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在宝应县的滔天侵华罪行

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12旅团是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日军驻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机动作战与殖民镇压部队，由南浦襄吉少将担任旅团长。该部队建制完善、战力凶悍，下辖五个步兵大队与一个特种兵大队，全员兵力约5600人，配备野战火炮、装甲汽艇、轻重机枪等重型作战装备，机动性能、火力输出均远超同期普通日军混成部队，可独立执行大规模扫荡、区域清乡、据点守备、治安镇压等战略任务，是日军稳固苏中占领区、围剿抗日武装的主力精锐。

1940年，为强化江南、苏中运河沿线殖民统治，镇压蓬勃发展的苏中抗日游击战争，独立混成第12旅团逐步从江南防区北调，进驻苏中京杭大运河沿线战略区域。1941年春季，该旅团正式接替日军第17师团部分防务，接管扬州、泰州、南通全域，以及京杭大运河东岸的宝应、高邮等核心县域防务。从1941年入驻至1944年陆续换防撤离，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支部队始终是迫害苏中人民、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实施法西斯殖民统治的核心力量。

驻防宝应期间，独立混成第12旅团以“清剿共军”“肃清反抗势力”“巩固治安”为借口，在宝应全县城乡开展无休止的军事扫荡、分区清乡、定点剿杀，疯狂推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部队官兵肆意屠杀无辜平民、奸淫妇女幼童、焚毁村落民居、掠夺公私资源、损毁千年文脉，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村落惨案，给宝应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与文化损毁，其累累暴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反人类罪行的真实缩影，是镌刻在宝应大地之上永不磨灭的血泪史。

一、县域核心与运河沿线：入侵初期的屠戮与劫掠

宝应县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与里下河水网核心交汇地带，河湖密布、水陆通达，是连接苏中与苏北的咽喉要道，更是日军打通运河运输线、封锁抗日武装、管控物资流通的战略要地。正因得天独厚的战略区位，宝应成为独立混成第12旅团重点布防、重点镇压的核心区域，日军将县城及运河沿线集镇作为殖民统治据点，以此为中心向全县辐射施暴。1941年2月，日军发动苏北战役，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从高邮方向北上突袭，武力攻占宝应县城，彻底开启了对宝应长达三年多的血腥殖民统治，日军入驻初期的暴行，便集中爆发于宝应县城及运河沿岸核心集镇，手段残暴、罪孽深重。

（一）宝应县城：殖民统治下的系统性暴行

1941年2月，独立混成第12旅团林田部队作为先锋攻入宝应县城，部队入城当日便彻底撕下伪装，对全城展开无差别、毁灭性的疯狂劫掠。日军士兵成群结队沿街冲撞，暴力砸毁全城商铺、商号、作坊的大门，将商铺内囤积的布匹、粮油、五金器具、中西药品、日用百货等各类战略物资与生活物资悉数搬运至日军据点囤积，用于补给日军作战、支撑殖民统治。对于搬运不便、无法带走的大件商品与物资，日军直接肆意打砸、就地损毁，让无数商户毕生心血毁于一旦。

除劫掠民财外，日军大肆破坏县域公共建筑与历史古迹。城内原有政府办公建筑、公立学校、传统寺庙祠堂，要么被日军纵火焚烧化为焦土，要么被强行侵占改造为日军兵营、审讯牢房、物资仓库。其中，始建于古代的宝应县学承载着宝应千年文教根基，城隍庙作为地方民俗文化核心建筑，均遭到日军毁灭性损毁，建筑主体被拆改、殿内陈设被砸毁、碑刻匾额悉数损毁，地方文脉遭受重创。

为彻底打压民间抗日力量，日军在入城后大肆搜捕可疑人员，以“疑似抗日分子”“通敌嫌疑”为借口，抓捕数十名爱国青年、开明士绅与进步群众，全部关押在原县衙监狱。日军设立私刑、肆意施暴，每日对被捕人员实施吊打、烙铁灼烧、灌凉水、压杠子等残酷酷刑，威逼利诱、严刑逼供，强迫被捕人员供出地方抗日组织、地下交通站、游击队员的相关信息。无数无辜百姓惨遭酷刑折磨，身体致残、性命垂危，大量被捕平民未经任何合法审判，便被日军秘密处决，遇难者遗体被无情抛入京杭大运河，尸骨无存、沉河湮灭，连基本的安葬都无法实现。

