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党员开会越来越难！不是党员不愿来，是现实太难

豫东一个普通村庄的傍晚，夕阳正慢慢往地平线下沉。村部大院里，三十几把塑料椅摆得整整齐齐，可到了预定时间，椅子只坐了一半。

党务干事老张手里攥着签到表，眉头皱成川字——他前两天就挨个发了通知，电话也打了，微信也催了，可到场的人还是没凑齐。这不是老张一个人的难题。

这话听着痛快，可下到村里走一走就知道，事情没这么简单。更扎心的真相是——不是党员不愿来，是现实太难。

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10128.6万名，基层组织543.1万个。这是中组部2026年6月公开的最新数据。

看上去是一张庞大的组织网，可一旦下沉到乡镇村社这个毛细血管层，网眼就显得稀疏起来。一组冷数据值得琢磨：党员年龄结构中，61岁以上的接近2900万，占比将近三成。

而在农村党支部里，这个比例还要往上翻。换句话说，坐在村部那间会议室里的，大多是爷爷辈的人。年轻党员呢？

人在，但人不在村里。豫东那位党务干事给我算过一笔账：他们村三十多名党员，四十岁以下的青壮年只有11人，其中9个常年在外地打工。

东莞的流水线、郑州的工地、杭州的网约车，哪里都有他们的身影，就是没有村部那间会议室里的身影。有一次村里要开专题会议，一位在江苏做瓦工的党员专门请假回来，一来一回两天时间，扣掉工钱加上高铁车票，净损失近千元。

会开完了，人也懊恼了：下回再喊，真就喊不动了。这不是觉悟的问题，是生计的问题。

一个月挣五六千块的瓦工、流水线工，一次请假损失近千元，相当于五分之一的月收入打了水漂。工厂有工厂的排班表，工地有工地的进度条，不会因为一个村要开党员会就网开一面。

基层党建喊得再响，到了务工人员这里，第一道闸门就是那张考勤表。

那留在村里的呢？按理说走几步路就能到村部，怎么还难？难在两件事上：一是农活，二是家人。

农忙时节是最尖锐的矛盾点。春耕一周、麦收十天、秋收半月——农时就是命令，错过几天收成就垮一茬。

答案不言自明。村干部也不是不懂这个理。很多村把会议时间挪到傍晚、周末、冬闲。

可全村几百户，种水稻的、种蔬菜的、搞养殖的、外出打零工的，各家的忙闲表完全错开。想找出一个所有人都空的时间段，比抢春运火车票还难。

另一道隐形的门槛是身体和家人。超过七十岁的老党员不少，慢性病缠身，腿脚不便，下雨天那条村道泥泞湿滑，子女都不敢让老人出门。

更微妙的是家庭照料——农村现在是典型的＂老人+孙辈＂结构，中间那代人都在外头挣钱，剩下的老党员既是党员，也是保姆、是伙夫、是接送孙子的爷爷奶奶。想抽身出来开一两个小时的会，家里那口锅、那个娃，交给谁？

这种情况在女性党员身上尤其突出。她们是整个家庭的轴心，一旦离开，整个家庭的运转就会卡壳。

有人立刻会说：既然线下开会这么难，直接开视频会不就行了？微信群发个链接，手机一点，全解决。想得挺美。

真到了村里，这把钥匙开不了几把锁。先说最硬的硬件：很多年过七旬的老党员用的还是老人机，按键式的，别说进腾讯会议，连视频通话都接不利索。

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议事、谈心谈话，这些环节讲究的是面对面、眼对眼。隔着一块屏幕，谁愿意敞开心扉说真话？

屏幕是最好的面具，谁都知道。更关键的是，按照基层党建相关规定，部分类型的组织生活本身就要求线下集中开展，不是技术能替代的事。

线上是一种补充，但不是万能解药。真把所有组织生活都搬到云端，党组织的凝聚力会被稀释成一层薄薄的WiFi信号。

好在，各地的乡镇党委和村党组织并没有坐等问题自己消失。走访下来，有四种做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是错峰开会。不再死守工作日白天那个＂标准时段＂，改成傍晚、周末、冬闲，甚至把一个两小时的大会拆成几场二十分钟的小宣讲，减少对党员时间的集中占用。小切口反而大效果。

二是分类管理。流动党员建微信群，推送学习材料，定期线上交流；利用春节、清明、麦收这些传统返乡节点，把人召回来补课。

老弱病残党员则采取＂送学上门＂，年轻党员带着材料到老人炕头，一边聊天一边传达精神，顺便还能帮老人把灶里的柴火添一添。这不是走形式，这是真正的组织温度。

现在很多村把政策传达压缩，把时间留给大家关心的事：村口那条路什么时候修？公益岗位怎么分？人居环境整治占不占地？会议有了＂干货＂，党员才愿意挤出时间来。

四是降低参会成本。有的乡镇给路远的党员安排接送，有的村里组织志愿者短时间帮忙照看老人小孩，让党员能够放心出门。村部装了空调、备了热水、添了软座椅——别小看这些细节，一把椅子坐得舒不舒服，直接决定了老党员愿不愿意来第二次。

当然，办法再多，也有落地难。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拿不出接送车费；村干部大多是兼职，白天还要忙村务、搞产业、调纠纷，深夜回到家还要维护流动党员微信群——人手永远紧张。

这就是基层的真实处境：不是没想到，是想到了做不到的现实约束。

这里有一个底线必须讲清楚：现实困难摆在那里，但不等于党员可以随意缺席组织生活。党章对党员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有明确规定，这是义务，不是选项。

对有真实困难的党员，党组织想办法打通渠道、灵活保障；对没有正当理由、长期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的，依规提醒教育，必要时按程序处理。区分＂客观困难＂和＂主观不愿＂，是基层党务工作的核心尺子。

前者需要被理解和被帮助，后者需要被监督和被约束。混为一谈，组织生活会被稀释成橡皮筋；一刀切，党员的真实处境又会被忽略。

走到这里，我想说一句自己的看法。把农村党员开会难简单归咎于＂党员不积极＂，是一种懒惰的归因。

真正的根子，是城镇化这台巨大的推土机，把乡村的人口结构、生产节奏、家庭形态全推翻了一遍，而我们的基层组织生活模式，还在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节奏运行。农民在变，农村在变，党员的生活轨迹在变，组织活动的形式也必须跟着变。

说得更直白些：当年轻党员在东莞的流水线上、留守党员在田埂上、老年党员在孙子的书桌边——如果组织生活还执着于＂所有人周三下午两点坐进村部大会议室＂，那空椅子就会越来越多。这不是觉悟问题，是制度和生活节奏的错位问题。

制度要守住底线，但不能脱离人间烟火；人情要照顾现实，但不能稀释原则。两头都抓紧，组织生活才有生命力。

空椅子不是答案，而是问题的提问方式。乡村党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核心力量，它的生命力不在于每次会议签到表画了多少个勾，而在于那些出不来会的人，心里是否还装着这面旗；那些坐在小板凳上的人，散会之后是否真的能带动一村人一起把日子过好。

夕阳落下去了，老张收起签到表，叹了口气，又笑了笑。他给群里那9个在外地的党员发了一条语音：这次没赶上没关系，等过年回来，咱们围着炉子好好聊一聊村里要修的那条路。

把会开到田埂上、炕头上、微信群里、心坎上——这，才是基层党建该有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