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大学生考进西藏的单位，拿到编制才一个月，一个不剩全走。

有人说我们吃不了苦，说我们矫情，说现在的年轻人烂泥扶不上墙。

可没人知道，那个深夜捂着胸口吸氧的姑娘差点没挺过去；没人知道零下二十度宿舍暖气爆裂时我们裹着被子抖了整宿；更没人知道，当我们发现那份“编制”背后藏着的东西时，走，是我们唯一能做的选择。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走的那天，我在县人社局门口站了十分钟，手里捏着刚盖完章的辞职审批表，回头看了一眼那栋三层小楼。

我想，得把这事儿说清楚。

第一章 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年六月，毕业典礼刚结束的第二天，我就把行李打包寄去了西藏。

我妈站在小区门口抹眼泪，说我疯了，好不容易供出个大学生，扭头就往天边边跑。我爸抽着烟不吭声，半晌憋出一句：“你那个专业，在成都找个工作不难，为啥非要去那种地方？”

我没法跟他解释。我学的是社会工作，四年下来，课本上那些“助人自助”“社区发展”的词儿让我热血沸腾，可成都的招聘会上，对口岗位要么工资三千五，要么要求三年经验。唯一一个让我心动的，是西藏日喀则地区某县的人才引进计划——事业编，月薪到手七千多，包住宿，五年服务期，干满还能拿一笔安家费。

“你傻啊，那是西藏！高海拔，你身体受得了？”我室友陈磊把招聘简章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一拍大腿，“不过……七千多，还有编制，要不我也报一个？”

陈磊是我下铺，学行政管理，家里在德阳农村，下面还有个妹妹在读高中。他爸在工地上扎钢筋，他妈在镇上超市理货，全家就指着他毕业找个“铁饭碗”。他嘴上说着“西藏太远了”，手却很诚实地填了报名表。

结果那一批县里来成都招人，一共放出五个岗位，报名的应届生乌泱泱来了三百多号。我和陈磊过五关斩六将，笔试面试体检政审一路走下来，最后录取的五个人里，四川占了仨——我、陈磊，还有一个川大毕业的女生叫李雪，学会计的。

另外两个，一个是从甘肃来的王浩，学计算机的，瘦高个儿，戴个黑框眼镜，说话带着西北人特有的憨直；另一个叫赵敏，湖南妹子，学中文的，扎个马尾辫，笑起来两颗酒窝，一看就是性格特别好的那种。

出发前我们五个拉了个微信群，群名叫“西藏小分队”。赵敏在群里发语音：“姐妹们兄弟们，我查了，咱们那个县海拔四千二，冬天最冷零下二十多度，大家羽绒服买厚点啊！”

王浩回了一句：“我查了，那个县没通快递，网购得去市里取。”

群里安静了半分钟。

陈磊发了个表情包，一只狗站在雪地里，配字：“现在退票还来得及吗？”

没人退。七月底，我们五个在拉萨集合，又坐了整整一天的大巴，翻过两座五千米的垭口，吐了三回，终于到了那个叫“岗嘎”的县城。

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东头走到西头用不了二十分钟。街两边是些藏餐馆、小超市、两家台球室，最高的建筑是县政府那栋四层办公楼。我们五个被安排在县政府后面的职工宿舍，一间大屋子隔成五小间，公共厕所，公共厨房，暖气片摸着温吞吞的。

当天晚上，县委组织部的刘副部长请我们吃饭，就在街口那家“川味饭馆”。刘部长四十来岁，本地藏族干部，汉语说得很溜，举着杯子挨个跟我们碰：“欢迎欢迎！你们是县里第一批大规模引进的内地大学生，县委高度重视，专门开了会研究的。好好干，前途无量！”

陈磊小声问我：“他说的‘高度重视’是啥意思？”

我说：“意思就是全县都盯着咱们呢。”

李雪在旁边笑了笑，没说话。她是我们五个里最安静的，话不多，但做事特别细。来之前我就发现，她行李箱里带了两大盒红景天、三瓶氧气罐、一个便携血氧仪，还有一本《西藏自治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你连条例都带？”我惊了。

