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重大科研项目中，她们领衔攻关

　　□林子忻

　　近期，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发布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战略性科技创新合作”重点专项2026年度联合研发与示范项目申报指南，其中提到：“鼓励有能力的女性科研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领衔担纲承担任务，并积极吸纳女性科研人员参与项目攻关。”

　　放在当下科技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句话指向一个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行星探测、粒子物理、黑洞成像、深海探索，当这些重大项目寻找领航者时，女性逐渐坐上了决策席。

　　聚合之力

　　今年5月，行星科学家林迪·埃尔金斯-坦顿出版了一本名为《使命就绪：如何打造压力下高效执行的团队》的新书。作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灵神星任务的首席研究员，这本书几乎概括了她过去十余年最主要的工作内容。

　　灵神星任务目标是探测一颗几乎完全由金属构成的小行星，人类此前从未近距离研究过此类天体。埃尔金斯-坦顿在书中提及：发射前12天，探测器上一个冷气推进器出现了故障，直接关系到航天器能否在升空后与地球保持通信。这种级别的危机足以引发团队的混乱，然而，“几乎没有失误。每个人都在倾听，提建议，每个人都加入了一个或多个子团队，轮班测试每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最关键的是“每个人”。埃尔金斯-坦顿在十余年间建立了一种团队文化，让数百名工程师和科学家在高压之下仍能有序协作。这种“整合优势创新团队，集中力量”的能力，正是大科学项目负责人最核心的职责。最终，灵神星探测器按时发射，预计2029年抵达。

　　在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意大利物理学家法比奥拉·贾诺蒂在2016年成为该机构历史上首位女性总干事，2019年连任至2025年。此前，她曾在2009年当选超环面仪器实验（ATLAS）的项目负责人和发言人，并于2012年代表ATLAS实验向外界宣布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确认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贾诺蒂的工作远不止“宣布”的那一刻。这类实验从设计到发表论文往往超过十年，任何环节的脱节都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功亏一篑。ATLAS合作组由来自数十个国家、数百家机构的数千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组成，面对不同国家科研人员在数据共享、分析方法和论文署名等方面的复杂连接和博弈，贾诺蒂的任务是整合这数千人的工作，将其变成一项站得住脚的科学发现。

　　科研合作之所以能够持续前进，既有赖于技术与知识的积累，也有赖于对组织关系、利益诉求与协作机制的有效协调。埃尔金斯-坦顿和贾蒂诺所展现的，正是通过制度化沟通与信任积累，将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组织关系转化为稳定合作能力的过程。

　　连接之力

　　凭借AI驱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2025年，马来西亚斯威本科技大学（砂拉越分校）信息与通信技术学科负责人李淑涵拿下自然科研-励志科学奖的科学成就类别奖项。李淑涵带领团队开发的AI模型，能够在数据稀缺的复杂环境中识别植物物种，帮助监测森林、指导保护决策。由她主导的马来西亚植物群项目已成为该国植物识别的重要国家参考平台。与此同时，李淑涵与砂拉越林业局合作开发AI植物识别系统，为公共公园的智能导览提供技术支撑。在国际AI算法与马来西亚本土生态数据间，她扮演着连接者的角色，“把AI模型从论文里拽出来，放进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里，让它真正派上用场。”

　　在天体物理领域，意大利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的天体物理学教授玛丽亚费利西亚·德·劳伦蒂斯既是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国际合作项目的科学家，也是意大利广义相对论与引力学会自1990年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主席。劳伦蒂斯的日常，是每年春天与时间和天气的角逐：EHT的观测窗口只有短短几周，全球各地的射电望远镜必须在这段时间同时指向同一个人马座。智利的一朵云、夏威夷的一场风、南极大陆上某台设备的一次停机，都可能在瞬间毁掉一整年的筹备。在几周的时间里，她盯着多个时区的监测屏幕，确认每一组数据按时落地，协调不同站点的记录格式保持统一，确保分散在全球各地的数百名分析人员能在同一套数据框架下对话。她在时区和语言的天然屏障中，建起一套让所有人都能遵从的工作纪律。

　　李淑涵和劳伦蒂斯把不同的系统对接起来，让科研不再囿于空中楼阁，真正落地到现实的问题中。

　　开拓之力

　　2022年，道恩·赖特作为任务专家下潜至太平洋约36000英尺深处，拍摄了“挑战者深渊”的图像，成为第一位抵达地球海洋最深点的非裔美国人。在此之前，她在俄勒冈州立大学当了17年的教授。跨越学术机构、商业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经历，让她能在技术语言和政策语言之间找到交汇点，把地理信息系统的精度转化为决策者可以理解的风险评估。2026年，赖特担任全球气候地理设计竞赛的国际评审团成员，成为将海洋科学落地为可执行的气候方案的跨界整合者。

　　在中国，深海科学家杜梦然同样是在海洋领域承担领衔角色的女性。作为我国首位载人深潜航次女性首席科学家，她带领团队搭乘“奋斗者”号在西北太平洋千岛-堪察加海沟完成了24次极限潜航，在9533米深处发现了地球已知最深的化能合成作用支撑的动物生态系统。这都离不开她在每一次下潜中的决策。在万米海底，通讯延迟、设备极限、时间窗口都在压缩着判断空间，她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决定采样点、调整观测方案、评估风险。2024年，杜梦然又取得学术突破，在9000多米深处发现化能动物群后提出“化能生物走廊”假说。她基于无数次现场决策积累下来的经验，绘制着一张人类从未见过的海底地图。2025年，杜梦然入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两位海洋探索者，一位在技术与政策之间搭桥，另一位在一次次深潜中作出精准判断。她们每一次正确的判断，都在不断拓展着人类认知的边界。

　　引领效应

　　每一项大科学工程的创新推进，最终都会沉淀为人类认知版图上新增的一块。当这些项目的指挥位置上出现越来越多的女性面孔，传递的信号是：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是判断力、组织能力和专业积累，而不是性别。

　　限制女性选择职业方向的，往往是成长环境里缺乏可参照的身影。当年轻女性在学术期刊或公众视野里鲜少见到女性科学家、项目负责人时，她容易默认那些角色与自己无关。但倘若她看到埃尔金斯-坦顿在NASA下指令、杜梦然从万米深海带回新物种的样本、看到贾蒂诺在CERN宣布发现，这些画面或许会成为她将来某次选择时的参照。

　　与此同时，科研评价机制也在发生变化。各项审批越来越依赖同行评议和客观数据，规则更加透明，标准更加统一。女性在大科学项目中担任负责人的案例明显增多，系统变得更公平。这些科学家的领域不同，但都靠着多年积累下来的专业判断，以及在大型团队中建立秩序的能力站在了顶端。她们没有把自己当成例外，也没有刻意强调性别，只是用实际工作证明了：在大科学时代，衡量项目负责人的唯一标准是能否凝聚团队、确定方向、做出成果。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后来者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路径。年轻的女性们会沿着这些脚印，把科研之路走得更宽更亮。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