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以文字修补时光的遗憾

1993年，岭南叶城，两个画师在同一天消失——一个修画师，本职是修补破损古画；一个伪画师，能临摹古画做到以假乱真。此后二十五年，无人知晓他们去了哪里，也无人知晓，他们经手的是一幅怎样的画。那幅画，叫《韩熙载夜宴图》（以下简称《夜宴图》）。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李晶最新出版的长篇悬疑小说《第七个人：追踪〈夜宴图〉》（以下简称《第七个人》）就从这桩失踪案起笔。沿着《夜宴图》的笔墨与疑点，她牵出横跨二十五年的连环悬案、拍卖界的惊天骗局、古老修画店的百年沉浮，以及画背后那个千古之谜。六个朋友跨越二十五年的命运沉浮，铺开一场局中局、计中计的智斗。小说出版后入选“探照灯好书”2026年8月十大中外类型小说好书，被业内誉为“社会派悬疑＋新现实主义”佳作。

李晶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任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学部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著作包括《魔方—小说电影改编的艺术》等影视畅销书，曾参与多部影视作品的文学策划与编剧工作。近日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她表示从学术写作转向长篇虚构写作，第一推动力是表达的欲望，“如何从过往与欲望的囚笼中挣脱，与不完美的自己握手言和，坚守内心的正义与赤诚——这是我要写的普通人的人生修行，不是逆天改命的英雄传奇。”

一代人的沉沦与坚守

北青报：您多年来一直关注失踪者的故事，认为“失踪比谋杀更可怕”，为何会关注这类题材？

李晶：我对失踪者题材的关注源于多年收集社会新闻的习惯，我始终觉得，失踪比谋杀更可怕，有些谋杀被伪装成失踪案，人凭空消失，没有尸体、没有定论。法律上规定一个人失踪四年后，即可宣告死亡，但是他们的家人不愿面对现实，坚信失踪者还活着，哪怕有一丝希望也会去寻找，甚至妻离子散，也不想放弃。为此，有人找了一辈子，有人死在了寻亲的路上。

美国“尼古拉斯·巴克利失踪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所有证人都在说谎。于是，谎言变成了真相”。这让我思考：当所有人都选择沉默或者隐瞒，当集体的谎言成为共识，被掩埋的真相该如何重见天日？正义会以何种方式抵达？这个追问贯穿了《第七个人》整部作品，成为全书的核心主题之一。

北青报：2021年春天，您因为与一位“未至不惑却满头白发”的老友重聚，萌生了创作念头。这位老友和您记忆中的少年形象之间的落差，如何转化成一个横跨二十五年的失踪谜案？

李晶：这场久别重逢带给我的是时间割裂感。记忆里的他是个温润清朗、落笔生花的少年；而眼前未至不惑的中年人敏感阴郁、满身疲惫，被生活磨去锋芒。这种落差让我感慨：人的转变不是一瞬间的事，是漫长岁月里一点点被磨损、被驯化的过程。有些人早已在时光里悄然走失。在小说里，我将物理意义上的失踪与自我的迷失，具象化成横跨二十五年的失踪案。我想写的不只是人间的生离死别，更是一代人在岁月洪流里的沉沦与坚守。

北青报：您为何选择《韩熙载夜宴图》作为小说的核心线索？

李晶：有关这幅名画，画界历来有“乱卷”之说，指该画原有的顺序被打乱拼接，我在“乱卷说”的基础上演绎出《夜宴图》残片之谜——樊若水将渡江情报图送入韩府，被顾闳中收入《夜宴图》的故事。历史上，樊若水曾是南唐臣民，后投靠北宋，为宋太祖绘制《横江图说》，实际上他与《夜宴图》并无关联。

