，还是传过来了。断断续续的，像是在忍着，又忍不住。

我睁开眼。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

哭声停了。然后是姑娘的声音，也压得很低。

"妈，别哭了。"

支书婶抽了一下鼻子。

"我没事。"

"你又想了。"

"没有。"

"你每次想我爸都这样。"

我听见炕沿又嘎吱响了一声。然后是窸窸窣窣的布料摩擦声，像是支书婶在擦脸。

"今天他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穿那件棉袄。"支书婶的声音哑了，"跟你爸那件一样。藏蓝色的。你爸那件袖口也磨白了。"

姑娘没说话。

"你爸走的时候，也是三月。那天风也这么大。"

"妈，别说了。"

"我忍不住。今天看见那孩子，我就想起你爸。你爸也是二十出头的时候，从河北过来，在矿上干活。也是穿件旧棉袄，也是笑得拘谨。"

"我知道。"

"你爸要是还在，今天这事他来办。他嘴会说，不像我，笨嘴拙舌的。"

"妈，你今天说得挺好的。"

"好什么。我都不知道说了多少废话。"

安静了一会儿。

"他爸走多久了？"我听见自己脑子里冒出这个问题。但我没出声。

"明天你去供销社，买二斤毛线。"支书婶说，"给他织件毛衣。藏蓝色的，跟他那件棉袄一个色。"

"买那么贵的干嘛。"

"不贵。二斤毛线，一块八。我攒了鸡蛋，明天拿去换。"

"别换了。我还有半斤没织完的。"

"那半斤颜色不对。他穿深色的合适。"

"行。买就买。"

"还有，他明天五点出车。你四点半起来，给他烙两张饼。夹咸菜的那种。"

"知道了。"

"多放点油。知青点吃不着油水。"

"嗯。"

西屋彻底安静了。我躺着，听见风又起来了，刮得屋顶茅草响。

我翻了个身。炕面烫着肩膀，我拿手摸了摸炕席，芦苇秆硌着手心。

我想起我爸。他在机械厂干了十八年车工，手上全是铁屑扎的疤。去年冬天他跟我说，长河，你要是在乡下待不住，就想办法回城。我那时候说，待得住。

现在炕上躺着，我想，待不住也得待着。

天没亮我就醒了。四点十分。东屋的窗户纸透进来一点灰白的光。我穿衣服，棉袄里子的棉花块硌着胳膊。我拿手按了按，按不平。

出了东屋，院子里黑着。西屋的门开了一条缝，里面亮着灯。我走到院门口，支书婶的声音从后面传来。

"吃了再走。"

她站在灶房门口，手里端着个搪瓷盘子。盘子里两张玉米面饼子，中间夹着咸菜。饼子还热着，冒着气。

"拿着路上吃。"

我接过盘子。饼子沉甸甸的，油渗出来，把搪瓷染了一小块暗黄色。

"谢谢婶。"

"谢什么。以后常来。"

她站在灶房门口，头发没拢好，几缕散在脸旁边。她拿手背擦了一下眼睛。

我出了院门。天边泛着青灰色，老榆树的枝丫黑黢黢的，像一幅没墨的画。

走到知青点，老赵头已经在套车了。他五十四岁，赶了三十年大车，左手小指少了一截——年轻时候被马踩的。

"起挺早。"他说。

"嗯。"

他把缰绳递给我。

"今天去公社拉化肥。六袋，每袋八十斤。你赶车，我装车。"

我接过缰绳。马是匹枣红马，十二岁，牙口老了，但力气还在。我拍了拍马脖子，马甩了一下尾巴。

"走吧。"

大车出了村。车轮碾在土路上，咯噔咯噔的。饼子还在搪瓷盘子里，我没吃。

老赵头坐在车后面，拿一根麻绳编鞭子梢。他编得很慢，手指粗，不灵活，但每一股都拧得紧。

"昨天去相亲了？"他问。

"你怎么知道？"

"小杨说的。全村都知道了。"

我没说话。

"姑娘怎么样？"

"还行。"

"支书家的？那丫头我知道。手巧，脾气也还行。就是她妈，厉害点。"

"挺好的。"

"你要是成了，以后回城就多一条路。支书能帮你说话。"

他编完鞭子梢，拿牙齿咬断了麻绳头。

"不过也别急。你还年轻。"

车到了公社供销社。化肥在库房里堆着，我和小杨两个人扛。一袋八十斤，扛在肩上，腿打颤。六袋扛完，我后背的棉袄湿了一块。

回来的路上，老赵头在车上睡着了。他靠在化肥袋子上，头一点一点的，呼噜声像破风箱。

我赶着车，手里攥着缰绳。搪瓷盘子放在脚边，饼子凉了，油凝在表面，发白。

我掰了一块，咬了一口。咸菜是萝卜干的，切得细，放了花椒油，咸得刚好。

四月初，我托小杨给支书家带了二斤红糖。小杨回来跟我说，支书婶收了，说让我下回赶车路过的时候进去坐坐。

我没去。

四月中旬，队里分了春播的种子。我和小杨一组，负责第三块地的玉米播种。每天弯腰点种，一天下来腰直不起来。晚上回知青点，倒在炕上就睡。

五月初，支书来知青点找我。他四十多岁，瘦，颧骨高，说话慢。

"长河，有空去我家坐坐。"