为固化殖民统治、构建封锁管控体系，日军在宝应县城四周大规模修筑防御碉堡、挖掘纵深封锁沟。为快速完成工事修建，日军在全县强征数百名平民充当无偿民夫，不分昼夜强制施工。被强征的民夫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每日超负荷劳作十余小时，还要遭受日军士兵的肆意打骂、体罚虐待。大量民夫因长期饥饿、过度劳累、伤病缠身以及日军殴打惨死在工地之上，遇难民夫的尸体被随意丢弃、草草掩埋在县城城墙外的乱葬岗，无人收殓、无人悼念，凄惨至极。

与此同时，日军在县城所有城门、主干道、交通路口设立武装岗哨，全面管控人员进出，强制推行法西斯“良民证”制度，将百姓彻底禁锢在殖民枷锁之中。过往通行的百姓，必须向日军士兵鞠躬行礼、接受全身搜身检查，稍有迟疑、动作迟缓或是神情稍有不符，便会遭到日军枪托猛烈殴打、拳脚相向，甚至被随意扣上“态度不敬”“形迹可疑”“携带可疑物品”的罪名，当场抓捕关押。据不完全统计，1941年至1943年两年间，仅宝应县城北门一处岗哨，就有十余名无辜平民因细微过错被日军当场枪杀，无辜鲜血染红城门要道。

在暴力镇压的同时，日军积极扶植伪县政权、组建伪治安队，构建傀儡统治体系，对全县百姓实施残酷的经济压榨。日伪政权强行征收高额“治安税”“军粮税”“人头税”，各类苛捐杂税层层叠加，税费总额远超战前正常田赋的数倍之多。普通农户、小本商户根本无力承担繁重赋税，但凡稍有拖欠、缴纳不及时，便会被日伪人员上门抄家、没收财物、抓捕关押，无数家庭因此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县城民生彻底陷入绝境。

（二）湖垛、蒋营：扫荡前沿的集体暴行

湖垛、蒋营地处宝应东北部水陆交界地带，彼时部分区域隶属于宝应管辖，是宝应连通盐城的水陆交通咽喉，更是苏中、苏北抗日武装往来活动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为关键。1941年夏季，日军为彻底摧毁苏北抗日核心根据地、围剿新四军军部，发动大规模盐城大扫荡，湖垛、蒋营成为日军此次军事行动的前沿出兵据点与扫荡核心区域，也是日军实施集体屠杀、疯狂劫掠的重灾区。

1941年7月，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浦襄吉亲自统筹指挥，集结日伪军共计1.7万余人，兵分四路合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西路主攻部队全部从宝应湖垛、蒋营一线集结出兵。在部队集结、区域占领和行军扫荡的全过程中，日军无视国际战争公约，对湖垛、蒋营全域百姓实施毫无人性的清剿暴行。

日军侵占湖垛镇区后，第一时间封锁全镇出入口，将镇上所有粮行、商铺、作坊洗劫一空，囤积的粮食、物资被悉数掠夺。随后日军四处纵火，连片焚烧镇区民居商铺，半条集镇街道被熊熊大火吞噬，浓烟连日不散、火光彻夜通明，昔日繁华的商贸集镇沦为一片残垣断壁。对于来不及撤离、留守镇区的老弱妇孺，日军肆意罗织罪名，随意将平民判定为“新四军探子”“抗日内应”，实施大规模集体抓捕。抓捕的青壮年男性平民，全部被强制押赴工地，无偿修筑日军作战工事、防御碉堡，日夜劳作、备受折磨；留守妇女、少女则惨遭日军士兵集体欺凌，要么被当场奸淫蹂躏，要么被强行掳走充当慰安妇，遭受长期非人摧残。

蒋营镇依河而建、水系发达，是典型的水乡集镇。日军搭乘装甲汽艇沿河登陆后，采取逐街、逐巷、逐户清剿的方式，破门入户、大肆劫掠，农户家中储存的口粮、耕作的耕牛、饲养的家禽家畜被抢夺殆尽。劫掠结束后，日军毫无人道地将全镇民居房屋逐一纵火焚烧，让百姓世代居住的家园化为焦土。镇上十余位年迈老人因年迈体弱、行动不便，无法及时逃离险境，被残忍的日军反锁在房屋之内，最终全部被活活烧死，结局凄惨无比。

