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年轻时在深圳当男情人，住豪宅开豪车，还让富婆生了对龙凤胎

二哥年轻时在深圳当男情人，住豪宅开豪车，还让富婆生了对龙凤胎

慕引

九十年代的深圳，金钱和青春都摆在台面上，明码标价。我二哥就是在那里，把自己活成了一件体面的“家具”——住在银湖的别墅里，开一辆墨绿色的皇冠，陪一个比他大十四岁的女人吃饭、睡觉、过年回老家。后来她给他生了一对龙凤胎。不是“给他生”，是“她生的，他接住了”。这篇文章不打算评判他，也不打算原谅他。我只想把那些年他在深圳丢掉的和捡起来的东西，一件一件摆出来。有些选择在当时看是捷径，回头看，才发现每一步都标好了价钱，只是付款的方式比想象中复杂。

目录

【第一章 铁皮棚里的二哥】

【第二章 纸巾压在火机下】

【第三章 银湖的钥匙】

【第四章 两只验孕棒】

【第五章 公证书与罚款单】

【第六章 皇冠车开走了】

【第七章 留下来的人】

第一章 铁皮棚里的二哥

二哥到深圳是1993年春天。绿皮火车把他从湘西那个连路灯都稀罕的县城吐出来，落在罗湖站广场上，他脚上那双人造革皮鞋当场就开了口。他后来说，出站第一眼看见的是对面楼顶上竖着的一块广告牌，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字是红色的，被太阳晒得发烫。

他在上步区的铁皮棚里住了将近两个月。那种棚子沿着一条土路排开，屋顶是波浪形的铁皮，太阳一晒就烫手，晚上躺下去，草席上能印出一个人形的汗渍。一个棚里塞二十几张木板床，翻身要喊号子，不然会撞到隔壁人的腰。冲凉的水龙头在棚子外面，一根铁管接出来，水压不稳，时有时无。二哥说有一回他洗头洗到一半水断了，顶着一脑袋泡沫蹲在墙根等，等了四十多分钟，水来了，泡沫早干了，结在头发上像一层壳。

他在工地搬过砖，在电子厂门口排过队，都干不长。电子厂那个香港面试官把简历扔在桌上说“深圳不养闲人”的时候，二哥站在华强北的人行天桥上抽了半包烟，看着底下中巴车拖着白绿色的尾巴一辆接一辆地挤过去，起步价两块钱，他舍不得坐。他身上剩的钱只够再交半个月棚租。

转折发生在那年夏天。一个同棚的湖南老乡在夜总会当服务员，说场子里缺“撑场面”的年轻人，不用干粗活，陪客人喝酒聊天，小费比工厂一个月工资高。二哥问了一句“陪什么人”，老乡说“什么人都陪，主要是女的”。二哥没再问，第二天去东门买了一瓶摩丝，把头发往后梳得能滑倒苍蝇，借了老乡一件大两个号的西装外套，去了。

夜总会在火车站附近，门脸不大，进去以后灯光暗得像进了地窖。二哥头一个星期只敢坐在角落里给客人倒酒，话不多，笑得很紧。他后来跟我形容那种笑：“像脸上糊了一层浆糊，干了就绷着，不敢大动。”但他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东西——他长得像他爸。我爸年轻时在县城剧团唱过小生，眉骨高，下颌线干净，二哥把这副骨相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再加上一米七八的个头和二十岁出头紧绷的皮肉，往那一坐，不说话也有人看。

第一个点他台的是一个台湾女人，四十来岁，做鞋材生意，说话带很重的台南腔，管他叫“底迪”。她连着来了三个晚上，第三个晚上走的时候往他西装口袋里塞了一沓港币，具体多少二哥没数，只记得“比在工地干三个月还多”。他拿着那沓钱在夜总会后面的巷子里站了很久。巷子又窄又湿，头顶是住户晾的内衣裤，滴滴答答往下滴水。他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用的是街边的磁卡机，说：“妹，深圳这地方，钱在地上滚，看你肯不肯弯腰。”我在电话那头问他弯什么腰。他没回答，只说了一句“回去给你买耐克鞋”。

那年年底，二哥从铁皮棚搬了出来，在蔡屋围租了一间农民房的单间，月租六百，有独立厕所。他把摩丝换成了发胶，西装换成了在免税商场买的金利来，腰间别了一台摩托罗拉BP机，数字机，别人呼他，他就近找电话回。他给家里寄钱的频率从三个月一次变成一个月一次，数目从三百变成一千。我妈在电话里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做贸易”，说完就把话题岔到我期末考试的成绩上去。