“总得搞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合同。”她推了推眼镜，语气平淡。

那会儿我还觉得她多虑了。直到一个月后，我才明白她这句话的分量。

第二章 编制到手

岗嘎县给我们安排的岗位都在县直部门，我去了民政局社会事务股，陈磊在人社局办公室，李雪分到财政局预算股，王浩进了发改委项目办，赵敏去了文旅局办公室。

报到第一天，我拿着介绍信走进民政局那间六个人的办公室，股长巴桑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汉语说得磕磕绊绊，指着靠窗那张空桌子说：“你坐那里，电脑自己配。”

电脑是台老式联想，开机用了三分半钟。桌上堆着半人高的文件，全是藏汉双语的表格，什么“低保人员动态管理台账”“特困供养人员季度核查表”。巴桑股长递给我一摞材料：“先把这个录进系统，下周五之前要报地区。”

我翻了翻，大概四百多份手写表格，字迹潦草，很多地方用藏文标注。我说股长，这个藏文我看不懂啊。他摆摆手：“没事，看数字就行，名字照着抄。”

那一周我天天加班到夜里十一点，对着电脑一个一个敲身份证号，眼睛都快瞎了。陈磊比我还惨，人社局办公室就三个人，主任天天让他写材料，什么“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人社服务能力建设的实施方案”，写了改改了写，主任永远说“还差点意思”。

“差哪儿了你说啊！”陈磊有天晚上在宿舍吼了一嗓子。

王浩的处境更尴尬。他分到发改委，整个办公室就俩领导，一个主任一个副主任，加上他仨人。主任给他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把这个文件复印二十份，装订好，送各局。”

王浩说：“我是学计算机的，能不能让我参与项目评审那块？”

主任看了他一眼：“项目评审要下乡跑点，你刚来高原，身体受不了，先在办公室熟悉熟悉。”

于是王浩复印了整整两周文件。

赵敏在文旅局倒是挺忙，天天跟着领导下乡搞非遗普查，回来就写简报。她文笔好，写的稿子被地区文旅局官网转了两篇，领导挺高兴，说“小赵不错”。

只有李雪那边，一切正常。财政局预算股股长是个三十多岁的藏族大姐，叫德吉，对李雪特别好，手把手教她看预算报表，还跟她说：“咱们县财政全靠转移支付，每一分钱都要算清楚，你慢慢来，不着急。”

我们五个晚上在宿舍碰头，交流一天的情况。陈磊永远是抱怨最多的那个：“这活儿高中生都能干，让我一个本科生在这儿抄抄写写，什么时候是个头？”

李雪一边泡脚一边翻账本：“才来几天啊，急什么。哪个单位新人不是从打杂开始的。”

赵敏点头：“对对对，我在文旅局也是天天写简报，但我觉得能接触到实际项目，还挺有意思的。”

王浩闷声说：“我连项目都没见过。”

我那时候心态还算平衡。虽然干的活儿没技术含量，但毕竟有编制，工资卡上第一个月到账七千三，比我成都那些同学拿四五千的强多了。而且县里确实“高度重视”，隔三差五就有领导来宿舍看望，问我们习不习惯、有没有困难。

八月底，县里开了个“引进人才座谈会”，县委书记亲自出席，讲了快一个小时，核心意思就一个：好好干，组织不会亏待你们。会后还发了慰问品，一人一箱牛奶一箱苹果，陈磊搬着箱子回宿舍的时候嘀咕：“这要是折现多好。”

那会儿我们都觉得，日子虽然苦点，但能熬。暖气不热就多穿点，快递不通就少买点，食堂难吃就自己煮挂面。不就是条件差嘛，年轻人吃点苦算什么。

真正让我们绷不住的，是九月初的那场降温。

第三章 第一道裂缝

岗嘎的九月，白天还有十来度，夜里直接零下。我们宿舍那排暖气片从十月中旬才开始供暖，九月份全靠电热毯和暖水袋硬扛。

李雪本来就瘦，一米六五的个子不到九十斤，来西藏之后胃口一直不好，瘦得脸颊都凹进去了。九月初她开始咳嗽，我们都以为是感冒，让她吃点药扛一扛。结果咳了一周不见好，有天半夜我起来上厕所，听见她屋里传来“嘶嘶”的吸气声，像拉风箱似的。