此次大规模扫荡行动中，湖垛、蒋营两大集镇及周边附属村落遭受毁灭性打击，近百名无辜平民惨遭日军杀害，数百间民房商铺彻底焚毁，绝大多数家庭财产被洗劫一空、一无所有。幸存的百姓为躲避日军追杀，被迫抛弃家园，逃入荒无人烟的芦苇荡深处避难，终日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无衣无食、无家可归，在水深火热中苦苦挣扎，承受着无尽的苦难与折磨。

二、东部里下河水乡：扫荡中的三光暴行

宝应东部为典型的里下河水乡地貌，区域内河网纵横、芦苇连片、湖荡交错、地形复杂，隐蔽性极强，是宝应抗日游击队、地方民兵开展敌后游击战、袭扰日军据点、掩护抗日干部的核心根据地。独立混成第12旅团将这片水乡区域视为“心腹大患”，为彻底肃清抗日武装力量、摧毁敌后抗日根基，日军针对东部水乡村落发动常态化、高频次的“拉网式扫荡”“梳篦式清剿”。

日军扫荡毫无底线、不分军民、不分老幼，将军事报复全部发泄在无辜百姓身上，三光暴行遍布郭氏桥、干沟张庄、团庄、兰亭寺等大小数十个村落。在广袤的水乡大地之上，日军肆意屠戮平民、焚烧村落、掠夺物资、残害百姓，制造了一桩桩、一件件令人发指的惨案，让富庶祥和的里下水乡沦为人间炼狱。

（一）郭氏桥与干沟张庄：麦田里的枪杀与劫掠

1941年4月，正值青黄不接的春荒时节，当地百姓本就口粮短缺、度日艰难。独立混成第12旅团抓住百姓生存薄弱期，抽调精锐部队联合大批伪军，主动奔赴郭氏桥、干沟张庄一带发动专项抢粮扫荡，企图掠夺百姓仅剩的口粮，切断抗日群众的生存根基，同时打压地方抗日士气。

得知日军扫荡来袭的消息后，郭氏桥、干沟张庄村民为躲避灾祸，纷纷舍弃家园，仓皇逃往村外的麦田、坟地等隐蔽区域躲藏。干沟村年仅二十余岁的村民张永良，带着妻子和出生仅六个月的幼女，躲藏在张家坟茔旁的麦田深处，全程屏息凝神、不敢出声，只为保全一家三口的性命。

躲藏两个时辰后，张永良见村内方向暂无动静，误以为日军已经劫掠撤离、危机解除，便小心翼翼抬头探查周边情况，不料被四处巡查的日军哨兵当场发现。日军哨兵毫无怜悯之心，当即举枪射击，子弹精准击中张永良后脑勺，他瞬间倒地身亡，脑浆四溅，鲜血和脑浆沾满妻子的衣衫，溅落在襁褓婴儿身上。亲眼目睹丈夫惨死的年轻妻子当场惊吓过度、昏死在地，怀中嗷嗷待哺的六个月婴儿，在冰冷的麦田中受冻许久，虽侥幸存活，却落下终身顽疾，一生饱受病痛折磨。

此次扫荡中，日军在村落内肆无忌惮地翻箱倒柜、大肆搜刮，村民家中仅剩的粮食、换季衣物、耕作农具、锅碗瓢盆等全部生产生活物资被抢夺一空。日军还强行驱赶幸存村民为其搬运劫掠的物资，稍有行走缓慢、面露抗拒的村民，便会遭到日军刺刀疯狂刺伤、枪托猛烈殴打。

短短一日的扫荡，郭氏桥、干沟张庄及周边村落满目疮痍、破败不堪，共计5名无辜平民惨遭枪杀、残忍杀害，十余名村民受伤致残，三十多户民房被纵火焚毁，全村耕牛、家禽被悉数抢掠。当地百姓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农具、粮食和家园，生产生活体系彻底崩塌，原本艰难的春荒困境雪上加霜，全村陷入绝境，大面积饥荒随之爆发。