《夜宴图》吸引我的是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千百年来，世人对该画的解读是：韩熙载为避君王猜忌、拒绝相位而纵情声色、自污沉沦，但我翻阅大量南唐史料后，对这段历史有了另一番思考。在我看来，韩熙载刻意营造出颓废沉沦的表象，真正忌惮的不是后主李煜，而是宋太祖赵匡胤。彼时南唐国境之内，北宋密探无处不在，朝堂上下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韩熙载早已看透时局，清楚自己就在赵匡胤的暗杀名单上，为求自保，他日夜宴饮，用沉溺享乐、不问政事的颓废面具，消解来自北方的窥探。因此，在小说里，《夜宴图》不只是一幅描摹宴乐场景的画作，更是封存着王朝博弈与人心诡谲的谍战密码图，是南唐覆灭前夕被笔墨封存的无声棋局。

从“六个朋友”到“谁是第七个人”

北青报：书名“第七个人”是在构思阶段就确定的，还是写作过程中逐渐明确的？

李晶：“第七个人”的意象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清晰的。“谁是第七个人”是小说的核心谜题，解谜线索藏在伪画师吴歌遗作《六个朋友》与修画师叶弥山日记插画中。

当代悬案中的“第七个人”与《夜宴图》之谜中樊若水的角色设置遥相呼应，这个设定意在隐喻：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迷雾中寻找真相的“第七个人”，都在漫长岁月里寻找自我、挣脱过往，都不甘于成为被命运操控的提线木偶，但我们又该如何找到自己？

北青报：从2021年萌生创作念头，前期准备您具体做了哪些功课？

李晶：我花了大约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做前期研究。史料方面，阅读南唐旧史、宋代画史、朝野札记、《夜宴图》的流转记录，专注于画界“乱卷”之说；行业方面，走访了美术馆、文物修复工作室、装裱老店，采访修画师、美术史学家、画廊经纪人、博物馆馆长、资深藏家，了解古画修复、装裱及伪画制作等行业技艺。同时，我在文物拍卖、艺术品信托等领域做了社会调研，总共整理了近百万字的创作笔记。

北青报：您提到初稿完成后“推翻重构、删改五十余稿”，好几次濒临停笔，最难改的是哪一部分？

李晶：最难的是叙事。在五十余稿的反复删改中，最难打磨、反复重构的是三层时空叙事的平衡与融合。南唐谍战线、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青春线、当代调查线这三条线索我是分开写的，最后再将它们串起来。初稿阶段它们相对割裂，谍战线容易悬浮，青春线容易拖沓，调查线容易被支线稀释。此后多次推翻，就是为了让千年历史、1993年的往事、2018年的调查完全咬合，让南唐的迷局映照当代的人心，让年少的遗憾铺垫人到中年的宿命，让每一条支线都围绕人性内核。

北青报：六个人物您哪个写得最顺，哪个让您改得崩溃？

李晶：最初，我脑海里只有两个画面。第一个是委托人夏樊月为寻找二十五年前失踪的伪画师吴歌，租下了他曾经居住的大象公寓309室。二十五年如一日，每月10号准时前来打扫，以一方不变的旧居固守漫长的思念。第二个画面是隐姓埋名、做了货车司机的吴歌也会在这一天，把车开到公寓附近，远远驻足守候。整部小说的脉络就是从这两个画面铺展开来的。

至于六个朋友，叶弥山的人物线是写得最顺畅的一条。小说最初的书名就叫“寻找叶弥山”，这个人物承载着我对“赤子之心”的寄托。陈小寒是我打磨最久的人物，他外表乖巧伶俐，内心却乖戾与阴暗。他的一生，所有的光亮与温暖，都定格在十五岁遇见叶弥山的那个下午。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被人信任。而他一生的落寞与偏执，也始于十五岁那年叶弥山前往揭裱房的瞬间。

追求时间质感与人性深度

北青报：您把悬疑叙事分为三层，谜题、骗局与诡计是表层，复杂人性是第二层，情感是最有温度的第三层。这个排序在写作中是怎么操作的？写的时候是如何让这三层不互相“抢戏”的？

李晶：悬疑故事的表层是嫌疑人布下迷局，由读者来拆解诡计。这是本格推理的特质，最核心的看点便是诡计与解谜，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力游戏。而社会派悬疑的重心，在于以案件为镜折射社会现实、剖析人性困境。在我看来，悬疑故事真正打动人心的来自第三层叙事——情感。

