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何种解法？

十年前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十年后，为什么许多相关研究仍停留在“应然”的文本推演？而“文明型国家”理论却走出了象牙塔，成为影响当今世界格局变革的“实然”成果，这对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何启迪？

10月15日，在由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东方学刊》、观察者网、底浪文化、上海春秋发展研究院联合举办的2026年思想者论坛上，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以《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为题发表主旨发言，结合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的实践过程，分享其对于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落地生根的思考。

张维为教授在2026思想者论坛上作主旨演讲

张维为：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十周年纪念。总书记在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本人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并作为政治学者代表发言。总书记随后又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多数相关研究似乎仍停留在“应然”层面，许多文章还是空对空、文本闭环推演，甚至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我认为时不我待，中国理论界应尽快由“应然”迈向“实然”，通过扎实的原创研究回应一个个具体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并在这个进程中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在走向“实然”方面，我做了不少努力，有一些成果，现在简单向大家汇报一下。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西方老是误读中国出发，我进入中国模式研究，质疑西方主流理论，切入中国理念与中国文化，后又进入中华文明研究，最终于2010年提出“文明型国家”命题和理论框架。

随后十多年磨一剑，出版了多本专著和一系列论文与文章，也与国内外学者、政要、媒体进行大量对话、交流乃至辩论。今天可以说“文明型国家理论”已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初步构建了一个经得起国际比较的底层逻辑和一定范围内的知识体系。

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走出象牙塔，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政治话语之一。俄罗斯、印度、伊朗等非西方主要国家也宣示自身为文明型国家。《经济学人》在2020年初就刊文直言：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时代，而21世纪或将成为文明型国家的世纪。有关数据的初步检索也证明这一点，过去十年中，论述或提及“文明型国家”的文献覆盖92种中文与78种英文期刊，且近五年（2021-2025）数量是前五年的3.8倍。

《东方学刊》今年秋季刊刚刚发表了我的论文《文明型国家理论创新：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从应然走向实然》，十分期待大家的批评指正。

今年还发生了与此有关的两件事。一是今年4月，福山公开承认“中国开创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模式，如果继续保持发展势头“或许真的能成为（西式民主）一种可行的替代选择”。这使15年前我和福山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再次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

二是今年9月，西方民主的精神家园和话语平台“雅典民主论坛”正式邀请我——一个长期认真批评西方模式的学者去演讲和辩论——辩论的主题是“西方民主的身份危机”。换言之，西方建制派内也有不少人希望听听不同意见，推动西方模式的某种改革。

论坛开幕前夕，希腊资深记者Lucas Velidakis采访了我，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不是认为你15年前与福山的辩论证明你赢了，他输了。我说，中国国内不少人把我与他当时的辩论概括为五个政治预测，即“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民粹主义将毁掉西方民主”、“美国政治制度若不改革，可能会选出比小布什更糟糕的领导人”、“世界文化不会趋同”、“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并指出“现在回头看全应验了”，时间确实是最好的裁判。

15年前，福山早就形成了历史终结论的知识体系，我也形成了自己的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所以我们观点的碰撞某种意义上也是两种知识体系的碰撞。如果说，这场辩论我赢了，那么也可以说，文明型国家知识体系赢了历史终结论知识体系。

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文明型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首先是定义和特征。文明型国家定义：一个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与一个超大型现代国家的有机结合体。它具有“四超一结合”的基础特征：一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二是超广阔的疆域国土，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四是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而每个“超”都基本实现了古代与现代的结合。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当时预测中美科技战美国会输，背后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历史上我们一直是人口大国，但今天的中国人接受过很好的现代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又高度重视数理化，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部分高中生还是喜欢数理化。我们每年培养的工程师、科技工作者超过西方国家的总和。

如果说文明型国家在知识体系建构上有什么主要贡献？我想它在西方长期主导的四个领域，即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及政党理论，实现了一系列基础性突破和范式性转变。

首先，在国家理论方面，它实现了从“民族国家”到“文明型国家”的范式转变。西方“民族国家”理论包括所谓“主权在民”“人民授权”等。即使中国经济根据购买力平价已经超过美国，西方主流理论仍然拒绝把中国看成是“现代国家”。用美国汉学家白鲁恂的话，中国是伪装成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说你不是典型的民族国家。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都有一个西方界定的“人民授权”或者“人民主权”，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没有三权分立、多党竞争等，怎么可以叫现代国家？