我敲门进去，看见她半靠在床头，脸色发青，嘴唇发紫，手里攥着个氧气罐往鼻子里怼。血氧仪夹在手指头上，数字显示八十二。

“李雪你咋回事？”我吓坏了。正常血氧怎么也得九十五以上，八十二意味着严重缺氧。

她摆摆手，喘着说：“没事……白天去村里核低保数据，走了两万多步，回来就觉得胸口闷。”

我赶紧把陈磊他们叫起来，赵敏翻出红景天口服液给她灌了两支，王浩跑去敲隔壁县医院医生的门。折腾到凌晨三点，血氧才慢慢回到九十。

第二天我跟局里请了假，带李雪去县医院做检查。医生拍了胸片，说肺部有点轻微水肿，问题不大，但要注意休息，不能劳累，不能感冒。

“你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加重，身体底子太差了。”医生是个四川老乡，说话直，“小姑娘，你这身体条件，长期在四千二待着不合适。我建议你考虑调走。”

李雪咬着嘴唇没说话。回宿舍的路上她问我：“张远，你说我要是跟局里申请换个轻松点的岗位，领导能同意吗？”

我说你试试呗，身体要紧。

结果她找德吉股长一说，德吉股长倒是通情达理，说可以少给她安排下乡的活儿，但预算股就这么几个人，年底决算马上开始，忙起来照样得加班。

“要不你再坚持坚持？过了年底这阵儿就好了。”德吉股长是这么说的。

李雪没再说什么。但她开始偷偷查内地的招聘信息了。有天晚上她让我帮忙看一个成都事业单位的招考公告，我说你疯了？这刚来一个月就想着走？

“我不是想走。”她盯着电脑屏幕，声音很轻，“我是想看看，有没有别的路。”

那时候我还不懂她这句话的意思。

第四章 暖气爆了

九月底那场寒潮来得猝不及防。

头天还是零上五度，第二天直接零下十二度。县里提前开了暖气，但管道老化严重，我们宿舍那排暖气片刚热乎了三天，有天夜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靠墙那组暖气片的接口崩了，热水混着铁锈喷了一屋子。

陈磊住那屋离暖气片最近，直接被烫醒了，光着脚蹦到走廊上喊：“漏了漏了！发大水了！”

我们五个披着被子冲出来，一看那场面——热水从门缝往外哗哗淌，走廊瞬间成了小河，热气蒸得跟澡堂子似的。陈磊的行李箱泡在水里，他爸给他买的那件波司登羽绒服飘在走廊中间。

王浩第一时间冲进厨房关了总阀门，水停了。但屋子已经没法住人了，五间宿舍的地面全泡了水，被褥湿了大半，暖气片彻底报废。

我们裹着被子在走廊里蹲了半宿。赵敏冻得直哆嗦，给县后勤服务中心打电话，值班的说“明天上班了报修”。陈磊骂了一句：“明天？我们现在就冻死了！”

最后还是隔壁县医院的四川老乡医生收留了我们，五个人挤在他家客厅沙发上眯到天亮。

第二天报修，后勤来了个师傅看了一眼说：“管道老化，得换整组暖气片，但库里没货，得去地区采购，最快一周。”

一周。零下十几度的天，没暖气，靠电热毯和暖水袋扛一周。

陈磊当场就炸了：“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受罪的！这什么破条件？”

师傅也不高兴了：“县里就这条件，你们来之前不知道？嫌差回内地去嘛。”

这话把陈磊噎得脸通红。我们找分管后勤的副主任反映，副主任打了个电话，回头跟我们说：“克服克服，年轻人火力旺，冻不坏。”

“火力旺”三个字把赵敏都气笑了。她当晚就在宿舍群里发了一段语音，带着哭腔：“我妈问我在这边好不好，我说好得很，暖气热得穿短袖。我他妈现在穿羽绒服睡觉！”

李雪没说话。但我看见她掏出手机，翻出了之前那个成都事业单位的招考公告，截图保存了。

第五章 第一个走的人

李雪是十月中旬走的。

导火索是县里搞“百日攻坚”行动，要求所有机关干部下沉到村里搞入户调查，连续三周不休息，周末照常上班。李雪被安排去最远的那个乡，海拔四千七，每天坐车来回四个小时山路，到了村里还得徒步走访几十户。

