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湖南茶陵客家学校都办在祠堂里？

我小时候就读的学校就是范家祠堂和罗家祠堂，为什么客家人喜欢把学校办在祠堂里，这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一是客家人的祖训是耕读传家。

客家人讲究的是勤劳和读书，认为客家人要走出大山就必须有文化知识。这话搁现在听，像是老辈人挂在嘴边的家常话，可搁在当年，那是钉是钉、铆是铆的硬道理。

茶陵这地方，山多田少，七山二水一分田，客家人从北边迁过来，好田好地早让人占了，只能往山坳里钻，往高坡上爬。开荒开到石头缝里，种地种到云彩边。光靠一把子力气，光靠一身汗，能填饱肚子就算不错了，要想抬头，要想挺腰，非得有文化不可。

我爷爷那一辈人，吃过不识字的亏。

有一年，村里要写个状子递到县里，为的是山界的事。一村人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能提笔的。

最后跑了几十里路，去请一个外姓的先生。那先生架子大，好酒好肉招待了三天，状子才写了一半，后来事情还是黄了。爷爷说，那时候他就明白了一个理：客家人要走出大山，光靠脚板子硬不行，还得靠笔杆子硬。

所以，客家人把“耕”和“读”两个字看得一样重。耕是活路，读是出路。

祠堂里供着祖宗，也供着“天地君亲师”，那“师”字排在后头，可分量不轻。

谁家孩子进了祠堂读书，那是给祖宗长脸的事。先生再穷，到了祠堂里，族里也要凑份子，供米供菜，不能让先生饿着肚子教书。

我小时候在范家祠堂念书，先生是个瘦高个儿，戴一副断了一条腿的眼镜，用麻绳拴着挂在耳朵上。

他教我们念“赵钱孙李”，念“人之初，性本善”，声音拖得长长的，像祠堂屋檐上滴下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滴进我们这些泥腿子娃娃的心里。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耕读传家”，只知道每天早晨放了牛、割了草，就赶紧往祠堂跑，跑慢了要挨戒尺。可就是那几年，我认得了字，会算账了，后来才能走出茶陵，走到外面去。村里跟我一般大的，有好几个就是这么读出来的。一个姓范的，后来当了铁路上的工程师；一个姓罗的，考上了师范，回来当了校长。要是没有祠堂里那几年书，他们大概跟我爷爷一样，一辈子在山里打转，认不得自己的名字。

二是客家祠堂是当地最好的建筑，以前就有在祠堂办校的经历，解放以后受当地经济条件的局限，也是把学校办在祠堂里。

这话说得实在。客家祠堂是什么？是一个家族的根，是一个姓氏的魂。

客家人重宗族，重得有些外人看不懂。一个村子，往往就是一个姓，一个祠堂。祠堂修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这个家族在地方上的脸面。

所以再穷的族，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把祠堂修得体体面面。我小时候读书的范家祠堂，三进两天井，青砖到顶，瓦是琉璃瓦，屋脊上蹲着麒麟，翘角上挂着铜铃，风一吹，叮叮当当的，响得远近都能听见。

祠堂门前有一对石鼓，被我们这些孩子磨得滑溜溜的，夏天趴在上面凉快，冬天缩在门洞里躲风。祠堂里头，柱子是粗的，要两个人才能合抱；梁是大的，画着彩绘，虽然褪了色，可还能看出当年的气派。

后厅的祖宗牌位，一层一层，像台阶一样往上摞，最高处的字已经看不清了，可香火从来没断过。

解放以前，范家祠堂就办过私塾，族里的孩子都在里头念过书。父辈们就在那儿念过《幼学琼林》，念过《增广贤文》。解放以后，政府要办新学，可哪里有钱盖校舍？村里穷得叮当响，连买粉笔的钱都要靠卖鸡蛋凑。

于是，祠堂就又派上了用场。把后厅的牌位用布帘子遮起来，把中厅的香案抬到角落里去，墙上刷一块黑板，地上摆几张条凳，一个学校就算办起来了。

不光是范家祠堂，罗家祠堂也是一样。罗家祠堂比范家的小一些，可更精致，天井里，我们就在天井边上上课，冬天冷得跺脚，先生就让我们站起来跳一跳。

那时候不觉得苦，现在想起来，倒觉得有几分诗意。其实，不光是茶陵，整个客家地区，祠堂办学的传统由来已久。

客家人走到哪里，祠堂就建到哪里，祠堂建到哪里，书声就响到哪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也是最顺理成章的办法。祠堂是公产，不用交租；祠堂地方大，能容人；祠堂在村里，孩子上学方便；祠堂有祖宗看着，先生教得认真，学生学得规矩。

那时候，祠堂的梁柱上，一边挂着“耕读传家”的匾，一边挂着“忠孝仁义”的牌，底下坐着一排排泥娃子，扯着嗓子念书。那声音，穿过天井，飘到田野里，飘到山那边，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三是经济条件的改善，现在的客家人都建起了新学堂。

这话不假，可说起来，心里头五味杂陈。

这些年，茶陵富了，客家人也富了。山还是那些山，可路修好了，车能开进来了；水还是那些水，可电通了，灯能亮起来了。年轻人出去打工，下广东，去长沙，挣了钱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盖房子，第二件事就是供孩子读书。

新学堂一栋一栋地立起来，白墙红瓦，玻璃窗亮得晃眼，里头有电脑，有投影仪，有塑胶跑道，有专门的音乐教室和美术教室。孩子们穿着统一的校服，背着双肩包，坐着校车去上学，再也不用像我们那时候，天不亮就爬起来，打着赤脚跑过田埂，跑到祠堂里，裤腿上还沾着泥巴。

这是好事，是祖祖辈辈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可有时候，我回到村里，路过那些老祠堂，看见大门紧锁，门口的石鼓上长着青苔，心里又空落落的。前几年，范家祠堂和罗家祠堂因修水库都拆了，我忽然想起当年在祠堂里念书的情景，冬天脚冻得发麻，夏天汗流浃背，先生拿着戒尺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嘴里念着“之乎者也”，我们跟着念，念着念着，就有人打瞌睡了，先生一戒尺敲在桌子上，大家就都醒了。

那时候不懂什么叫“耕读传家”，只知道在祠堂里读书，读完了回家还要割草、放牛、帮大人干活。可就是那几年，祠堂里的书声，像种子一样，埋在了我们心里。

后来，我们这些人，有的考学出去了，有的做生意发财了，有的留在村里当了干部。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干什么，心里总有一个地方，是留给祠堂的。

那地方不大，可亮堂堂的，有桂花香，有念书声，有先生拖着长腔的“赵钱孙李”，有祖宗牌位前袅袅的香烟。现在，茶陵的客家孩子，坐在新学堂里，读着崭新的课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的爷爷、爸爸，甚至爷爷的爷爷，曾经在同一个家族的祠堂里，就着天井漏下来的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认，一句一句地念。那光虽然微弱，却照见了一条路。

那路从祠堂出发，穿过田埂，穿过山坳，一直通到今天。今天的孩子走得远了，走得快了，可回头望一望，那祠堂还在，那香火还在，那“耕读传家”四个字，还在客家人的心里头，成为客家人永远的记忆。

（李苏章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