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老百姓对官员除了“大人”还有哪几种常见称呼？

二零二三年深秋的一个晚上，北京朝阳区一处公寓的客厅里，一个年轻人按下了遥控器的暂停键。

屏幕上，一部以明朝为背景的古装剧正演到高潮，一名锦衣卫指挥使闯入县衙，知县慌忙起身，拱手道：“大人驾到，有失远迎。”

年轻人皱了皱眉，拿起手机搜了一下“明朝 知县 称呼 大人”，搜索结果的第一条让他愣住了——明朝的官员，根本不兴叫“大人”。

他把遥控器扔到沙发上，起身去书架前翻找，想弄明白一件事：如果连“大人”都不是明朝官场的日常用语，那么几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和官员之间，到底是怎么互相称呼的？

这个问题看似琐碎，却牵出了一条远比电视剧台词复杂得多的称谓脉络。

在今天的荧屏上，“大人”几乎成了古代官员的通用标签，从商周演到清末，从宰相演到衙役，似乎凡有品级者皆可称“大人”。

但翻检正史与笔记，会发现这个标签贴得相当晚近，而且贴得并不牢靠。

要看清这一点，得先回到“大人”这个词本身，看它在成为“官员代称”之前，究竟装着什么意思。

“大人”两个字，在先秦典籍里早已出现，但那时它指向的并不是官位。

《周易》乾卦九二爻辞说“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论语》里也有“畏大人”的话。

这些“大人”，按历代注疏的解释，要么指德行高尚、地位尊崇的人，要么泛指有势力者，与后世那种在衙门口喊一声“大人”的用法，隔着一层很厚的语义距离。

司马相如写过一篇《大人赋》，其中的“大人”干脆专指天子，公卿大臣根本轮不上。

真正把“大人”拉到家庭伦理关系里的，是汉代。

汉高祖刘邦当了皇帝之后，有一次当着群臣的面，对他父亲刘太公说：“始大人以臣为无赖。”

这里的“大人”，指的就是父亲。

此后数百年间，“大人”在史书里最常见的用法，几乎被“父母长辈”这一义项垄断了。

《汉书》里霍去病对失散多年的父亲霍中孺说“不早自知为大人遗体”；《后汉书》里皇甫郦对父亲皇甫嵩说“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南史》里王僧儒幼时有人送李子给他父亲，他推辞说“大人未见，不容先尝”；《宋史》里蔡京的儿子蔡攸握着父亲的手说“大人脉势舒缓，体中得无不适”。

从汉到宋，跨越上千年，这些句子里的“大人”无一指向官员，全部指向父亲，偶尔也指母亲或叔伯。

范滂在生死关头对母亲说“惟大人割不忍之恩”，疏受对叔父疏广说“从大人议”，都是同一套语义逻辑的延伸。

这套语义逻辑的稳固程度，从一件明代万历年间的轶事里看得格外清楚。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里记了一件事：他的祖父沈启原，曾任陕西按察使副使，有一次在朝房等候拜谒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新近当国，架子极大，对客人不怎么搭理，却忽然开口问了一句：“那一位是沈大人？”

沈启原出列应答，张居正作了个揖，再无别话。

沈德符特意把这件事写进书里，还在后面补了一笔：近来听藩司、臬司的官员们说，内阁与深交的官员通信，称呼“公”、称呼“丈”的很多，再也没有听到过“大人”这个叫法了。

张居正身为首辅，叫一声“沈大人”，在当时竟值得被当作一件新鲜事记下来，足见“大人”用于官场称谓在明朝是何等罕见。

沈德符的记载并非孤证，同时代的笔记里提到官员互称，用的词是“老先生”“老翁”“兄”，没有“大人”的位置。

那么，“大人”是什么时候开始黏上官员的呢？

民初徐珂在《清稗类钞》里说得直截了当：“大人之称，始于雍正初，然唯督抚有之。”

《蕉轩随录》的记载更细一层：“都统、口外大臣及绿营提督、总兵称大人，则必在雍正以后。”

康熙末年，范围还只限于钦差大臣；到了嘉庆、道光以后，京官四品以上、外官司道以上，才纷纷被冠以“大人”之名；光绪末年，连未得差事的编修、检讨、庶吉士，以及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都成了“大人”。