她去了三天，回来就倒了。这回不光是血氧低，还发起了烧，三十八度七。县医院直接给她开了病假条，建议卧床休息一周。

她拿着病假条去找德吉股长签字，德吉股长面露难色：“小李啊，现在正是攻坚期，局里人手实在不够……”

李雪说：“股长，我烧还没退，医生说我再上高原会出危险的。”

德吉股长叹了口气，签了字，但补了一句：“那你这一周的活儿得分给别人，年底考核可能要扣分。”

李雪在宿舍躺了三天。那三天里她妈一天打八个电话，问她吃没吃药、烧退没退、要不要回来。第四天，李雪跟我们说，她报了成都那个事业单位的考试，下个月笔试，她要请假回去备考。

“考上就走？”陈磊问。

“考上就走。”李雪说，“考不上再说。”

我们都沉默了。说实话，那会儿我们几个心里都在打鼓，但谁也没勇气第一个开口说“我也想走”。李雪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她走那天是十月十七号，县里已经供暖了，但宿舍暖气片还没修好，屋里也就十二三度。她收拾了两个行李箱，把带不走的电热毯、暖水袋全留给了我们，还有那本《西藏自治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放在我桌上。

“留着吧，万一你用得上。”她说。

我送她去县客运站，大巴一天一趟，早上八点发车去拉萨。她上车前抱了抱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张远，不是咱们吃不了苦。是有些苦，不值得吃。”

大巴开走的时候，我在站台上站了很久。风刮得脸生疼，我想起我们刚来那天，李雪在群里说“姐妹们兄弟们，羽绒服买厚点啊”，才过去不到三个月。

李雪走后第三天，德吉股长在楼道里碰见我，问：“小李还回来吗？”

我说：“她考试呢，考不上就回来。”

德吉股长“哦”了一声，走了两步又回头：“你帮我跟她说，要是考上了……也挺好的。那姑娘身体确实不行，我们这地方，留不住她。”

第六章 第二第三个

李雪走后，剩下我们四个气氛明显不对了。陈磊每天下班回来就抱着手机刷招聘APP，王浩开始往西藏自治区的人才网上投简历，赵敏虽然嘴上不说，但她周末也不加班了，到点就走。

十一月初，陈磊接到了成都一家国企的面试通知。

那家单位是搞市政工程的，招行政专员，工资五千五，没编制，但陈磊他爸说了：“先干着，边干边考，总比在西藏耗着强。”

陈磊犹豫了两天。那两天他破天荒没抱怨，下班回来就坐在床边抽烟，一根接一根。第三天晚上他跟我们说：“我打算回去。”

王浩问：“编制不要了？”

“编制是好东西，但我不可能一辈子在县城复印文件。”陈磊把烟掐灭，“我爸说了，我妹明年高考，家里用钱的地方多。我在这儿一个月七千，回去五千五，但成都离家近，我周末能回去帮帮忙。算下来不亏。”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劝。陈磊说的是实话，他那个岗位确实没发展空间，县人社局办公室就三个人，主任不退，他永远是个写材料的。

陈磊走之前那天晚上，我们仨请他吃了顿火锅，就在宿舍用电饭锅煮的，底料是赵敏从湖南老家寄来的。喝着啤酒，陈磊突然说：“你们说咱们是不是太冲动了？当初挤破头考进来，一个月就跑，跟闹着玩似的。”

我说：“没人闹着玩。你来的时候不知道这儿是啥条件？”

陈磊想了想：“知道，但没真知道。”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招聘简章上写着“条件艰苦，请慎重报考”，我们以为艰苦就是没外卖、没电影院、冬天冷点。没人告诉我们暖气会爆，没人告诉我们下乡要徒步四个小时，没人告诉我们生个病请假还得看股长脸色。

陈磊走的那天是十一月五号。他坐大巴去拉萨转飞机，我跟王浩送他。临上车他塞给我一个红包：“给李雪随个份子，她考上成都那个单位了，昨天给我发的微信。”