（二）团庄：十八天的盘踞与毁灭

团庄（今属宝应县柳堡镇）是里下河地区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落，村内水系环绕、民居规整，仇家巷片区留存着成片精美明清徽派古建筑，青砖黛瓦、雕梁画栋，文风昌盛、民生富庶，是当地知名的宜居村落。日军侦查得知团庄东侧大片芦苇荡是新四军游击队隐蔽休整、开展游击作战的重要区域后，为彻底清剿抗日武装、摧毁游击据点，日军大部队进驻团庄，在此盘踞长达十八天之久，对这座千年古村实施了全方位、毁灭性的彻底破坏。

日军进驻团庄后，迅速霸占村内核心民居，将仇家巷两侧精致的徽派民居强行改造为日军临时兵营、战马马厩。为修筑简易作战工事、搭建防御掩体，日军肆意拆毁古建筑雕花门窗、木质楼板、梁柱木雕，大量百年古建筑构件被肆意损毁。村内传世的木质家具、雕花摆件、名家匾额、宗族牌匾等珍贵物件，被日军随意拆解、堆砌，当作生火做饭、取暖烧水的柴火焚烧，百年古建、传世器物惨遭肆意糟蹋。

在盘踞村落的十八天里，日军在村内肆意抓捕青壮年村民，强制充当无偿苦役，逼迫村民为日军搬运作战物资、开挖防御壕沟、搭建岗哨工事。被抓捕的村民日夜劳作、不得歇息，长期遭受日军虐待，三名村民因体力透支、不堪重负，冒险试图逃跑，被残暴的日军当场抓获。日军为震慑全村百姓、树立淫威，将三名逃跑村民当众抓捕处决，用刺刀反复捅刺致死，随后将尸体丢弃在村落巷口公开示众，以此恐吓全村百姓，手段残忍、心性歹毒。

与此同时，日军在村内肆意欺凌妇女，多名来不及撤离、留守家中的妇女、少女惨遭日军轮番蹂躏、肆意凌辱。一名年轻少女因誓死反抗日军暴行、不愿屈服，被恼羞成怒的日军士兵抽出军刀残忍砍杀，无辜生命凋零，遗体被直接抛入村内河道，顺水漂流、无人收殓。

日军完成清剿、准备撤离团庄之际，为彻底摧毁村落、杜绝抗日力量再次进驻，对全村实施纵火焚烧。熊熊大火从村东蔓延至村西，连片的明清徽派古建筑尽数被大火吞噬，化为一片废墟尘埃。村内百姓世代珍藏的宗族族谱、名家字画、古董器物、传世文书等珍贵文史资料，全部在大火中焚毁消散，数百年的乡土文脉、宗族记忆彻底断裂。

即便时隔数十年，日军此次暴行的痕迹依然清晰可寻。1991年，当地村民改造老宅、修整地基时，在村落西墙脚下挖出日军遗留的盒子枪、子弹等军械物资，直观印证了当年日军在团庄盘踞之深、施暴之烈、破坏之重，这段惨痛的历史证据，永远记录着日军的滔天罪孽。

（三）兰亭庄与兰亭寺：炮火下的文化浩劫

兰亭庄坐落于宝应东南水乡，因村内始建于唐代的千年古刹兰亭寺得名，是宝应东南区域极具代表性的文化名村，寺庙香火绵延千年、文脉传承不绝，留存大量佛教文物、名家碑刻、古典经卷，是苏中地区珍贵的历史文化瑰宝。

1942年春季，驻守周边据点的日军听信汉奸捏造的虚假情报，无端认定兰亭庄、兰亭寺内驻扎有国民党抗日部队，未作任何核实调查，当即调集炮兵部队，对毫无防御能力的兰亭庄村落、千年古寺展开疯狂炮火轰击。日军炮弹毫无差别地砸向民居古建，第一枚炮弹精准落在村落中心居民区，当场炸死正在村内摆摊谋生的平民金山，炮弹爆炸威力巨大，将其腹部彻底炸穿，脏器外露、血肉模糊，现场惨状触目惊心、不忍直视。第二枚炮弹精准击中千年古刹兰亭寺，炸毁大雄宝殿主体墙角，震塌多处配殿、厢房，古寺主体结构遭受严重损毁，千年古建岌岌可危。

炮火轰击两天后，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部队在汉奸的引路带领下，搭乘装甲汽艇沿河道直抵兰亭庄，对全村展开地面大规模扫荡。日军进村后遵循“先劫后烧”的残暴手段，先逐户入户劫掠，将村民家中所有值钱物资、粮食衣物、农具牲畜尽数抢走，劫掠完毕后逐户纵火，全村民居迅速陷入一片火海，烟火漫天、哀声遍地。