我们国内的公知也好，不少政治学者也好，总认为中国还在转型的路上。我说不是这样的，中国已经实现了“民族国家”和“文明国家”的融合，形成了文明型国家，这是更高形态的国家。这个理论突破之后，你看天下大事常有“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第二，在制度理论方面，它完成了从“政体”到“政道”的范式转变。西方的制度理论主流是政体思维，即多党制、一人一票等形式民主就是民主本身。我称之为懒汉做学问，这些人到中国来就问一个问题，你们经济改革不错，但为什么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不采用西方的民主形式？文明型国家理论认为政道才是关键，我们是以道统术。

从道的角度来看，民主服务于什么目的？西方现在为什么不问这个问题了？我在雅典民主论坛就讲这个，我们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西方民主出这么多问题，既脱离本国人民，又脱离全世界人民，才导致了今天的重重危机。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以道统术”，从道的角度看一看民主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讲这个话他们不一定接受，但至少我看当时在场的观众还是有不少人点头的，特别是年轻人，因为他们原来没有听过这种理论。在辩论的时候，我说“标本兼治”是中国小孩子都懂得道理，文明型国家语言中有这么多的成语，背后是大量的智慧和许多经验的提炼，比如邓小平当时说“韬光养晦”，一下子全国上下都理解什么叫韬光养晦了，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的。

我当时和福山辩论时，在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智慧，智慧是文明型国家的重要方面，我说美国政治缺少一些智慧。你们打了这么多仗，战术上几乎都是胜利的，但战略上几乎都是失败的，原因就是缺少智慧。但美国的政治学不讨论智慧，因为智慧很难被量化，政治学其结果是许多智慧与常识性判断都被舍弃了，后果自然是谬误百出。

中国是政道思维，是“道”管“术”。首先讨论民主所要实现的目标：以人民为中心的“良政善治”，从这个“政道”出发，大胆探索符合自身民情国情的制度安排，中国这条道路今天越走越宽广，而西方聚焦“政体”的民主正越来越僵化。

第三，在民主理论方面，确立了从西方“民主/专制”范式到中国“良政/劣政”的范式转变。从冷战时期开始，西方就把民主理论概括为“民主/专制”范式，与民主不一样的就是专制。文明型国家理论认为应该以“良政/劣政”范式替代早已过气的“民主/专制”范式。西方学者问我，你为什么要回避民主问题？我说你为什么要回避实质民主呢？良政善治就是实质民主，你怎么能不关心呢？

第四，在政党理论方面，它实现了从西方“部分利益党”到中国“整体利益党”的范式转变。西方政党是公开的“部分利益党”，文明型国家也是“百国之合”的国家，从公元前221年起就开始了“统一执政集团”治国的传统，后面是一整套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中国共产党延续和发展了这个传统，否则国家就四分五裂。用这个标准来看世界“部分利益党”模式，它怎么能制定长期规划？它代表部分人的利益，怎么可能推进改革？改革一定要代表人民整体利益，否则改革会被各种既得利益阻挠。中国是改革的专家，我跟他们说，中国过去近50年，每年每月每天都在谈改革，所以中国进步快。

9月29日晚，张维为教授参加在雅典科学院举行的雅典民主论坛开幕辩论。

文明型国家理论自然也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Ontology）关注“事物的本质是什么”。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客观实在），唯心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精神、理念或神）。虽然福山对中国模式做了部分肯定，但迄今为止，他还是坚持他所表述的“历史终结论”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终结”。其实，福山只是把黑格尔“绝对精神”所追求的“绝对自由”，演绎成“人类寻求平等承认的心理需求”。当西方自由民主被福山看作是唯一能够完美满足这种需求的制度时，他便得出了人类在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演进上，已经抵达了终点。

然而，把历史归为一种绝对精神的自我演化，无视物质生产、经济基础、阶级博弈、文明多样性等历史发展的事实与规律。这种唯心史观正是福山等西方中心主义者对世界大势屡屡误判的主要原因。

认识论（epistemology）关注如何认识世界。历史终结论的特征是“先验演绎”。它从西方启蒙运动的抽象理念（如天赋人权、绝对自由等）出发，从逻辑上推导出一种普世的政治模式，然后将其作为“绝对真理”强行套用到非西方国家。文明型国家则坚持“实践理性”。它解构西方制度与西方话语虚构的“普世神话”，认为西方的制度只是人类众多政治文明中的一种特殊形态。文明型国家认为历史是由物质实践推动的，而非精神走向自我终点。文明多元、新矛盾、新问题、新生产方式总在不断涌现，历史不会终结，制度永远在迭代。

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深度绑定，事实上形成了“意识形态先验于客观现实”的认知逻辑。在解读中国时，西方一般都基于“自由主义优于其他制度”的前置预设。这种预设在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理论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我们许多学者对此比较麻木，甚至视而不见，这种思想状态怎么可能建构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西方对中国实践的解读往往是“选择性误读”。例如，解释中国成功的理由，要么是“采用了西方市场经济模式”，要么是“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和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则被歪曲为“威权体制的自我修正”。