我打开一看，六百块。

李雪考上了。她走之前那个岗位，成都某区街道办，事业编，工资到手五千多，离家地铁四站路。

赵敏是第二个走的，比陈磊晚三天。她走得更干脆——文旅局一个副局长想把她介绍给自己侄子，赵敏没同意，那副局长就开始给她穿小鞋，把最远的乡派给她，还在会上点名批评她“不服从工作安排”。

赵敏直接写了辞职信，交到人社局那天给我打了个电话：“张远，我走了。你别劝我，我在这儿待着恶心。”

我没劝。赵敏挂了电话给我发了条微信：“那个副局长就是个傻X，你小心点，别得罪他。”

第七章 剩我一个

到十一月中旬，五个人走了仨。宿舍里就剩我和王浩，他那屋暖气片修好了，但我那屋还没动静，我搬去跟王浩挤一间，晚上俩人涮火锅喝啤酒，聊到半夜。

王浩比我沉得住气。他说他来西藏之前就想好了，干满五年拿安家费，期间考注册会计师，考过了就走。

“我算过账，五年安家费加公积金能攒四十多万，回老家付个首付够了。”王浩推了推眼镜，“但这地方确实待不住。我那个项目办，主任天天让我写汇报材料，我连个项目现场都没去过。上个月我申请去跟项目验收，主任说我‘高原反应没适应好，再等等’。”

他顿了顿：“我怀疑他就是不想让我下乡，怕我去了啥也不懂出洋相。可我在这坐着，永远也不懂啊。”

王浩的转折发生在十一月底。他甘肃老家来了个电话，他爸在工地上摔了，腰椎骨折，住院要人照顾。王浩是独生子，他妈身体也不好，家里没别人能指望。

“我得回去。”王浩跟我说这话的时候眼圈是红的，“不是我想走，是我没得选。”

王浩走的那天是十一月二十八号。我把他送到客运站，他抱着我拍了拍后背：“张远，你也早点想办法。别硬扛，这地方……不是咱该待的。”

我说：“我再看看。”

其实那会儿我心里已经有数了。五个人走四个，剩我一个，我还能撑多久？

第八章 真相

王浩走后那半个月，我一个人住五间宿舍，晚上上厕所都瘆得慌。白天上班，民政局那摊子破事照样堆着，巴桑股长看我一个人孤零零的，有时候下班叫我去他家吃饭，他老婆做的手抓羊肉特别香，吃完还给我打包。

但真正让我下定决心走的，是十二月初那个发现。

那天我在整理局里的文件柜，翻到一份去年的“人才引进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报告”。这种东西本来不该我看，但文件柜没人管，锁都是坏的。我随手翻了翻，看见里面有一张表——地区下拨的引进人才安家费，每人五万，分五年发放，每年一万。

问题在第二页。县财政局在“实际发放”一栏填的是：已发放，足额到位。

可我工资卡上压根没见着这笔钱。李雪走之前我帮她对过工资条，她也没收到。

我又翻了翻其他文件，发现更蹊跷的——县里报给地区的人才引进工作总结里写着：“引进人才全部在岗，工作表现优秀，服务期稳定。”落款日期是十一月底，那会儿五个人已经走了仨。

我拿着文件去找巴桑股长。老头看了一眼，脸色变了，一把夺过去：“这个你不该看。放回去。”

“股长，安家费到底发没发？”

巴桑股长沉默了半天，叹了口气：“安家费地区是拨了的，但县财政困难，先挪去修路上了。领导说等明年宽裕了再补。”

“那总结里为什么写‘全部在岗’？人都走了三个了。”

巴桑股长把文件锁进柜子，背对着我说：“张远，有些事你别问。你还年轻，问多了对你没好处。你要是也想走，趁早交辞职信，我不卡你。但别闹事。”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宿舍里想了很久。我想起招聘时人社局拍胸脯说“安家费按时发放”，想起那个座谈会书记说的“组织不会亏待你们”，想起后勤副主任说的“年轻人火力旺”。

全是屁话。

他们压根没打算让我们长待。地区要考核“人才引进工作成效”，县里就凑数招几个人，安家费先拿去填别的窟窿，报上去的数据好看就行。至于我们能不能待住、待得开不开心——没人在乎。