"最近忙。春播没完。"

"忙里偷闲嘛。"

他走了。我站在知青点门口，看着他的背影。他走路有点跛，是年轻时候修水渠摔的。

五月中旬，我去了。支书不在家，下地了。支书婶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她放下手里的簸箕。

"来了。她去井台打水了，一会儿就回。"

她让我进屋坐。堂屋里多了个竹针，几团毛线。毛线是藏蓝色的，不是上次那种浅色。

"她织的？"

"嗯。给你织的。毛衣。织了快一个月了。"

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件半成品。前襟织了大概八寸，针法比上次那件细密。

"她说你穿多大码？"

"不知道。我妈给我织的时候，从领口往下织，起一百二十针。"

"她不是那种织法。她从下往上织。她说从下往上织，腰身好收。"

我拿着那件半成品。毛线软，织得紧，没有漏针。

"她什么时候学会的？"

"十二岁。她爸还在的时候教的。她爸在矿上，冬天冷，她妈手笨，织不好。她就学。后来她爸走了，家里的毛衣都是她织。"

"她爸什么时候走的？"

支书婶的手停了一下。

"七三年。矿上塌方。人没了。"

我想起那晚隔墙听见的哭声。

"她没跟我说过。"

"她不说这些。她这孩子，什么都往肚子里咽。"

院子里有了脚步声。姑娘进来了，手里提着两只水桶，扁担搁在肩上。看见我，她愣了一下。

"来了。"

"嗯。"

她把水桶放下，扁担靠在墙上。桶里的水晃出来，洒在地上，洇了一小片。

"你那毛衣，织了多少了？"支书婶问。

"前襟快完了。后襟起了头。"

"让他试试。"

"还没织完呢。"

"试试大小。"

她从柜子里拿出半成品，递给我。我套上。袖子还没织，只有前身和后襟，套在身上像个坎肩。但长度刚好，下摆到腰带下面两寸。

"行。不短不长。"支书婶说。

姑娘看了我一眼，低头拿竹针挑线。

"你吃饭没？"支书婶问。

"吃了。在知青点吃的。"

"再吃点。锅里还有红薯粥。"

"真不用了。"

我脱下毛衣半成品，叠好，递给她。她接过去，拿竹针继续织。针碰针，咔哒咔哒的。

我坐了一会儿，说了几句话，走了。

六月初，春播完了。队里评工分，我评了八分。老赵头十分，小杨七分。八分意味着每天挣八分，折算下来一个月大概十五块出头。

六月中旬，我收到家里来信。我妈写的，说厂里效益不好，加班少了，这个月只拿了三十一块。让我省着点花。

我把信折好，放在枕头底下。

六月二十三号，支书婶托小杨带话，说毛衣织完了，让我去拿。

我去了。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柜子上。藏蓝色，从下往上织的，腋下收了两针，袖口是螺纹口，领口织了三寸高，翻下来能挡风。

我穿上。大小刚好。肩膀不紧，袖子长度到手腕下面一寸。

"你试的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姑娘说。

她坐在条凳上，面前放着那几团剩下的毛线。毛线剩了小半团，大概还能织一副手套。

"多少钱的线？"

"一块八。"

"我给你钱。"

"不要。"

"那不行。"

"我给我自个儿织的，又不是给你织的。"

"那你怎么知道我的尺寸？"

她低头拿竹针挑线，没说话。

支书婶在灶房里笑了一声。

我穿着毛衣出了门。六月天，外面已经热了。毛衣穿不住，我脱下来叠好，夹在胳膊底下。

走到村口老榆树下，我站了一会儿。树上的榆钱早就落了，叶子绿了，密密麻麻的。

七月初，连着下了三天雨。知青点的土坯房漏了，我拿塑料布糊了窗户，还是往里渗水。晚上睡觉得把脸盆放在炕头接水，一晚上能接小半盆。

七月中旬，雨停了。队里开始锄地。我和小杨一组，锄第三块地的玉米。玉米苗长到膝盖高，草比苗还旺。锄头挥了一天，手心磨出两个水泡。

七月二十号，支书来知青点找我。这次不是叫我去做客。

"长河，有个事跟你说。"

"什么事？"

"上头下了通知，知青可以推荐上大学。每个大队两个名额。支委会商量了一下，一个给王家的二小子，一个给你。"

我锄头停在半空。

"真的？"

"真的。你高中毕业，底子好。队里也认可你的工分。材料已经报上去了。"

"什么时候出结果？"

"八月底。九月初开学。"

我放下锄头。手心的水泡破了，疼了一下。

"谢谢支书。"