扫荡过程中，一名留守村落的单身妇女不幸遭遇日军小队，被多名日军士兵轮番欺凌蹂躏。该妇女强忍屈辱、拼死反抗，趁着日军松懈之际，依靠村落错综复杂的巷弄地形拼死突围，才得以侥幸保全性命，但其身心遭受的创伤终身无法愈合。

此次浩劫中，千年古刹兰亭寺遭遇毁灭性损毁，成为宝应近代史上重大的文化劫难。日军士兵闯入寺庙后，肆意打砸佛像、推倒碑刻、损毁香炉，将藏经阁内珍藏的千年佛教经卷、历代名家书画、文史典籍全部堆积焚烧，熊熊大火将无数传世文珍化为灰烬。寺庙内传承千年的铜钟、鎏金香炉、法器造像等珍贵文物，被日军悉数抢走，全部熔铸改造为军火武器，用于继续侵华作战。

这座始建于唐代、历经千年修缮、承载苏中千年佛教文化与乡土文明的古刹，在日军的炮火与暴行下彻底残破，主体建筑损毁、珍贵文物尽失、文脉传承断裂，历经千年积淀的文化瑰宝毁于一旦，此后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恢弘规模与文化盛景，造成了不可逆、永久性的巨大文化损失。

三、西北乡镇：清乡与据点化统治的迫害

宝应西北部的曹甸、夏集、小尹庄、潼口等乡镇，地处宝应、淮安、盐城三地交界，地形复杂、区位特殊。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国民党鲁苏战区驻军与新四军敌后武装共同活动的区域，抗日活动频繁、群众基础深厚，因此成为独立混成第12旅团推行“治安清乡”政策、实施残酷殖民镇压的核心重点区域。

1942年至1943年，为彻底肃清西北乡镇抗日力量、封锁敌后根据地、压榨地方资源，独立混成第12旅团在该区域全域广设军事据点、修筑碉堡工事、开挖封锁水系、架设铁丝网，全面推行法西斯保甲连坐制度。通过军事清剿、政治管控、经济封锁、思想禁锢的全方位高压统治，对当地百姓实施无间断迫害，让宝应西北乡镇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百姓终日活在惶恐不安、水深火热之中。

（一）曹甸镇：大扫荡中的无差别报复

曹甸镇是宝应西北第一重镇，商贸发达、人口密集、地势险要，抗战时期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部的核心驻防区域之一，也是敌后抗日力量的重要活动阵地，始终被日军视为重点打压目标。1943年2月，独立混成第12旅团旅团长南浦襄吉亲赴高邮据点，亲自统筹部署春季大规模扫荡作战，集结旅团全部主力及大量伪军，总兵力两万余人，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及曹甸全域发动全方位合围围剿。

此次扫荡作战中，日军接连遭遇抗日武装的顽强阻击，作战屡屡受挫。屡战失利的日军恼羞成怒，彻底丧失理智，将所有军事失利的怒火、挫败情绪，全部疯狂发泄在无辜的曹甸平民身上，展开毫无人道、不分善恶的无差别烧杀报复。

日军部队侵入曹甸周边大小村落之后，随意捏造罪名，只要认定村民“暗中资助国军”“私下通共抗日”“藏匿游击队员”，无需查证、无需审讯，一律当场枪杀、残忍处决。日军扫荡所到之处，逢房便烧、逢物便抢、逢人便杀，大量村落被整村焚毁、彻底清零。来不及逃离的村民，要么被大火烧死在家中，要么仓皇逃入野外荒野，在寒冬低温中冻饿交加而死，遍野哀嚎、满目凄凉。

此次春季大扫荡过后，曹甸周边十余座自然村落彻底沦为焦土废墟，良田荒芜、屋舍全无，田野荒地间随处可见无人掩埋的遇难者尸体，尸横遍野、惨绝人寰，昔日安宁富庶的乡镇彻底沦为人间炼狱。

扫荡结束、占领曹甸之后，日军迅速在此设立核心军事据点，修建坚固碉堡、深挖多层封锁沟、架设防御铁丝网，构建起全方位的军事封锁体系。同时全面推行残酷的保甲连坐制度，制定严苛的殖民管控规则，明确规定一户涉嫌“通敌抗日”，十户连带受罚；一人参与抗日活动，全族牵连治罪，用连坐酷刑恐吓、禁锢百姓，彻底压制民间抗日意愿。

