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江苏兴化一场接风宴上,七十多岁的左志超面对阔别多年的乡亲,喝下几杯酒后,突然对身边的女儿说:“我不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一句话落下,桌上的气氛顿时变了。
女儿愣住了。父亲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家里从没人听他说过这段经历。她一度以为,父亲是不是曾经承担过什么特殊任务,才把身份藏得如此严密。
左志超没有急着解释,只是低头夹菜。酒意散去一些后,他才慢慢讲起那段被压在心底几十年的往事。
1930年前后,左志超出生于江苏兴化。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还只是个孩子。战乱之下,普通百姓最怕的不是少吃一顿饭,而是突然被抓走,从此家人再也没有消息。
1942年,左志超十二岁。那天,他上街买菜,几个伪军忽然冲过来,踢翻菜摊,把他推搡到一处院子里。院中已经蹲着十几个少年,个个神色惶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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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快明白,自己碰上了抓壮丁。一个十二岁的孩子,面对持枪的伪军,竟然没有低头,反而骂道:“我不替日本人卖命,给我一支枪,我先打你们这些汉奸!”
这句话换来的,是一顿毒打。伪军把遍体鳞伤的左志超扔在柴草旁,料定他已经没有逃跑的力气。到了深夜,院里渐渐安静下来,他咬着牙爬起,翻过院墙,摸黑逃回了家。
家人见到他时,既惊又怕,赶紧把他藏进地窖。十多天里,左家不敢大声说话,也不敢让外人知道孩子已经回来。等风声稍微平息,左志超才从地窖出来。
有意思的是,改变他命运的,并不是一场正式的动员,而是一条从乡间传来的消息:新四军到了兴化一带。左志超听说后,很快作出决定,收拾几件衣物,准备参军。
临走前,他向父母磕了三个头,说:“等把敌人赶走,我就回来。”这句话,他后来没有忘,却一直没有机会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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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志超参加新四军时年纪尚小,但在战争年代,年龄往往不是衡量一个人担当的标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他十九岁,已经有六年军旅经历。对他而言,战争并没有随着政权更替立即结束。
金门战役发生在1949年10月。解放军部队渡海进攻金门后,因战场态势变化、后续支援未能及时到达,登陆部队陷入孤立。左志超所在部队被困岛上,他本人负伤后失去知觉,最终被俘。
关于被俘后的细节,左志超晚年曾向家人讲述:昏迷前,他撕碎并吞下了党员证。被押解后,敌方对俘虏逐一盘问、搜查,左志超始终咬定自己是被抓来的普通士兵,不肯承认真实身份。
这个选择,关系到生死。战争年代,身份文件并不是寻常物件,一张证件可能成为定罪依据。左志超因此把党员身份藏了下来,也把真正的经历藏进了余生。
此后,他被关押并接受所谓思想教育,后来又被编入一支准备“反攻大陆”的部队。那些年月,他身处与早年信念完全不同的环境,既不能公开表明立场,也不敢轻易向身边人吐露来历。
1966年,因军费紧张,台湾方面裁撤、解散了部分军队。已经三十六岁的左志超由此离开军营,进入钢铁厂工作。固定工资、住处和家庭生活,看上去终于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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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结婚,和妻子养育了两个女儿。可在家人眼中,他始终是一个话不多的父亲,关于大陆、部队和被俘经过,几乎不主动提起。不是没有话,而是不敢说。
左志超担心,身份一旦暴露,不仅自己可能惹上麻烦,家人也会受到牵连。于是,他把党员身份守了几十年,连最亲近的人也没有告诉。
直到2002年,他带着女儿回到兴化。村里的老人认出了他,乡亲们摆酒接风,问起当年离乡后的经历。面对熟悉的口音和故土饭菜,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出现了裂缝。
女儿问他为什么一直隐瞒。左志超沉默片刻,说:“我回来了,可台湾还没有回来。那时候两岸关系紧张,我怕连累你们,所以不敢讲。”
这句话并非为自己辩解,而是解释一个普通老人为何把半生经历分成两半:一半留在故乡,一半困在海峡对岸;一半属于公开的人生,另一半只能在家人不知情的岁月里独自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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