第二天我去找王浩打电话，跟他说了这事儿。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半天，说：“张远，你赶紧走。这破地方，待着就是浪费生命。”

我说：“我走了，那个文件就没人知道了。”

王浩说：“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一个科员，能扳倒谁？”

他说得对。我一个刚来的小科员，手里攥着几张复印件，能干什么？

但我还是把那几张纸复印了一份，锁在自己柜子里。

第九章 最后一个

十二月中旬，我递了辞职信。

巴桑股长没为难我，签了字，还给我多算了半个月工资。人社局那边也痛快，主任说“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连违约金都没提——估计他们也清楚，真按合同追究起来，那笔安家费的事捂不住。

办完手续那天下午，我站在人社局门口抽烟，看着那栋三层小楼，想起三个月前我们五个从大巴上下来，刘副部长举着哈达在站台等我们，一人献了一条，赵敏当时还哭了，说“这辈子第一次有人给我献哈达”。

我把烟掐了，给李雪发了条微信：“我也走了。”

她回得很快：“来成都，我请你吃火锅。”

陈磊在群里冒泡：“我刚发了工资，请你们撸串。”

赵敏发了个表情包：“算我一个。”

王浩最后回：“等我爸出院了，我也来成都找你们。”

我回头看了一眼宿舍方向，那排平房的门锁着，窗户上贴着封条，王浩走之前贴的，上面写着“岗嘎县引进人才宿舍，闲人免进”。他写的时候还笑，说“这下真成闲人了”。

我没笑。

我走之前干了最后一件事——把那几张复印的文件寄给了地区纪委监委的举报信箱。挂号信，花了四块五。

寄完出来，岗嘎县的街上刮着白毛风，零下十八度，我裹紧羽绒服往客运站走，心里说不上是痛快还是难受。这地方的天特别蓝，云特别低，远远能看见雪山在太阳底下发亮。刚来那会儿我站在同一个地方拍过照片发朋友圈，配文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第十章 后来

今年三月份，我在成都跟李雪、陈磊、赵敏吃了顿火锅。王浩没来，他爸刚做完第二次手术，他在甘肃老家照顾，说等夏天闲了再来。

李雪在街道办干得挺好，上个月刚转正。陈磊在那家国企混了个小主管，天天跑工地，晒得黢黑但人精神多了。赵敏在一家文化传媒公司做文案策划，工资不高但她说“不用看人脸色，舒坦”。

火锅吃到一半，李雪突然说：“你们听说没？岗嘎县那个事，地区纪委查了，安家费补发了，那个分管财政的副县长挨了处分。”

我们都愣了一下。陈磊问：“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之前那个财政局同事跟我说的。”李雪涮了片毛肚，“她说县里重新报了引进人才数据，这回写的是‘五人已离职’。地区通报批评了岗嘎县，说‘人才引进工作弄虚作假’。”

赵敏“哼”了一声：“活该。”

陈磊端起啤酒杯：“来，为咱们五个——敬岗嘎县那一个月。”

我举起杯子，想了想说：“敬咱们没白去。”

四个杯子碰在一起。我低头喝了口酒，手机响了，是王浩在群里发的语音：“兄弟们，我考上兰州的事业编了，下个月上班！等我安顿好了你们来找我，我请你们吃正宗的兰州牛肉面！”

李雪第一个回：“必须去！”

陈磊发了个表情包：“牛肉面加肉加蛋！”

赵敏说：“带我去看黄河！”

我笑了笑，把手机揣兜里，继续涮肉。

这顿火锅吃完，各回各家。我走在成都三月的夜风里，想起岗嘎县那个冻得人打哆嗦的宿舍，想起巴桑股长家那碗手抓羊肉，想起李雪在客运站跟我说“有些苦不值得吃”，想起王浩抱着我说“这不是咱该待的地方”。

我想，人这一辈子，总得吃几次亏，才知道什么该忍、什么不该忍。走错路不可怕，可怕的是明明走错了，还硬着头皮往前走，还骗自己说“这叫坚持”。

我们五个走了，确实没扛住。但换来了五个人的舒坦日子，换来了一个县的人才引进数据被重新核实，换来了后面去的人可能不会再踩同一个坑。

值不值得？我觉得值。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