日军进一步扶植伪乡公所、伪治安队等傀儡政权，借助伪势力层层盘剥百姓，强行征收双倍于战前的军粮、赋税与各类杂捐。强制要求村民按期足额将粮食物资运送至日军据点，但凡缴纳不足、稍有拖延，即刻上门抄家夺产、抓人吊打，暴力欺压百姓。在日伪的残酷压榨之下，曹甸无数农户、小商户不堪重负，为缴纳粮税被迫变卖田地、典卖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分离，最终落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结局，当地民生彻底崩溃。

（二）夏集、小尹庄、潼口：清剿包围下的白色恐怖

1942年冬季，日军趁着寒冬时节抗日游击作战难度加大、群众生存困难的契机，调集独立混成第12旅团主力部队，对宝应运东夏集、小尹庄、潼口等乡镇发动大规模冬季清剿行动。日军快速占领全域核心点位，在各乡镇逐一修建军事据点，每个据点常年驻扎一个小队以上的兵力，配套修筑碉堡炮楼、开挖环形水壕、架设铁丝网与警戒设施，层层布防、步步封锁，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军事包围圈，彻底围困柳堡抗日根据地，切断根据地内外物资、人员、情报往来。

为快速完善据点军事工事、强化封锁能力，日军在周边所有村庄强征青壮年男性村民充当无偿劳工，数千名百姓被迫服苦役。劳工每日天不亮便上工，深夜方可休息，日均劳作时长超十五小时，劳作强度极大，而日军仅提供少量发霉变质、掺杂泥沙的粗粮作为口粮，食不果腹、劳作不止。日军士兵对劳工肆意打骂、体罚虐待，稍有懈怠便棍棒相加、刺刀威胁。大量劳工因长期饥饿、过度劳累、严寒冻伤、伤病感染，惨死在工事工地之上。残暴的日军对遇难劳工毫无怜悯，直接将尸体丢弃在周边河道、乱葬岗，禁止家属收殓安葬，无数百姓含冤而死、尸骨无存。

据点建成之后，日军开启常态化夜间突袭清剿模式，频繁在深夜集结兵力，突袭周边大小村落，挨家挨户搜查、地毯式排查，疯狂搜捕抗日干部、游击队员、民兵战士与爱国群众。只要村民被日军怀疑、诬陷为与抗日武装有往来、传递情报、藏匿人员，便会被当即抓捕、押往据点严刑拷打。日军动用各类酷刑折磨被捕人员，逼取抗日情报，无数爱国志士受尽折磨、壮烈牺牲。

宝应夏集区交通站站长徐宝龙，长期坚守敌后交通战线，秘密传递情报、联络抗日力量、掩护干部转移，为抗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后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日军抓捕。被捕之后，日军对徐宝龙用尽酷刑、百般威逼，企图逼迫其供出地下交通站信息、抗日组织名单。面对日军的残暴酷刑与威逼利诱，徐宝龙始终铁骨铮铮、坚贞不屈、守口如瓶，誓死坚守革命气节，最终被日军残忍杀害，年仅39岁，用生命诠释了爱国情怀与民族气节。

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日军对该区域实施极致的经济封锁，严禁食盐、药品、布匹、煤油、五金等所有战略物资和生活物资流入柳堡抗日根据地。严苛的物资封锁导致根据地物资极度匮乏、物价飞涨、民生艰难，百姓缺衣少食、缺医少药，普通风寒、外伤等小病无药可医，大量群众因伤病得不到救治、长期饥饿营养不良惨死，无数家庭破碎凋零，全域彻底陷入白色恐怖的黑暗之中。

四、柳堡抗日根据地：报复性扫荡与反人道屠杀

柳堡地区是宝应抗日民主政府的核心驻地，是苏中敌后抗日的重要根据地。当地百姓爱国热情高涨，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掩护干部、传递情报，地方民兵与游击队依托水乡有利地形，频繁袭扰日军据点、破坏交通线路、截断日军物资运输、偷袭日伪巡逻部队，多次重创日军、挫败日军扫荡计划，极大震慑了日军的殖民统治，令独立混成第12旅团极度忌惮、怀恨在心。