这三层叙事中，谜题诡计作为叙事的骨架，撑起悬念；人性困境作为血肉，赋予角色行为逻辑；情感则是内核，驱动所有人的选择。读者跟随解谜的脚步走入故事，在窥探人性之后，最终触碰到故事的情感底色。

北青报：写悬疑小说时，您如何预判和操控读者的猜测？会不会担心读者提前猜到谜底？

李晶：这是一部“局中局、计中计”的智斗悬疑小说。许西朗是探案者，也是追凶者“请君入瓮”的棋子。追凶者预设的每一步都暗藏玄机，让读者置身于一场高智商的博弈，跟随他的节奏，探求真相。同时，小说采用多线叙事、不可靠叙事等技巧，调动读者的“期待视野”。

通常悬疑小说靠设谜、解谜、误导、反转的方式取胜，但我追求的是在叙事诡计之外的时间质感与人性深度。比起是否会猜到谜底，我更希望读者在揭开真相的那一刻，读懂每个人的身不由己和人性的真相。

北青报：有朋友建议您把六兄弟二十多年的成长线删掉，压缩成“短平快”的爽文，您拒绝了，为什么？

李晶：在当下快节奏的阅读市场里，“短平快”的爽文叙事更讨喜、更有流量。删掉漫长的青春成长线，只保留悬疑、反转，会让故事更轻快、更商业。但我清楚，写这部小说不是为了写一桩悬案或者英雄传奇，而是写普通人在欲望、创伤、困境中的平凡人生。正是这六个人的青春与遗憾，撑起了整部小说的灵魂，让故事拥有了克制、深沉、绵长的时间质感，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从没动摇过。

北青报：书中五段爱情都是遗憾，直到最后才给出唯一一段圆满。这是美学上的刻意安排，还是您认为大多数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充满遗憾？

李晶：人生本就是一场充满遗憾的旅程，我们想重拾过去的美好，却发现是一场徒劳。世间的牢笼不只是高墙铁狱，还有无法释怀的过往。书中描写的五段归于遗憾的感情对应着五种普通人的困境：阶层突围的无奈、为爱牺牲的卑微、原生家庭的桎梏、底层生存的艰难、执念固守的徒劳，这五种困境常常是我们普通人一生的缩影。

小说结尾，我用五段遗憾烘托全书唯一的双向圆满。这份圆满，不是天降的幸运，而是两个人挣脱过往桎梏、坚守本心之后的终极馈赠，没有前面的破碎与遗憾，最后的重逢与救赎就会显得单薄无力。

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

北青报：伪画师吴歌和修画师叶弥山同日失踪，一个造假、一个修补。“真与假”这对关系是您有意设置的道德命题吗？

李晶：这对人物“真与伪”的设定，是我从创作之初就确立的人性命题。我想借“真与伪、修与造”对立共生，跳出非黑即白的评判，还原普通人真实的人性本态。吴歌以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了迟到半生的自我救赎，换来了正义昭雪。这是全书最核心的人物蜕变。

北青报：您说修画是在修补记忆，也是在修补人心，写这部小说对您自己而言，是不是也是一种“修补”？

李晶：2018年，我遭遇了人生中最痛彻心扉的“失去”。人生就是经历一场场的告别，这是无法改变的。世间万物，器物可修、裂痕可补、残局可圆，唯独记忆无可修复。因为这个原因，我格外痴迷世间那些“化腐朽为神奇”的技艺。古画修复就是其中之一，修画的匠人用笔墨修补古画的裂痕与残缺；我想以文字修补时光的遗憾。于是，在叶城的世界里，我写下了离散与重逢、亏欠与救赎、悲喜与释然。