第二章 纸巾压在火机下

在夜总会干了小半年之后，二哥摸清了里面的门道。男公关在深圳形成一个行当，也就是那几年的事。场子里的“仔”分两种，一种是坐台的，等客人来了被领班叫过去；另一种是“有客的”，手里攥着几个熟客的电话，客人来深圳之前会先呼他，他去关口接，陪着逛街、吃饭、买东西，费用全由客人来。二哥一开始是第一种，后来慢慢变成了第二种。他专门买了一个小本子，把每个客人的呼机号、喜好、忌讳记在上面。有一个香港女人不吃辣，有一个东莞来的工厂老板娘最讨厌男人喷香水，还有一个台湾阿姐每次来都要去香蜜湖度假村坐过山车，二哥陪她坐了四回，下来吐了两回，第三回吐完他蹲在地上，那阿姐笑得弯下腰，往他口袋里又塞了一个红包。

他跟我说过一个细节。场子里有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如果一个男的面前用打火机压着一包纸巾，就是“可被带走”的意思，有意的客人会上前搭话。二哥从不摆纸巾。他说摆纸巾的人“太急了，急就显得贱”。他等别人来问他。问的人里面，有一个他后来叫“阿姐”的女人，但在当时，她只是坐在包间最靠里的位置，穿一件剪裁很利落的黑色衬衫，手腕上戴一块金表，表盘小得像一颗纽扣。她没有叫他“仔”，她叫了他的全名。二哥愣了一下，他已经很久没在深圳听人叫自己全名了。在夜总会里，他叫“阿勇”，叫“小周”，叫“那个湖南仔”。她叫出他名字的那一刻，他后来说，感觉像是被人从水底捞上来喘了一口气。

阿姐姓陈，做的是转口贸易，把内地的纺织品和轻工品倒到东南亚，再把那边的电子元件弄进来。她的公司在罗湖国贸附近，仓库在笋岗。她比二哥大十四岁，离过一次婚，前夫去了加拿大，留给她一套房和一笔说不清数目的现金。她不常来夜总会，来了也不喝酒，只喝温水，坐一两个小时就走。她第一次单独约二哥出去，是让他陪着去笋岗仓库点货。二哥在仓库里搬了一下午的纸箱，衬衫湿透了贴在背上。阿姐坐在一张折叠椅上看单子，中间抬头看了他一眼，说：“你干活还挺实在。”

这句话比任何小费都让二哥记仇。他后来说，在夜总会里被夸“实在”不是什么好词，意思是“你除了实在没别的可夸”。但他记住了。

第三章 银湖的钥匙

二哥搬进银湖那栋别墅是1995年秋天。银湖是深圳第一代别墅区，三面环山，山谷里有两个小湖，早年的买家大多是特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阿姐的房子在半山腰，三层，门口种了两棵鸡蛋花树，花期过了就剩光秃秃的枝丫。二哥搬进去那天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里面装着三件衬衫、两条西裤和那个记客人电话的小本子。他把本子放在床头柜抽屉的最里面，用一本《深圳特区报》压着。

车是一辆墨绿色的皇冠，阿姐原来公司用的，换车之后闲置在车库里。二哥拿到钥匙的第一天，在银湖到罗湖的那段路上来回开了三趟。他不敢开快，手心里全是汗，方向盘套是原车主留下的米色皮套，被他攥出五个指印。经过一个中巴站的时候，一辆白绿中巴突然从外侧车道切过来抢客，二哥一脚急刹，皇冠在原地顿了一下，后面一辆摩托车的喇叭按得震天响。他停在路边缓了好一会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妹，我开车了，皇冠。”声音是抖的。

日子安顿下来之后，他每天的活计其实很具体。早上送阿姐去国贸上班，然后去笋岗仓库盯出货，中午在仓库旁边的潮汕快餐店吃一份十五块的烧鸭饭，下午接阿姐去各个饭局，晚上把她送回家。阿姐不让他进她的卧室，他住一楼客房。两人的关系在头半年更像“司机加助理加一个偶尔陪睡的人”。二哥说，阿姐从不在他面前换衣服，也从不在他房间里过夜。她来，做完就走，走的时候会把用过的纸巾自己包好扔进垃圾桶。那种客气比冷淡更让他难受。