1944年车桥战役，新四军取得重大胜利，重创日军主力、打破日军封锁、扭转苏中抗日战局。惨败之后的独立混成第12旅团恼羞成怒，为疯狂报复新四军、打压抗日士气、摧毁柳堡抗日根据地，对柳堡全域发动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报复性扫荡，制造了多起惨烈的平民惨案与烈士牺牲事件，留下了永世难忘的血色记忆。

1944年3月29日，独立混成第12旅团抽调精锐兵力，联合大批伪军共计600余人，兵分三路合围进犯大官庄、小官庄、柳堡核心区域，妄图一举摧毁宝应抗日民主政权、剿灭地方抗日武装、报复车桥战役的战败之耻。

危急关头，柳堡乡民兵模范队18名勇士挺身而出、主动请缨，承担起阻击敌军、掩护群众与党政机关安全转移的重任。18名民兵战士依托本土熟悉的水乡地形、河道巷道、芦苇荡优势，构建阻击防线，与装备精良、人数占优的日伪军展开顽强激战。全体民兵战士不畏强敌、奋勇杀敌、浴血奋战，持续激战近三个小时，成功牵制住敌军主力部队，为数千名群众、党政干部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守护百姓、保卫根据地的钢铁防线。

激烈的阻击战结束后，民兵战士有序突围撤退，战士夏存良在突围过程中不幸腿部中弹、身负重伤，无法撤离，最终不幸落入日军魔爪。日军将夏存良抓捕后，迫不及待地动用各类酷刑，疯狂严刑拷打，威逼其供出新四军驻地、干部去向、群众转移路线与民兵组织信息。面对日军的残暴折磨与威逼利诱，夏存良烈士宁死不屈、大义凛然、誓死不从，始终坚守底线、绝不泄密。穷凶极恶的日军见无法从烈士口中获取任何信息，最终残忍地用刺刀反复捅刺，将夏存良活活刺死，甚至残忍肢解烈士遗体，手段毫无人性、令人发指。

与此同时，民兵队员夏存仲、夏心宏在弹药用尽、身陷重围的绝境下，依然顽强抵抗、绝不投降，最终不幸被俘。两名烈士被日军押往临泽日军据点，遭受日军连日酷刑折磨，遍体鳞伤、体无完肤，却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初心不改，最终被日军残忍杀害，壮烈牺牲。

日军完成阻击突破、进入村庄后，无处发泄怒火的日军士兵，将所有怨气全部发泄在来不及撤离的老弱病残身上，对无辜平民展开疯狂报复性屠杀。同时四处纵火、大肆劫掠，烧毁大半个村庄的民居房屋，将村内剩余的粮食、牲畜、农具等所有生产生活物资抢夺一空，彻底摧毁百姓的生存根基。

此次报复性扫荡，柳堡根据地遭受沉重打击，军民伤亡惨重、房屋尽毁、物资全无。为缅怀英烈、铭记壮举、传承爱国精神，宝应县抗日民主政府专门召开隆重的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牺牲的民兵勇士，并将柳西村正式命名为“存良村”，修建存良大桥，永久纪念夏存良烈士及所有牺牲的抗日英烈。这段浴血抗争、军民同心的悲壮历史，也成为经典红色故事《柳堡的故事》的核心创作原型，被永久载入红色史册，代代流传、警醒后人。

五、独立混成第12旅团在宝应罪行的整体总结

1941年至1944年，独立混成第12旅团盘踞宝应三年有余，施暴范围覆盖宝应全县所有乡镇、村落，罪行遍布运河两岸、水乡全域、山区乡镇，无一处幸免。该部队所犯罪行涵盖血腥屠杀、纵火焚村、奸淫凌辱、疯狂劫掠、文化毁灭、殖民压迫、经济掠夺、政治迫害等所有反人类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以战养战”“治安肃正”殖民政策的集中体现，对宝应的人口民生、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社会根基造成了毁灭性、颠覆性、永久性的重创，给宝应人民刻下了代代相传的血泪创伤。

（一）人口损失与生命残害

据地方史料、档案记载、幸存者口述、地方志考证不完全统计，三年殖民统治期间，独立混成第12旅团直接制造各类惨案百余起，直接造成宝应数百名无辜平民惨遭杀害、数千名百姓身受重伤、残疾终身。数百名青壮年壮丁被日军强行掳掠至外地充当苦役，远赴他乡从事高强度劳作，绝大多数人饱受折磨、客死异乡，再也未能回归故土、与家人团聚。

