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箱茅台是我攒了三个月的私房钱买的。
不是买不起更好的,是我觉得茅台已经够意思了。一箱六瓶,五千多块,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一万出头。老婆知道我要买茅台的时候还拦过我,说买两瓶就行了,剩下的钱留着给孩子报个补习班。
我没听。我想的是,拜年嘛,一年就这一回,岳父好这口,我当女婿的,得让他喝上好的。
真的只是这么想的。
大年初二,我把那箱酒从后备箱搬出来的时候,小舅子正好站在门口抽烟。他瞟了一眼箱子上的标志,嘴角撇了一下,声音不大不小地说了一句:“姐夫,现在谁还送茅台啊,土不土?”
我当时没反应过来,笑呵呵地说茅台怎么了,茅台不挺好的吗。
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拿脚尖碾了碾,说:“现在都送年份酒,送定制酒,最次也得是五粮液那种包装看着贵的。你这个,超市货架上摆一排,谁稀罕。”
门口还站着几个来拜年的亲戚,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脸上。
那一瞬间的感觉挺奇怪的。不像是生气,倒是像有人拿针扎了我一下,不疼,但你知道被扎了。脸上一热,从脖子往上涌。我低头看了看手里那箱酒,塑料封膜上还有超市的价签没撕干净,突然觉得那个白色的标签特别刺眼。
我没吭声,把酒重新搬回车上。
岳父从屋里出来,问怎么了。我说没事,这酒档次不够,我换一箱好的去。岳父说别听小伟瞎说,酒就是酒,喝的是个心意。但我已经上车了。
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小舅子站在那里,脸上挂着一丝笑,像是赢了什么似的。岳父在后面喊了两声,我没停。车拐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我把车窗降下来,冷风灌进来,脸上没那么烫了。
往前开了大概两公里,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我看着副驾驶座上那箱茅台,脑子开始转起来。
我想起第一次去岳父家拜年,那时候刚结婚,没什么钱,拎了两瓶一百多的酒和一箱牛奶。岳父什么都没说,接过去放在柜子边上了。吃饭的时候小舅子问我在哪上班,我说在一家小公司做设计。他哦了一声,然后就再也没跟我说话。
后来每年拜年,东西一年比一年贵。从一百多的酒换到三百多的,又换到八百多的,再换到茅台。我以为这是在往好的方向走。今天才明白,这条路没有终点——因为标准不在我这儿,在别人嘴里。
车子停在路边,我把火熄了。手机响了,是妻子打来的。
我没接。
我知道她要说什么。无非是你怎么走了,我爸生气了,我弟就那个嘴你跟他计较什么。这些话我听过太多遍了,多到能倒背。每次都是“他就那个嘴”,每次都是“你当姐夫的大度一点”,每次都是我退一步。
退到今天我忽然发现,身后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
手机又响了。还是她。
我靠在座椅上,盯着车顶。天窗关着,灰蒙蒙的。我开始想一个问题——我到底是给谁拜年?
如果拜年是为了让岳父高兴,那酒他收下了,高兴了,我走了是我的问题。但问题是,我真的是为了让岳父高兴吗?还是为了让小舅子觉得我有档次?还是为了让饭桌上那些亲戚觉得我混得好?
想不清楚。
手机第三次响。我调了静音,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我数了一下,到第四十三通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中间有岳父打来的两通,小舅子没打。一个都没有。
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那个说酒不够档次的人,在我走了之后,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可能他根本不关心我走不走,只关心他那句话有没有把我噎住。
天黑了以后我发动车子,往自己家的方向开。路过一家还在营业的烟酒店,门口摆着各种礼盒。我瞥了一眼,玻璃柜里确实有那种包装很大的酒,盒子金灿灿的,上面印着大字,标价一千八。我看了两秒,然后踩了油门走了。
回到家,我把那箱茅台搬到客厅,拆开,拿了一瓶出来,拧开盖子,给自己倒了一杯。没就菜,就那么喝了一口。
辣。从嗓子眼一直热到胃里。
我坐在沙发上,把杯子搁在茶几上,看着酒瓶上“贵州茅台酒”那五个字。这酒我还是喜欢的,酱香味正,入口厚。问题不在酒上,从来都不在酒上。
电话又亮了。这次是妻子的微信消息,问我在哪。我回了一句“到家了”,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
我不想吵。吵了这么多年,每次都是同样的台词,她说她弟不懂事,我说那你为什么不当场说他,她说她说过了没用,我说那你说的话算什么。绕来绕去,最后回到原点。
今晚不想绕了。
我想起一件以前的事。结婚第三年还是第四年,记不清了,小舅子要买车,差两万块钱,妻子跟我商量借给他。借了。到现在也没提过还。我提过一次,妻子说“他手头紧,你就别催了”。后来我就再没提过。
那时候我开始明白一个道理——在家里,谁认真谁就输了。你认真,显得你小气;你计较,显得你不懂事;你翻脸,所有人都说你过分。但没有人问你,你的脸被人踩在地上的时候,疼不疼。
我不是圣人。我也不是大度的姐夫。我就是个普通人,一年到头上班加班,攒点钱,过年想体体面面地去拜个年。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这么难。
第二天一早,妻子回来了。
她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好看,把包往沙发上一扔,坐在那里看了我半天。我知道她在等我先开口。以前都是我先开口,我先低头,我先说算了算了。这次没有。
沉默了大概有五分钟,她问我:“你就这么走了,我爸的面子往哪放?”
我说:“那我的面子呢?”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我弟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就不能忍一忍?”
“忍到什么时候?”
她没回答。
我又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我忍了八年了。
她眼圈红了,没哭出来,站起来进了卧室,门关上了。我听到里面传来孩子叫妈妈的声音,然后安静了。
我坐在客厅,面前是那箱拆开的茅台。五瓶没动,一瓶喝了一杯。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照在酒瓶上,反出一道光。
我在想,明年过年,还去不去岳父家。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去了,就得再面对小舅子那张嘴,再面对饭桌上那些眼神。不去,妻子和孩子怎么办,岳父岳母怎么看。好像怎么选都是错。
但有一点我想明白了。我的价值,不该由一箱酒的档次来决定。也不该由小舅子的嘴来决定。这句话说出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知道。可总得有个开始。
我拿起手机,翻到小舅子的微信,打了一行字,又删了。打了一行,又删了。最后什么都没发。
算了。有些话说了也没用。但下一次,我不会再把酒搬回去了。我会把它就放在桌上,谁爱喝喝,不爱喝拉倒。要是再有人说档次不够,我就笑着问他一句——你给咱爸准备了什么?
这个问题我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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