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有点急

转自：长安街知事

虽然美国的先进芯片和前沿模型仍拥有明显优势，但中国在人工智能（AI）领域的追赶速度已经让华盛顿坐立难安了。

9月8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参加活动时表示，“如果中国赢了（AI竞争），美国将没有‘后天’可言。”他还说，“一旦他们在AI上甩开我们，其他一切都将不再重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直接否决了放缓AI研发的倡议，他公开宣称美国仍保持全球AI技术领先地位，直言“谁赢得人工智能竞赛，谁就赢了”。

华盛顿究竟在慌什么？美国对华技术限制能否奏效？从太阳能到电动汽车，技术最初在哪里诞生，与最终由谁实现规模化应用、赢得市场，往往是两回事。人工智能会不会沿着相似的路径发展？中国又凭什么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从一个不被普遍看好的追赶者，成长为唯一能与美国在多个关键领域比肩的国家？

人工智能 资料图。

图源：视觉中国

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思想家、《谁在定义未来？》一书的作者迈赫兰·古尔在接受长安街知事（微信ID：Capitalnews）专访时指出，美国真正担忧的，不仅是中国目前的技术水平，更是中国在技术、经济和地缘政治等多个层面同时构成竞争，以及中国随时可能实现超出外界预期的突破。

他指出，过去，人们习惯用“美国发明、中国跟进”来理解全球科技格局；如今，这套认知正在受到挑战。从基础大模型的性能与成本，到开源模型的应用，再到技术创新如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中美之间的较量已经呈现出更复杂的面貌。

中国是唯一能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国家

知事：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近期公开表示，如果美国不能在AI领域保持领先，可能“输给中国”，甚至将这比作新时代的“曼哈顿计划”。在很多普通人看来，美国依然拥有强大的基础芯片和顶尖算法，华盛顿究竟在“慌”什么？

迈赫兰·古尔：我认同美国目前仍处于领先。美方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是当下唯一一个能在技术层面，同时也在地缘政治、经济等更广阔的舞台上，与美国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国家，美方始终要面对中国实现突破的可能性。

在基础大模型方面，中国顶尖模型已经极大缩小了与美国顶尖模型之间的差距。在部分维度上，中国模型更具吸引力——性能相差不多，但成本大幅降低。开源权重模型还允许终端用户自主定制，这一点是闭源专有模型做不到的。不少对成本敏感的美国企业客户，更愿意选用中国模型，而非美国本土模型。风投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a16z）的一位合伙人近期提到，前来融资路演的AI初创公司中，约80%在使用中国开源模型。

而中美之间另一处关键区别在于：美国在前沿技术层面小幅领先，而中国将技术在全社会大范围落地部署放在了更高的优先位置。

很多技术都诞生于一地，商业价值却在另一地充分释放。锂离子电池就是典型例子：该技术主要由欧美研发问世，但如今全球规模前十的电池企业均来自亚洲，宁德时代等中国厂商更是行业龙头。还有诸多技术都走过相似路径：西方完成原始创新，中国收获商业化成果，电动汽车、太阳能都是十分典型的案例。人工智能是否会重复这一发展轨迹，目前仍未有定论。

8月20日，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图为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NAVIAI机器人。

图源：视觉中国

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优势集中在硬件领域，而美国真正的顾虑，来自中国不断带来的意外突破。不少领域，专家原本判断中国落后数代，可中国追赶的速度远超所有人预期。长鑫科技就是一例，它在存储行业对一众老牌巨头形成挑战，发展速度几乎超出所有人预想。如今它已是中国内地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就连苹果也寻求与其开展合作。

知事：美国针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出口扩大到算力、投资、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您觉得技术封锁能延缓中国的科技发展吗？

迈赫兰·古尔：这些限制确实造成了发展放缓，但几乎不可能阻止中国前进。高端芯片对华出口限制，实实在在对中国人工智能行业造成负面影响，中国许多实验室都将其视作一大瓶颈，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中国向来善于在外部约束之下调整适应。从美国获取算力的渠道被收紧后，中国国内前沿实验室另寻出路，通过一些新方法，或是在算法层面做优化来弥补算力缺口。华为是很好的例子，当初遭受制裁时，外界甚至怀疑这家企业还能否存续，但如今它比以往更加强大。

华为公司标志 资料图。图源：视觉中国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华为身上发生的一切，是否复制到整个中国身上，即制裁初期会带来阵痛，但随后在本土完成适配调整，让那些原本用来压制发展的外部手段再也无法发挥效力。