"别谢我。你自己干出来的。"

他走了。我站在玉米地里，太阳晒着后背，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

小杨在旁边锄地，听见了，凑过来。

"你真能上大学？"

"不知道。报上去了。"

"那要是上了，你还回来吗？"

我想了想。

"不回来了。"

小杨没说话。他低头锄地，锄了两下，停了。

"那支书家那丫头——"

"不知道。"

八月。锄完第二遍草，队里开始追肥。我每天挑着粪桶往地里送，一担一百二十斤，从地头挑到地里，一趟三百多步。肩膀磨出了一层茧。

八月中旬，支书婶又托人带话。这次没让我去。带话的是村东头的张大妈，六十多岁，走路拄拐。

"秀芝让我跟你说，毛衣要是穿着合适，就穿着。不合适她再改。"

秀芝。我第一次知道她的名字。

"跟她说，合适。穿着挺好。"

"还有，她说你要是上大学走了，就把毛衣还她。"

"为什么？"

"她说那毛线是她妈攒鸡蛋换的。她妈说了，要是成了，就当聘礼。要是没成，就还回来。"

张大妈说完，拄着拐走了。

我站在知青点门口。八月的热风裹着庄稼地的土腥味吹过来。

八月二十三号，录取通知下来了。我考上了。地区农学院，农机系。九月五号报到。

我拿着通知书，去了一趟支书家。

秀芝不在。支书婶在院子里晒被子。被子是那床牡丹花的，她拿两根竹竿撑着，阳光照在被面上，牡丹花红得发亮。

"她去公社了。买针线。"

"婶，我考上了。"

"知道了。支书回来说了。"

她没抬头，手里的竹竿换了个位置。

"我九月走。"

"嗯。"

"毛衣——"

"你穿着吧。"

"婶——"

"我说你穿着。她织的时候就知道你要走。她算过的。从下往上织，领口多织了三寸，是怕你长个子。你上大学，吃得好，肯定长。"

她把竹竿插进土里，拍了拍手上的土。

"她让我跟你说，好好学习。别惦记这儿。"

"我没惦记。"

"惦记也没用。你回城了，有你的路。她有她的。"

她转过身，进屋了。

我站在院子里。阳光照在被子上，牡丹花的影子落在地上。

九月三号，我收拾东西。知青点的炕上堆着我的铺盖卷、一口木箱子、几件换洗衣服。木箱子里有一本《新华字典》，是七一年买的，花了七毛四分钱。书页卷了，封底掉了，拿浆糊粘过。

毛衣叠在最底下。藏蓝色，针脚密，没有漏针。

小杨帮我扛箱子。走到村口老榆树下，他放下了。

"我就不送了。到公社还有八里地。"

"行。"

"长河。"

"嗯？"

"你以后要是出息了，别忘了这儿。"

"忘不了。"

他转身走了。我提着箱子，往公社方向走。土路上有车辙印，昨天下过雨，印子里还有水，黄泥色的。

走到老榆树看不见的地方，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在洼地里，土墙草顶，炊烟升起来，一缕一缕的。

我穿上那件毛衣。九月天，早晚凉。毛衣贴着皮肤，毛线扎了一下，然后暖了。

我把通知书揣进兜里。兜是棉袄口袋改的，缝在毛衣外面，能装下一张纸。

路上碰见一辆拉粪的牛车。赶车的是个老头，我不认识。他吆喝了一声，牛慢吞吞地让了让路。

我侧身过去。牛车走过，留下一股粪味。

我继续走。八里地，大概要走一个半小时。太阳升起来了，照在土路上，白晃晃的。

我摸了摸毛衣的袖口。螺纹口，紧，不进风。腋下收了两针的地方，有一小块织得比别处密。我妈织毛衣的时候也这样，收针的地方多织两行，怕脱线。

我到了公社汽车站。班车两点开。我买了票，一块二。

候车室里坐着七八个人。一个老太太在嗑瓜子，瓜子皮吐在地上。一个中年男人抱着一个布包，在打盹。

我坐在长凳上，箱子搁在脚边。毛衣袖子长了一寸，我往上卷了一圈。

两点十分，车来了。一辆解放牌客车，油漆掉了大半，车身上写着"国营长途客运"。

我上了车。车厢里坐了二十来人，后面几排是空的。我选了倒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开了。窗外的景色往后退。公社的房子、供销社的招牌、打谷场上的石碾子，一点点变小。

我靠在椅背上。毛衣的毛线贴着脖子，有点痒。

车开出大概二十分钟，经过一个岔路口。右边那条路通村里。路边有一棵老榆树。

我看见树底下站着一个人。穿蓝卡其布上衣，扎两条辫子。

我没看清是不是她。车开过去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后窗玻璃上有一道裂纹，透过裂纹看，那个人影变成两半，又合成一个。

然后车拐了弯，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转过身，面朝前。车厢里有人在大声说话，有人在嗑瓜子，有人在打呼噜。

我把袖子又往上卷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