文明型国家的方法论是“彻底的实事求是”。它拒绝西方中心主义与“历史终结论”，秉持“不唯书、不唯洋、只唯实”的原则，将实践结果作为检验认知正确性的根本标准。

方法论的创新也很重要，否则读不懂文明型国家。比方说，指标体系创新。中美发达板块与欠发达板块的综合比较（涵盖老百姓最关注的核心指标，如中位家庭净资产、人均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等）。

此外，鉴于文明型国家的超大型规模，我提出以板块及板块互动的方法破解“单一均质化”认知中国的困境。文明型国家视角聚焦中国内部多个板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协同发展，特别是发达板块与新兴经济体板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政治研究由静态转入动态。

建立自主知识体系的意义在于：一是要破除制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西方中心论及其背后的文化霸权与文化偏见，二是要形成对中国事务和世界事务客观准确的认知和主流叙事，三是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平等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下面我用几个案例来加以说明。

第一个例子是2011年与福山辩论，“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之际，我预测“阿拉伯之春”不久将变成“阿拉伯之冬”，做出这一判断就是基于中国文明型国家成功的一条核心经验：切忌“水土不服”。“水”是文化浸润万物，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文化深深扎根于百姓之中，西方制度无法改变。“土”指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土壤、经济土壤、社会土壤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所以照搬西方政治制度必败无疑。

第二个例子是2018年，我预测美国将输掉中美贸易战。文明型国家是一种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去殖民化的认知体系，在方法论上它是彻底的实事求是。它对所有基于西方经验的理论，包括指标体系都打一个问号。这一问就使我们的许多判断比基于西方理论进行的研究要靠谱得多。比方说，我们对美国的GDP等一系列指标体系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解构，很早就做出判断，中国的真实经济规模早就大于美国，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超过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

第三个例子是香港问题：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全国人大出台“香港国安法”，我们点评：这使香港避免了基辅的命运。原因是处于中西文明交界地区的香港，要么是桥梁，要么是堡垒。从文明型国家定义的论述来看，它涉及民族国家、文明国家、文明型国家、文明型共同体、文明核心区域、文明边缘区域等，香港地区、乌克兰等都属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地区，它们要么成为不同文明交流的桥梁，要么成为不同文明对抗的堡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港区国安法的出台使香港避免了基辅的命运。

第四个例子是李约瑟问题，基于文明型国家的底层逻辑认为，所有成功背后都有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可以提出“反向李约瑟问题”，有人说这也是“张维为问题”，我们的科技今天为什么可以赶超得那么快呢？从文明型国家理论来看，我们古代有“有教无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又高度重视数理化，我们每年培养的科技人才和工程师超过西方国家的总和。我们讲“三人行必有我师”，我们“从善如流”，邓小平说过：只要保持开放，中国当初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引进、消化、吸收、再自主创新/集成创新，这是中国成功赶超的重要经验。此外，超大规模的人口和地域，使中国可以同时探索不同的技术路径，可以有充分的竞争，所以我们的产品迭代快，创新层出不穷。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涉及“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问题与大家探讨。

让我先回忆一段历史：1956年国家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钱伟长提出规划重点应该是原子能、导弹、航天（卫星）等，但当时绝大多数专家认为应该先发展纯物理学、纯数学，先做好基础理论。他们认为导弹、卫星这种工程应用太急功近利。在四百多人的专家会上，支持钱伟长的只有钱学森（航天）、钱三强（原子弹）两人，也就是“三钱”，但最后周总理肯定了“三钱”的方向，确立把导弹、航天等国家急需工程列为重点。与此同时，“三钱”提出了“重大工程牵引基础学科”的方向。工程提出难题，难题倒逼理论创新。比如中国发展原子弹，推动核物理学科的诞生，复旦大学当时为此设立了物理二系、航天事业带动了空气动力学、流体力学等学科的发展。

今天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也面临学科导向，还是重大问题导向的路径选择。文明型国家的做法是重大问题导向。我从西方理论持续误读中国的问题出发，分析西方国家理论、制度理论、民主理论、政党理论等的缺陷，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谬误，实现一些基础性突破与范式性转换，这些问题的解决引领了理论突破，也为建构“新政治学”或“当代中国学”等奠定了基础，甚至可以说“新政治学”或“当代中国学”已经呼之欲出。反之，倘若回避现实重大问题的挑战，未能从根本上解构西方中心论及其文化霸权，仅仅沉溺于“从文本到文本”的经院式思辨，那么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终将沦为纸上谈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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