电影是魔方，小说是河流

北青报：您在北电教书、和年轻人打交道，对您写“六个朋友横跨二十五年的青春与理想主义”有什么滋养？

李晶：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多年，见证了许多年轻人奔赴理想的模样，目睹他们在现实压力与困境中迷茫、成长与蜕变。这让我笔下的“六个朋友”更加鲜活立体，我书写他们年少时肝胆相照的情谊、纯粹热烈的情愫、滚烫的理想，再缓缓铺展二十五年的时光中众人截然不同的人生分野。他们的热血与天真、破碎与执着是一代人命运的写照。

北青报：您教了十几年“将小说变成电影剧本”之后，自己写小说，是否会有一种“带着改编眼光写作”的自觉？您写作时会想象镜头吗？

李晶：我的确是带着镜头思维进行创作的。写作时会不自觉构建画面、调度场景、把控节奏，这不是束缚，是一种创造的力量。我常不自觉地想象每一个场景画面：潮湿的街巷、悠长的骑楼、氤氲的茶馆、古画修复的工序、小城镇的市井烟火、人们眼底的期待与不安。我常常想象，故事里的人在2018年回望1993年，回望那时的自己与朋友，就像在看一部默片。

北青报：您之前的著作《魔方——小说电影改编的艺术》分析了姜文、张艺谋、刘震云等人的改编案例。这其中，谁的叙事风格对《第七个人》影响最深？如果说电影叙事是魔方，那么您认为小说创作本身是什么呢？

李晶：我喜欢作家刘震云的一句话：悲剧之中，一地喜剧。我常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你要写“让人流泪的喜剧”和“让人发笑的悲剧”。

刘震云老师的叙事是以小写大、藏波澜于平淡之中。在《第七个人》的创作中，我没有铺陈宏大的时代背景，而是借一群小人物的命运起落，折射近三十年间的中国社会转型与人心的流变，并塑造了一众正邪难辨的人物，这些小人物自带市井喜感与来自底层的生存智慧。

如果说电影叙事是魔方，小说便是潺潺流淌的河流。魔方不断拆解重组，形态变幻无穷，电影如同叙事的迷宫；河流有源，藏着暗流，载着岁月沉淀，就像小说铺陈故事，于平静之下，涌动着人性与命运的暗流。

北青报：这本小说是否已有影视化计划？

李晶：目前已开始影视改编的前期筹备。我期待这部作品呈现出《漫长的季节》一般舒缓、细腻、有留白、有厚度的时间质感。

北青报：您在教学科研之余用五年写成这部小说，是怎么安排写作时间的？有没有固定的写作习惯？

李晶：写作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旅程。基础的功课是大量的阅读、采访与日复一日地写作训练。除了教学、科研外，我每天固定的写作时间通常在六小时左右，大约写两三千字。有时候，会突然陷入“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卡壳状态。这时，我通常会去漫无目的地拉片或者读小说。读着读着，任督二脉就被打通了，又重新会写了。

北青报：您说自己长久以来想探寻的问题是“人是如何在创伤、欲望、困境的裹挟下走向沉沦的”，最终得出的答案是“认知”，为何会有这个答案？

李晶：我平时喜欢读画家传记。其中，最触动我的并非那些艺术大师，而是19世纪末的艺术经销商安伯斯·瓦拉德，业内称他“最牛画贩子”，塞尚、梵高、毕加索等一众顶级画家的成名，几乎都离不开他的运作。1895年，年过半百尚籍籍无名的塞尚，正是依靠瓦拉德筹办的首次个人画展一炮而红，奠定了“现代艺术之父”的地位。而梵高离世后，瓦拉德低价批量收购他的画作，捂在手里多年再高价抛出，获利丰厚。

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艺术行业真实的一面。我见过不少天赋出众的年轻人，在利益裹挟、世俗评判、现实困境中，与最初的梦想渐行渐远。这也是我塑造邵伟昀与叶青皮这一组人物的初衷，他们承载了我的核心表达：外界的声音定义不了真正的你，他人的否定不代表你平庸，世俗的吹捧也不代表你圆满。真正决定人生走向的，是自我清醒的认知与坚守。做坦荡正直的人，执着地做喜欢的事情，珍惜身边的人，不要轻易被生活打败，这是人生最简单的归途。

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