中国的创业活力在全球处于很高水平

知事：正如您在书中提到，仅仅十多年前，国际社会看待中国科技企业还常常带着轻视，而如今中国成为唯一能够在前沿技术领域和美国比肩的国家。中国何以实现这般跨越式发展？

迈赫兰·古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倘若回到25年前，大概2000年前后做一次全球调研，很难预判会是中国成为美国的主要挑战者。不少国家当时看似条件更加优越，比如德国，拥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完备科研机构与顶尖高校，有移民人才储备，还有成熟大企业能够投资、收购新兴初创企业。北欧国家在上一轮工业时代的表现也优于中国，爱立信、诺基亚这类企业本可以顺理成章延续自身优势。彼时的中国拿不出可以与之抗衡的企业，可最后实现突围的却是中国。

中国崛起的成因复杂，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创业活力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很高水平。当代中国人很多都成长于物质匮乏环境中，他们将科技行业视作机遇，希望借此过上更好的生活。

与之相比，其他不少国家更容易安于现状。以挪威为例，丰厚的石油财富让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坐拥超两万亿美元资产，平摊到每位挪威公民身上约40万美元。这和中国的国情有着天壤之别，但挪威本土创业意愿低迷，几乎没有拿得出手的科技企业。

此外，相较于很多西方国家，中国社会对快速变革的接受度更高，社会上针对科技的怀疑主义情绪也弱得多。

在中国，快速变化对普通人而言是习以为常的现实。想象一个上世纪70年代在深圳出生、在当地长大的人，如今大约50岁，并不算高龄。他一生所见证的社会变迁或许超过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群体。

在中国，针对技术变革的强烈抵制并不突出。人工智更多被看作助力国家竞争的机遇，而非一种风险。

反观美国，社会对新技术的抵制屡见不鲜：特斯拉充电桩遭恶意破坏，无人驾驶Waymo车辆轮胎被割破，共享电动滑板车被人为纵火。针对数据中心，美国社会也形成一股广泛的反对声浪。人工智能风险的末日论思潮更是将这种怀疑推向极端，甚至有可能阻滞、延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进程。

这是2025年3月10日拍摄的美国西雅图市一处停车场内被烧毁的特斯拉汽车。新华社发

讨论技术进步时，我们往往只关注供给侧，即这个社会能不能产出新技术。但在需求侧，社会有没有能力接纳新技术也同等重要。

“美国掌控前沿，中国擅长落地”的说法已经过时

知事：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曾指出，中美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走上两条不同的道路：美国侧重资本密集的前沿模型，追求突破性能力；中国则擅长快速落地，把人工智能融入传统产业与日常生活。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迈赫兰·古尔：“美国掌控前沿，中国擅长落地普及” 是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但我怀疑这套框架如今已经过时，就像过去 “美国搞发明，中国只会模仿” 的论调，很快就被现实推翻。

人工智能领域被引用量最高的100篇论文中，有41篇出自中国研究者之手，该领域引用量最高的论文《残差网络（ResNet）》也主要出自华人学者之手。如今我们看到，中国取得的一些技术突破，也被美国企业借鉴采用。思维机器实验室（Thinking Machines Lab）发布首款大模型 “Inkling” 时，就公开承认其架构大量参考深度求索（DeepSeek）V3，并且模型后训练阶段部分使用了月之暗面Kimi系列生成的合成数据。

AI大模型KIMI。图源：视觉中国

因此简单判定 “美国前沿领先、中国应用领先” 是一种过于简化的结论。实力格局完全有可能反转，其他诸多技术赛道已经上演过类似的剧情。拿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来说，完全有充分论据证明，中国如今已经站在技术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同样有可能出现这种局面。

知事：您在书中写过一句非常精彩的话：“公司是种子，技术是果实，而优秀的农夫在培育土壤。”在您看来，决定一个国家或城市能否成为“创新高地”的最核心“土壤成分”是什么？

迈赫兰·古尔：不同地区的答案各不相同。以硅谷为例，斯坦福大学这所核心高校、国防订单、风险资本、移民人才，再加上大型企业，一步步促成了硅谷的崛起。而中国的发展路径并不相同：百度、阿里、腾讯这类大企业率先成长起来，那个阶段国内高校实力还相对有限。中国是先诞生大型企业，再做强高校，之后才产出重大科研突破。

科技生态体系还有很多本质层面的差异。在美国、加拿大乃至英国，移民群体在科技产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埃隆・马斯克是移民，大量科技巨头的CEO，比如桑达尔・皮查伊、萨提亚・纳德拉，都属于移民人才。加拿大情况也类似，电商平台Shopify的CEO托比亚斯・吕特克，就是来自德国的移民。看到移民与创业之间的强关联，人们很容易得出移民是创新创业的必要条件。但看看中国与韩国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两国都成长出实力雄厚的科技企业，人才储备却几乎全部依靠本土。

这也正是我在书中对全球多个地区展开实地研究的意义：考察不同地方的创新形态，破除我们脑海里那些根深蒂固的成见，弄清楚创新发生到底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充分条件。每一片创新环境都独一无二，依托自身独有的优势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