日军屠杀平民的手段极尽残忍、灭绝人性，涵盖枪杀、刀刺、火烧、活埋、溺水、酷刑虐杀、肢解遗体等数十种残酷方式，日军士兵甚至以猎杀平民、折磨百姓为乐，彻底抛弃了人类基本伦理底线，公然践踏国际人道主义法则与战争公约，残暴本性暴露无遗。

除日军直接屠杀之外，日军的扫荡焚毁、物资掠夺、经济封锁，造成全县大面积饥荒、疫病蔓延、百姓流离失所，因饥饿、瘟疫、严寒、伤病、逃亡间接死亡的百姓人数，数倍于直接屠杀人数。大量村落人口锐减、十室九空、人烟凋零，部分家庭直接绝户、宗族断代，县域人口结构遭受严重破坏，无数百姓家破人亡、骨肉分离，人间悲剧在宝应大地反复上演。

（二）财产与经济的全面摧毁

在经济掠夺与破坏层面，独立混成第12旅团通过公开暴力劫掠、强制苛捐杂税、全域物资封锁、恶意破坏基础设施等多种卑劣手段，彻底摧毁了宝应传承百年的传统农业、手工业、商贸业经济体系。

三年间，全县数千间民房、商铺、手工作坊、仓储厂房被日军纵火焚毁、暴力拆毁，城乡建筑设施损毁殆尽。百姓赖以生存的粮食、棉花、布匹、耕牛、农具、种子等核心生产生活物资，被日军大规模抢掠，仅1941年至1943年短短两年时间，日军便从宝应掠夺粮食上百万斤、耕牛数千头，各类物资不计其数，彻底掏空了地方民生根基。

除此之外，日军为军事作战、封锁根据地，肆意破坏县域河道堤坝、灌溉水渠、水利设施，导致里下河核心水网区域水系紊乱、洪水泛滥、农田积水，大片良田荒芜绝收，传统农耕生产体系彻底崩溃，全县农业生产濒临绝境。

日伪层层叠加的苛捐杂税、无休止的劳工征调、残酷的物资封锁，彻底压垮了地方商贸与民生经济。抗战胜利后，宝应全域经济彻底凋敝、百废待兴、民生困苦、百业凋零，县域经济发展出现历史性断层，而这一切的破败景象，皆源于独立混成第12旅团的疯狂掠夺与毁灭性破坏。

（三）文化遗产的不可逆破坏

宝应千年古县、文脉绵长，境内留存大量唐宋至明清的古建筑、古寺庙、碑刻题记、古籍书画、宗族文物，是苏中地区珍贵的历史文化宝库。但在日军铁蹄的肆意践踏之下，县域大量千年文化遗产遭遇灭顶之灾，遭受不可逆、永久性的毁灭损毁。

唐代千年古刹兰亭寺主体建筑被毁、文物尽失、文脉断绝，彻底丧失千年古寺风貌；宝应县学、城隍庙等核心文教、民俗古建筑被拆改损毁，千年文教传承、民俗文化根基遭受重创；城乡民间百姓世代珍藏的古籍善本、名家字画、宗族族谱、古董文物、传世碑刻，要么被日军焚烧损毁，要么被掠夺转运日本，大量独有的乡土文化、民俗技艺、建筑艺术、宗族记忆彻底消亡，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

日军的文化毁灭暴行，摧毁的不仅是有形的古建筑、古文物，更是宝应千年积淀的地域文脉、民俗文化、精神根基，造成了无法弥补、永世无法复原的巨大文化损失，是中华文脉史上的重大劫难。

独立混成第12旅团在宝应犯下的烧杀抢掠、毁灭文脉、残害百姓的滔天罪行，铁证如山、有史可查、有据可依、不容篡改、不容否认、不容洗白。这段血色历史，是宝应人民心中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更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屈辱苦难史、反侵略抗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铭记这段惨痛的侵华历史，铭记日军的累累暴行，不是为了延续民族仇恨、纠结过往恩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警钟长鸣，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传承红色抗争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守护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和平盛世，砥砺前行、自强不息，捍卫国家主权、守护民族安宁、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与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