但他也承认，阿姐对他不坏。她给他办了一张招商银行的卡，每个月五号打进去一笔钱，数目是他在夜总会干三个月也攒不下的。她带他去友谊商店买西装，让他自己挑，他在一件阿玛尼前面站了五分钟没敢摸，阿姐走过来翻了翻价签，说“拿两件，换着穿”。她教他用刀叉，教他在饭局上不要第一个动筷子，教他别人敬酒的时候杯沿要低半寸。二哥学得很快。他本来就不笨，只是前二十年没有人教他这些。到了1996年夏天，他已经能替阿姐去机场接一个泰国客户，用半生不熟的英语加上手势把人安顿到酒店，然后把房号和阿姐交代的“明天十点大堂等”写在纸条上塞进门缝。

那年中秋，阿姐带他回了一趟汕头老家。她母亲做了一桌子海鲜，席间没有人问二哥是做什么的。她大哥递给他一支烟，问了一句“老家哪里的”，二哥说“湖南”，大哥点点头，就再没说话。回深圳的路上，阿姐开着车，二哥坐在副驾驶，车里放着一盘张学友的磁带。阿姐突然说：“我妈觉得你太年轻了。”二哥看着窗外，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闪，他说：“你妈说得对。”阿姐笑了一声，把音量拧大了一格。

第四章 两只验孕棒

阿姐怀孕是1997年开春的事。她先是早上起来干呕，以为是胃寒，喝了两天粥不见好，自己去万佳超市买了一支验孕棒。二哥说，她买回来的时候把那个小盒子放在餐桌上，拆开看了看说明书，又原样放回去，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第二天早上又测了一次，两条线。她开车去医院做了B超，回来的时候把报告单递给二哥，上面写着一行字，二哥看不太懂医学术语，但他看见了“双胎”和“宫内早孕”。

他第一反应是高兴。那种高兴很原始，就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人听说自己要当爹了，嘴角控制不住往上走。阿姐看了他一眼，说：“你高兴什么？”二哥说：“我要当爸爸了。”阿姐说：“你拿什么当爸爸？”这句话像一盆凉水。二哥后来跟我回忆的时候说，那一刻他才意识到，孩子是阿姐的，不是“他们的”。

怀孕期间阿姐照常上班，肚子五个月的时候还自己去笋岗盘货。二哥开始学着煲汤，从菜市场买回来一只老母鸡，在厨房里折腾了一下午，汤端到阿姐面前的时候上面漂着一层没撇干净的油花。阿姐喝了一口，放下碗，说“咸了”。二哥把汤端回去，加了半锅水重新煮，再端过来。阿姐又喝了一口，说“淡了”。二哥站在餐桌旁边，两只手不知道往哪里放。阿姐抬头看了他一眼，突然笑了，说：“坐下吧，我自己放盐。”

两个孩子是那年秋天生的，一男一女。阿姐剖腹产，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脸色白得像打印纸，二哥在走廊里跟着推车跑，被护士拦了两次。儿子先出来，五斤二两，女儿后出来两分钟，四斤八两。二哥抱着儿子的时候手在抖，抱女儿的时候也在抖。他给家里打电话，我妈在电话那头哭得说不出话，我爸接过电话问了一句“大人还好吧”，二哥说“好”，我爸说“那就好”，然后把电话挂了。二哥后来跟我说，那是他长那么大，我爸跟他说过的最像人话的一句。

但孩子生下来之后，事情开始变得复杂。阿姐没有提结婚。二哥也没提。他知道提了也没用。阿姐的生意伙伴、她的家族、她那个去了加拿大的前夫留下的关系网，没有一样是给一个“湖南仔”准备的。二哥在医院的走廊里听见阿姐的姐姐跟她说：“孩子户口怎么办？跟你还是跟他？”阿姐说：“你说呢。”她姐姐没有再问。

第五章 公证书与罚款单

给龙凤胎上户口这件事，前前后后折腾了快一年。按照当时深圳的规定，非婚生育的孩子要落户，先得去计生部门缴社会抚养费，凭缴费证明再去派出所申请，而且非婚生的入户申请要逐级报批。阿姐不在乎钱，她在乎的是“走程序”这件事本身——走程序就意味着留下记录，留下记录就意味着她那个圈子里会有人知道她跟一个夜总会出来的男人生了两个孩子。

二哥那段时间自己跑了几趟派出所。他穿得整整齐齐，把BP机别在腰上，手里拎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里面装着出生证、阿姐的身份证复印件、他的暂住证和一张亲子鉴定预约单。窗口的民警翻了翻材料，抬头问他：“你跟她什么关系？”二哥说：“孩子的父亲。”民警说：“结婚证呢？”二哥说没有。民警把材料推回来，说：“先去公证处做亲子关系公证，再来。”

