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当年质疑毛主席的所有决策，如今全是超越时代的顶级远见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深圳界河边，停了。河对岸就是香港，英国在那里驻着一万多人，真要打，并不难。可部队接到的命令是原地停下，不再往前。这个命令传出去之后，外界看到的是一支刚刚打完三大战役的军队，在一条小河面前收住了脚步。

同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过几次。1950年冬天决定出兵朝鲜的时候，对手是十几个国家组成的部队，头顶上有人家的飞机，手里没有几门像样的炮。

1964年往西部大山里搬工厂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把好好的企业从沿海拆开，运到连路都不通的地方去。1950年代中期开始搞原子弹、导弹的时候，国家底子薄得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利索，却把一批最优秀的读书人送进了戈壁滩。

这些决定在当时被外面的人议论过，有的说太软，有的说太冒险，有的说把钱花错了地方。几十年过去之后，再回头看那几道命令和那几个冬天，事情的样子和当初的议论不太一样。

解放军在广州打完仗，继续往南追，追到深圳河边，前面就是罗湖桥。河不宽，水也不深，对岸的英军人数有限，从军事上说，不存在打不下来的问题。但部队停在了河边，没有过河。

这个停顿不是到了河边才临时想起来的。

1946年，有人问起香港的事，答复是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中国这么大，许多地方没有管理好，先不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将来可以协商解决。

1949年初，跟苏方来的人谈话时讲得更具体：海岛上的事情比较复杂，要灵活一些，恐怕利用香港的原来地位，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

当时的局面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正准备对新政权实行封锁禁运，香港是英国在远东的一块重要地盘，英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不会完全跟着美国走。把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里，等于在封锁线上留了一道还没有焊死的缝。

后来那些年，很多进不来的东西和出不去的货物，就是从这道缝里走的。1963年跟外宾谈话时把话讲得很直：香港是通商要道，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的贸易关系都不利。

界河边那道停止前进的命令，在军事上看起来是收了一步，在另一个方向上，是把一条通道留了出来。

1950年10月，朝鲜半岛北边的局势已经压到了鸭绿江边。出兵的决定做出来的时候，内部有过不同意见，外部也有人觉得这支军队刚刚打完内战，需要休整，不该去碰世界上最强的工业机器。

志愿军过江之后，在两年零九个月里歼敌七十一万余人，自身伤亡三十六万六千人，敌我伤亡对比是一比零点五一。第一次战役打完的时候，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其中美军三千五百余人，把对手在鸭绿江边结束攻势的打算打掉了。这些数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排、连、营一层一层在雪地里和炮火下面填出来的。

当时质疑的人看到的是装备差距，是空军还没有出动，是海岸线可能被封锁。但鸭绿江对岸的仗如果不打，东北的工业基地就始终处在对方的炮口底下，边境线上会长期压着一条随时可能动起来的战线。那一仗打完，东北的工厂才开始安安心心地冒烟。

1964年，一批又一批人从东北、从沿海往西部走。攀枝花在那个夏天开始集结队伍，几十万人从各地往那条山谷里涌。有人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刚分到鞍钢，接到任务，请了三天婚假，买了几斤糖，在单身宿舍把婚结了，然后上了火车。有人从四川阆中坐六天车到地方，下车看见的是荒山和工棚。

从1964年到1980年，国家往这条线上投了两千多亿元，动员了上千万人，在十三个省和自治区铺开了国防、工业、交通、科研和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两千多家企事业单位。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一条一条从山肚子里穿过去，新增铁路八千多公里，新建公路二十二万公里。攀枝花钢铁厂1970年出了第一炉铁。

当时外面的人看这件事，看到的是把工厂搬进山沟，成本高，效率低，不符合经济规律。但那些工厂和铁路摆在那里的位置，本身就回答了一个问题：

如果沿海的工业在战争的第一波打击里就被打掉，这个国家还有没有地方可以继续生产。大山里那些冒着烟的烟囱，在和平年代看起来像是走了远路，可那条远路是在一个随时可能被掐断的年代里修出来的。

1950年代中期，导弹和原子弹被列进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那时候工业基础薄，很多零件要靠人一点一点抠出来。1960年，第一枚自己研制的导弹打出去了。1964年10月，一颗代号“老邱”的装置被送进塔架，当天下午三点，蘑菇云从戈壁滩上立了起来。

搞这件事的代价，放在当时的经济账本上是扎眼的。一个刚从战争里出来的国家，钢产量、发电量、机械加工能力都还排不进世界前列，却把一批最好的头脑和大量的稀有资源投进了一个短期内看不到民用产出的方向。外面有人说这是把吃饭的钱拿去做鞭炮。

但那个年代头顶上悬着的是核讹诈。没有那个东西，别人在谈判桌上把核武器摆出来的时候，这边连一句对等的硬话都说不出来。1964年之后，再没有人在中国的边境问题上随便晃动手里的核大棒。戈壁滩上那声闷响，改变的不是一两场战役的胜负，而是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说话时，背后站着的东西。

深圳河边那道停止前进的命令，鸭绿江边那个冬天的出兵决定，大山里那些拆开又装起来的工厂，戈壁滩上那个叫“老邱”的代号，这几件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份，针对的是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麻烦。当时看，有的像是退，有的像是赌，有的像是把钱扔进了山沟。

可后来的人回头看，退的那一步留住了通商的缝，赌的那一把把战线推回了国门之外，扔进山沟的那些机器在西部铺出了一张铁路和工厂的网，戈壁滩上立起来的那团云让核讹诈这个词从此在对华问题上失去了分量。那些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能拿到后来的答案，做决定的人只是在那个冬天、那个河边、那片荒山和那片戈壁面前，选了当时能选的那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