这是一条清晰的扩散曲线：从雍正初年的督抚，到康熙末的钦差，再到嘉道以后的四品以上，最后在晚清泛滥到中低级京官身上。

至于知县那种七品官，即便在“大人”最不值钱的清末，也很少被当面这样称呼。

换句话说，影视剧里七品知县动辄被唤作“大人”的场景，在清代也基本不成立，在清代以前更是无从谈起。

既然“大人”不是官场的日常用语，那么雍正以前，官员们见面到底怎么开口？

平级之间的规则最简单，也最讲究。

以官职称呼是最稳妥的方式，比如“海知县”“沈副使”，不逾矩，也不失礼。

关系亲近一些的，可以称“兄”，但这不是随便叫的。

明人习惯以“号”或“表字”前缀加“兄”来称呼同僚。

海瑞号刚峰，关系好的同僚便叫他“刚峰兄”；称表字则是“汝贤”。

这种称呼带着私人情谊的温度，却又不失士大夫之间的体面，与“大人”那种自上而下的尊卑压迫感截然不同。

明代书简中常见的“年兄”“老先生”，也都属于这一层平交语境，前提是双方科举年份、年龄或官阶大致相当。

上下级之间的称呼，则是一套更精密的等级语言。

下级对上级表示尊敬，通常不会直呼官名，而是在官称之后附加敬语，或在官称本身之上再加一层尊称。

知县在明代被称为“堂尊”，这是县衙属吏对主官的固定敬称，冯梦龙在《醒世恒言》里就写过“堂尊若不信，唤二人对证便了”的句子。

再往上，总督、巡抚一级的官员，在下级口中可以称“督抚大人”吗？

在雍正以前，这个说法是不通的。

正确的路径是称“老先生”或“公祖”。

明朝京官中，“老先生”是极尊之称，自内阁以至大小九卿，皆可如此称呼；地方士绅对知府以上的官员，则称“公祖”，地位更高的加“老公祖”“大公祖”。

至于清代中后期才流行起来的“中堂大人”，其重心其实落在“中堂”二字上——大学士办公在内阁，居中之位，故称“中堂”，“大人”不过是附着其后的通称。

清人笔记里甚至特意提醒，给中堂写禀帖时“不必用大人字”，因为“大人”是通用之称，而“中堂”才是至尊之号。

这条规则反过来证明了一件事：在“大人”尚未泛滥之前，真正的尊称是具体的官职或专门的敬语，而不是一个可以到处粘贴的“大人”。

官场内部的称呼尚且如此讲究，官与民之间的称谓，就更不以“大人”为轴心了。

老百姓见到地方官，嘴里喊出来的是另一套词。

最通行的是“老爷”。

明代实行路引制度，普通百姓能见到的官员，基本就是本地的府、州、县官。

这些官员被称为“父母官”“亲民官”，百姓当面则叫“老爷”“太爷”“爷爷”，乃至“爹爹”。

冯梦龙的小说里，钱秀才称知县为“父母老爷”，县民陆五汉叫知府为“爷爷”，裴九老称呼乔太守为“太爷”，苏三向刘推官申冤时叫的是“刘爷”。

崇祯皇帝在城破之际安排太子出宫，特意交代：“若逢做官的人，老者当呼为老爷。”

连亡国之君都在叮嘱儿子见了官员叫“老爷”，可见这个词在明末日常语境中的分量。

海瑞在淳安的例子，把这种称谓习惯落到了实处。

嘉靖三十七年，海瑞出任淳安知县，淳安百姓称他为“海老爷”或“海青天”。

他断案时不坐轿，走在路上，百姓迎上来喊的是“海老爷”，不是“海大人”。

“老爷”这个称呼里有一种家长式的亲近与敬畏交织的意味，它把官员放在“民之父母”的位置上，而不是放在一个纯粹官阶序列的格子里。

比知县再高一级的地方官，士绅阶层称之为“公祖”，这个称呼同样不涉及“大人”。

至于“父母官”本身，北宋初年已经出现，王禹偁诗里写“万家呼父母”，自注说“民间多呼县令为父母官”，到明代固定下来，清代王士禛在《池北偶谈》里总结说“称州县官曰父母，抚按司道府曰公祖，沿明世之旧也”。

这条从宋到清的称谓链，没有一个环节以“大人”为主轴。

把几条线索并置在一起，事情的轮廓就清楚了。

在雍正以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大人”的核心语义停留在“父母长辈”和“德高位尊之人”上，它不是官场的通用称谓，更不是百姓对官员的日常呼唤。

官员之间的平级称呼以官职、字号、“兄”、“老先生”为骨架，上下级之间以“堂尊”“公祖”“中堂”等具体敬语来标识尊卑，百姓口中的官员则是“老爷”“太爷”“父母官”。

这些称谓各自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官职标识身份，字号维系同僚情谊，“堂尊”“公祖”划定等级距离，“老爷”则把官民关系装进一个拟血缘的伦理框架里。

“大人”的崛起，是清代雍正以后才发生的事，而且它的扩散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先从督抚、钦差开始，逐渐下移到道府、京堂，晚清才漫及中级京官。

它之所以能在清代取代“老爷”“老先生”等旧称的一部分功能，与其说是因为它更“正确”，不如说是因为它足够模糊、足够方便，可以在不需要精确辨认对方官阶和关系远近的时候，充当一个安全的尊称。

但模糊也意味着空洞。

当“大人”在晚清官场泛滥到“无不大人”的程度时，它已经从一个有具体所指的敬语，退化为一句人人可用的套话。

影视剧把这种晚清才泛化的套话向前投射到汉、唐、宋、明，等于把一条河流下游的泥沙，倒灌进了上游的清泉里。

那个二零二三年深秋的晚上，年轻人合上了《万历野获编》的影印本，重新拿起遥控器。

屏幕上的知县还在躬身叫着“大人”，他没有再按播放，而是把声音关掉了。

画面里人物的嘴一张一合，称谓从唇齿间滑出来，轻飘飘的，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挂在历史的衣架上。

他忽然想，如果那个淳安知县是海瑞，站在他面前的百姓大概会喊一声“海老爷”，而站在他身后的属吏会垂手叫一句“堂尊”。

那些声音比“大人”更具体，也更诚实，它们从不同的方向喊出来，落在同一个人身上，却各自标记着喊话者站的位置。

他伸手关掉了电视，屏幕暗下去的一瞬，客厅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风穿过银杏叶的窸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