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为何修了20多年还出不来？只因是个“烫手山芋”，“烫”在哪

2002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原计划用10年时间完成这部“中华正统”下的正史。

然而，23年过去了，这部《清史》仍然“犹抱琵琶半遮面”，未曾面市。

公开资料显示，清史编撰当前已经经历了四轮大规模修订、三次主编更迭、两度公开征求意见，却始终徘徊在“即将完成”的边缘。

那么，这部耗资数亿、动员数百名学者参与的国家工程，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为何有人在说，清史的编撰其实是个“烫手的山芋”，它到底烫手在哪些方面呢？

为什么要修“清史”？

我国素有“易代修史”的传统。

即一个朝代结束后，后继的朝代会为前朝编纂正史，以总结治乱兴衰之教训，传承历史之文化。

自司马迁《史记》至张廷玉《明史》，形成了绵延两千余年、共二十四部的“二十四史”体系。

清朝，建立于1644年，终结于1912年，历时268年，是我国最后一个封J王朝，其历史地位极其特殊。

它奠定了现代我国版图的基础，经历了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并最终在内外交困中走向终结。

为清朝修史，不仅是继承文化传统的需要，更是全面、深刻地理解和评价那段承前启后历史的关键。

正因如此，2002年8月，我国启动了“清史编纂工程”，并将其确立为一项重大的国家级学术文化工程。

其核心目标，是要编撰一部高质量、高标准的清史，力求在观点、体例、内容上都有所创新，使之成为一部信史、精品，能够传诸后世。

其最终成果，在体量和意义上，要成为继“二十四史”之后的第二十五部正史。

自2002年启动以来，清史编纂工程已取得了一系列阶段性成果：

1、史料建设：整理、出版了大量的清代档案和文献。

2、人才队伍：汇聚了全国顶尖的清史研究专家，形成了庞大的编纂团队。

3、稿件撰写与审定：各部分的初稿撰写、评审和修改工作已持续多年，且完成了一定的内容。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清史的编撰工程规模实在太过宏大，此前计划字数3500万字，可实际执行下来，估计要超过6000万字，远超过《明史》的280万字。

还有学术标准极高，且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且棘手，以至于主体部分的《清史》最终稿至今尚未正式出版。

“清史”哪些方面烫手？

清史修撰如今过去23年了尚没有定论，在很多看来，是修撰的工作人员不够努力。

其实这完全是错怪他们了。

要知道任何一个朝代对上一个时代修撰历史都不是简单的问题，跑过工程量外，还有很多复杂的历史和Z治导向问题，清史亦不例外，甚至还更棘手。

要知道当时明史的修撰，前后耗时了近百年，今日清史更比明史复杂的多，短短20年根本不值一提。

况且与前朝修史相比，清史还有着更复杂的背景，更复杂的国际形势，大致体现在三方面：

1、史料之困：从浩如烟海到真伪难辨

清史修纂的首要挑战来自史料的规模与复杂性。

仅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藏有1000余万件清代档案，加上地方志、家谱、私人日记、外国使节记录等，总文献量超过2亿件。

况且，这些史料并非“现成可用”的资料，许多档案因战乱、火灾损毁。如圆明园档案在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中散佚。

部分档案存在人为篡改痕迹，如乾隆年间“删改明史”事件留下的隐秘文本。

更棘手的是，满汉蒙藏多语文献的互译校勘需要跨学科协作，仅《清实录》的满文部分就需三年时间校注。

更令学者头疼的是“新史料”的不断涌现。

随着档案解密、民间藏品数字化、海外文献回归，每隔三五年就会出现颠覆性史料。

如2015年发现的《顺治朝起居注》残卷，推翻了学界对顺治帝“弃位出家”的传统认知。

2023年俄罗斯解密的外贝加尔档案，揭示了清俄边界谈判的更多细节。

这种“动态史料”特性，使得任何定稿都可能面临“刚出版即过时”的尴尬。

2、价值之辩：在多重坐标系中寻找平衡

如果说史料是修史的“砖石”，那么价值判断就是“图纸”。

清史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古代史”的收官，又是“近代史”的开端，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关键期。

这种时空交叠性，导致三大核心争议：

首先是“正统性”的诠释尺度。

在涉及清朝入关、改土归流、边疆治理等问题时，如何既符合M克思主义史学观，又回应少数民族情感认同？

如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定性，既需保持对暴X的批判，又需避免将清朝简化为“殖民政权”。

这种平衡术在2008年公开征求意见时引发激烈争论，最终形成“总体肯定，局部批判”的共识。

其次是“现代性”的渗透程度。

清史是否应纳入工业革命、殖民体系、全球化等现代视角？

支持者认为，不如此无法解释鸦片战争前后的剧变；反对者则担忧过度“现代性”会消解历史语境。

这种争论在“闭关锁国”与“朝贡体系”的表述中尤为尖锐。前者强调被动挨打，后者强调主动外交，两种叙事至今仍无定论。

最后是“民族性”的呈现方式。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语境下，如何书写满汉蒙回藏等民族关系？

既不能回避“满汉矛盾”的历史事实，又要避免强化“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这种矛盾又融合的现实使得落笔十分棘手。

3、制度之踵：学术工程如何突破行政樊篱

作为国家级工程，清史修纂始终在学术规律与行政效率之间寻求微妙平衡。

早期采用“总编-分卷主编-章节负责人”的三级架构，虽保障了学术自主性，却导致协调成本极高。

仅“Z治卷”就因“太后垂帘”与“皇帝亲政”的权限划分争议，推迟三年方达成共识。

2015年改为“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双轨制后，虽提升了决策效率，却又陷入“学术权威”与“行政权威”的博弈。

由此，如果打开格局的看，清史难产的深层原因，或许在于它承载了远超史学本身的时代使命。

在民族复兴的叙事中，它需要成为“以史为鉴”的镜子；在全球化语境下，又需要展现我国历史的连续性。

正如主编张海鹏所言：“清史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门修史’。”

这部尚未完成的巨著，恰恰以“未完成”的姿态，持续引发着关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对话。

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历史书写，从不是简单的史料堆砌，而是在不断追问中逼近真相的永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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