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姑娘嫁中国后，第一次回国，弟弟问：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

朝鲜姑娘嫁到中国后，第一次回国，弟弟问她：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

我叫金英玉，二零一九年从朝鲜嫁到吉林延边，那年我二十六岁。我丈夫姓朴，叫朴成浩，是延边本地人，朝鲜族，比我大五岁，在珲春做边贸，主要把中国的日用品、小家电运过去，再把那边的东西带回来。

我们俩认识的经过挺平常的。他跟着一个商队过境的时候，在我家那个小镇上歇脚，我叔叔是给他办手续的翻译，就撮合着见了一面。第一次见面他话不多，穿一件灰色的夹克，手很厚，端着杯水一口一口地喝。他后来跟我叔叔说，他看我是因为我给他端了一碗热汤，那汤放在他面前的时候还冒气。他说那时候他心里就觉得要娶我。

我们那边姑娘出嫁，要说日子，也得看家里的意思。我父母想得复杂，一方面知道中国那边日子比较好过，一方面又怕女儿走了，从此不在眼前。我妈哭了三天，最后还是点了头。

我嫁到珲春以后，头两年是很难的。语言不通，我学的是书本上的话，一开口就错；饭吃不惯，那米饭放着油、放着辣；冬天暖气热得人发闷，我一开始整夜睡不着。公婆是好人，不催我，不嫌我，我婆婆教我做辣白菜，一点一点地教，我做得不好吃她也吃。

第三年我儿子出生了，取名叫朴小满。那年我算是真正安定下来了。我开始会说东北话，会跟着邻居去早市，会自己骑着电动车去接孩子，还会跟菜贩子为了一块钱掰扯。

我回去看家里，是今年夏天的事。时间不长，手续办了几个月，我弟弟在电话里一听我要回来，说了半天“真的吗真的吗”。我给他带了两大箱东西，衣服、鞋、糖、罐头、小孩的文具，还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是他一直想要的。

到家的那天，我走了三里路，远远看见我家门口站着人，我妈在最前面，穿着那件藏青色的衣服，我喊了一声“妈”，两个人挨着哭了一场。

到家第三天，我弟弟问我。他今年二十岁，在镇上的工厂干过，后来在家帮着种一点地。我们俩坐在院子里，他在削一根木棍，忽然抬头看我：“姐，中国的穷人住在哪里？”

我当时愣了一下。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他把刀放下，很认真地说：“我们这边的人都说，中国有很富的地方，也有很穷的地方。姐，你嫁过去这几年，你见过穷人吗？”

我坐在那儿想了想。

这问题我不能糊弄他。我说：“见过，怎么没见过。”

我跟他说了两件事。

一件是我刚来那年，在早市上看见的。一个老太太拉着一辆小推车，车上全是纸板、塑料瓶，她一边走一边捡，太阳底下脸晒得发黑。我旁边的人都不看她，好像谁都没看见。我婆婆跟我说，她是附近一个村的，孩子在外地，她自己有年纪了，捡点废品补贴。我那时候心里很难受，想起了我妈。

还有一件是我自己的。我嫁过来第二年，朴成浩做边贸亏了一回，货款压着收不回来，我们俩欠了点钱。那半年，我偷偷去饭馆端过盘子，晚上九点回家，手上一层油，累得不想说话。那半年我没敢给我妈打电话说自己过得不好。那时候我就算知道自己不是他们口中的“穷人”，但我知道日子能难到什么份上。

我跟我弟弟说：“中国很大，有很富的地方，也有日子过得紧的人。人穷不穷，跟他住在哪里不总是一回事。”

他不太懂的样子，我举个例子：我们延边这一带，有住楼房、开车的，也有还住平房、靠种地过活的。城里有失业的，有干临时工的，有摆小摊交不起房租的。可他要是想找“没饭吃、没房住、孩子上不了学”的那种人，我告诉他：有，但比我小时候听说的少，而且现在有一张网托着。

我跟他说了村里人可能想不明白的一些事。我不用什么大词，就讲我在街上看到的：

街上天黑了还有路灯，走夜路不害怕。城市里有专门帮困难人住的地方，叫公租房、廉租房，一个月租金不高，我和朴成浩刚结婚时申请过，排了一年多，没排上，后来自己攒钱租了房。看病有医保，住院能报一部分，我儿子出生的时候我用过，国家报了大头。孩子上学不用交学费，就读九年，我儿子以后念书，我不用为这个钱发愁。

我弟弟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们怎么还有穷人？”

我说：“因为人这一辈子，不是光靠一个制度就能过好的。有的人生病了，有的人脑子不灵光，有的人家里出了事，有的人自己懒，有的老人孩子都不在身边。这些事，有网接着，也不能全都接住。中国做得好，做得也多，但它不是没有难处。”

他点头，我也不知道他懂了多少。

我临走前一天晚上，他来找我，站在门口说：“姐，我以后要是能去中国，你会不会嫌我？”

我笑了，说：“你要是来，我给你包饺子。”

他蹲下来抱着膝盖，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发酸的话：他说，姐，我其实不是想知道穷人住在哪里。我是想知道，你在那边，有没有被人欺负。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绕这么大弯子问的是什么。我说：“我很好的。”我说我丈夫是好人，我公婆是好人，我邻居会给我送菜；我说前年我生病，朴成浩守了我三夜，没合眼；我说我在那边，也有人欺负过我——跟同事为了一件事争过，一个买菜的嫌我口音重，翻了我一句白眼。可那不是因为我是朝鲜来的，就是因为过日子本来就有这些事。

他低着头，说：“那你要常回来。”

我说：“这个远，得攒钱。但我会写信，会打电话。”

回来的路上，我在火车上一直在想这个事。我弟弟那个问题，在那边可能会被人当成一个笑话，或者一个刻薄话，可是在我弟弟嘴里，它是一片心。

我嫁到中国这几年，看的东西比我之前十几年看得多。这个国家好的地方，我愿意跟我弟弟讲；它难的地方，我也跟他讲。人不能总说好的，也不能老说坏的。我这么跟他说，是想着他有一双眼睛，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