亲子鉴定是在深圳市中心做的，抽血的时候护士问二哥晕不晕针，他说不晕。针扎进去他也没眨眼，但他跟我说，看着自己的血被抽进那个小管子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像把自己的什么东西交出去了，拿不回来了”。公证书下来之后，社会抚养费的数额也核出来了。阿姐的会计去交的钱，具体多少二哥不知道，他只记得会计回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够买一辆捷达了”。

户口最后是阿姐托人办下来的。她没有跟二哥详细说找了谁，只说“你别管了”。二哥拿到那张盖了红章的户口页时，两个孩子已经快一岁了。他把户口页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户主是阿姐的名字，两个孩子跟她姓。他姓周，两个孩子姓陈。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了抽屉里那本《深圳特区报》下面，跟当年记客人电话的小本子放在一起。

第六章 皇冠车开走了

龙凤胎一岁半的时候，阿姐的生意出了事。具体出了什么事，二哥始终没跟我讲清楚。他只说东南亚那边的货款回不来，仓库压了一批货，银行抽贷，阿姐把银湖的别墅抵押了出去。她开始频繁地去香港，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个星期，回来的时候脸色一次比一次灰。二哥试图帮忙，去笋岗仓库盯着出货，跟下游的客户打电话催款，但他的广东话说得磕磕绊绊，对方听两句就把电话挂了。

199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阿姐把二哥叫到书房。她坐在书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手指上那枚金表换成了一块很普通的钢表。她说：“房子下个月要交出去。车也要收走。两个孩子我带走，你回你原来的地方去。”二哥站在书桌前，问了一句：“那我呢？”阿姐说：“你才二十六，你还有的是地方可以去。”

二哥没有吵。他后来跟我说，他当时脑子里想的是1995年搬进来那天，他只带了一个旅行袋，现在要走，东西一个旅行袋也装得下。阿姐给了他一张卡，里面的钱够他在内地任何一个城市付一套房子的首付。他把卡收下了。他说他不要这笔钱的话，阿姐会不踏实。他了解她。

他走的那天开的是那辆墨绿色皇冠，从银湖开到罗湖，停在阿姐公司楼下。他把钥匙交给前台，前台的小姑娘问他“周哥你不上去坐坐”，他说“不了，赶火车”。他背着一个旅行袋走到火车站，在广场上站了一会儿。广场上还是那么多人，讲各种方言的，拖着蛇皮袋的，蹲在地上吃盒饭的。他摸了摸口袋，里面有一张火车票和那张银行卡。BP机在腰上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是一个不熟悉的号码，他没有回。

第七章 留下来的人

二哥没有回湘西。他在东莞待了两年，用阿姐给的那笔钱盘了一个小制衣作坊，七八个工人，接一些香港那边流过来的碎单。生意不大，但够活。他每年回老家一次，给我妈留一笔钱，不多，但准时。他从来不提深圳的事，我妈问起来，他就说“做点小生意”。我爸有一次喝多了酒，拍着他的肩膀说“在外面别亏待自己”，二哥笑了一下，说“晓得”。

两个孩子他每年见一次。阿姐没有拦着，每年暑假会让保姆把孩子送到东莞住一个星期。儿子像阿姐，话少，吃饭的时候坐得端端正正。女儿像二哥，坐不住，在作坊的布料堆里钻来钻去，把碎布头缠在手腕上当手链。二哥带他们去吃肯德基，女儿把番茄酱挤得到处都是，二哥拿纸巾给她擦，擦着擦着就走了神。他后来跟我说，女儿笑起来的样子，跟他妈——也就是我妈——年轻时一模一样。

2019年，儿子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女儿去了上海。阿姐的生意后来缓过来了，虽然不如从前，但够她把两个孩子供出来。二哥的制衣作坊在疫情之后关掉了，他现在在东莞一个镇上的工业区里帮人看仓库，一个月拿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住一间带阳台的出租屋，阳台上养了两盆绿萝。

去年过年他回来，我们坐在老屋的灶房里烤火。我问他后不后悔。他往火堆里添了一根柴，看着火苗把树皮上的青苔烧得卷起来，说：“后悔什么？后悔去深圳，还是后悔认识她？”我说都算。他想了一会儿，说：“要是没去深圳，我现在可能在县城开摩的。要是没认识她，那两个孩子就没有了。你总不能又要孩子，又不要孩子的来路。”

火堆里啪地炸了一个火星。他拍了拍手上的灰，站起来说去给我妈劈柴。走到门口又回过头，说了一句：“那辆皇冠是真的好开。”然后他就出去了，院子里传来斧头劈在木头上闷闷的响声，一下，又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