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在苏联时期，拉脱维亚语的处境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多余。
一个拉脱维亚人，可以一辈子不说一句拉脱维亚语，照样当干部、进大学、在工厂里领工资。但如果他不会俄语，他的路就会窄得多。语言不是被禁掉的，是被“变得不划算”的。
“第二母语”
1940年苏联吞并拉脱维亚之后，俄语迅速占据了所有关键位置。整个行政和管理机器“压倒性地由俄罗斯人构成”，所有官方通信都用俄语进行。拉脱维亚语在自己的国家里，变成了少数人的语言——因为很少有俄罗斯移民愿意学它，而所有拉脱维亚人都必须学俄语。
1950年代中期开始，莫斯科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压力升级了。俄语被重新定义为“第二民族语言”和“国际交流语言”，目标是各民族的“融合与统一”。在拉脱维亚，超过两百所“双语学校”被建立起来，其中许多位于几乎没有俄语人口的地区，目的只有一个：把俄语塞进拉脱维亚孩子的嘴里。
这种“双语”是不对称的。以拉脱维亚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里，俄语课从二年级到十一年级，每周课时远超拉脱维亚语在以俄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里的课时。一个拉脱维亚孩子花在俄语上的时间，远远多于一个俄罗斯孩子花在拉脱维亚语上的时间。权力的方向，被课时表写进了每一间教室。
1959年，拉脱维亚共产党内的“民族共产主义者”曾试图反抗。副总理爱德华兹·贝尔克拉夫斯推动限制非拉脱维亚移民、强化拉脱维亚语的地位。赫鲁晓夫亲自干预，贝尔克拉夫斯被撤职，他的努力被谴责为“民族主义偏差”。反抗的代价，是彻底出局。
看不见的书，听不见的声音
如果说公共空间里的拉脱维亚语在退却，那么另一个空间里的拉脱维亚语，在生长。
在苏联拉脱维亚，存在两种文化。一种是官方批准的、经过审查的、符合权力意识形态的。另一种是“非官方的或替代性的”——不受权力规训的，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对立的。那些在独立时期（1918–1940）出版的拉脱维亚语书籍，在法律上只能由拥有特别许可的研究人员在三大图书馆的“限制藏书”中查阅。普通读者想要读到它们，只能通过非法渠道：秘密的馆藏地点、黑书市场、以及家庭藏书。
还有“萨米兹达特”——地下出版物。在拉脱维亚，地下出版物的出现，是因为“在官方权力建立的、受审查的出版物之外发表作品的可能性”完全不存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是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但地下流通的不只是俄语作品，还有被禁的拉脱维亚语文学、独立时期的作品、以及从西方走私进来的出版物。
收音机是另一条通道。在拉脱维亚语中，最受欢迎的西方电台是美国之音，紧随其后的是自由欧洲电台、梵蒂冈广播和BBC。收听这些电台是违法的，可能被开除学籍或送上同志法庭，但拉脱维亚人照听不误。广播里的拉脱维亚语，是一种没有被审查删改过的拉脱维亚语。它证明了一件事：这种语言还活在另一个地方，活在一些没有被莫斯科控制的人嘴里。
语言作为最后的阵地
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一种沉默的抵抗在日常生活中蔓延。人们越来越多地在拉脱维亚的文学作品、艺术、戏剧和五年一度的歌舞节中，寻找与“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的联系。歌舞节每五年聚集数万名参与者，他们唱的歌，是官方允许的，但其中一些旋律和歌词，承载着超出歌词本身的东西。
与此同时，一个数字变得越来越刺眼：由于不受控制的移民，拉脱维亚族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已经降到勉强过半。俄语“正在把拉脱维亚语挤出流通领域”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恐惧在累积，但恐惧也在转化为别的东西。
1988年6月，拉脱维亚 Creative Unions 的全体会议上，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一个要求：拉脱维亚语应当获得官方语言地位。同年，拉脱维亚最高苏维埃通过决定，承认拉脱维亚语为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语，并确保其“全面发展”和教学。在俄语学校里，拉脱维亚语第一次成为必修课，学生和家长不能再以“用不上”或“不想多学一门课”为理由拒绝它。
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是在几十年的地下阅读、非法收听、歌舞节上沉默的合唱、以及无数个家庭里坚持用拉脱维亚语说话之后，才终于出现在官方文件上的。
1988年的决定，距离1940年苏联吞并拉脱维亚，过去了四十八年。四十八年里，拉脱维亚语没有被消灭。它只是被赶到了地下——赶进了家庭、教堂、黑书市场、短波收音机、以及那些宁愿被开除也不肯停止用母语思考的人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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