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红星新闻》2026 年 9 月 16 日报道、上观新闻 2026 年 9 月 23 日报道、《光明网》2026 年 10 月 17 日刊载的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赴泰旅游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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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9 日,广州白云机场。
四川绵竹的刘修洪拖着行李箱走进安检口,回头跟家人说了一句“走了”,就消失在人群里。
第二天,姐姐刘萍收到一条短信:“到泰国了”。
这是刘修洪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此后七十九天,他的手机彻底停机,家人只知道他人在境外,不知道他究竟在哪儿,连他是否还活着都无法确认。
这七十九天里,姐姐刘萍先打了 110,被告知境外失联不归本地管;她又自己买了机票飞到曼谷,站在素万那普机场的到达大厅里,看着接机的人群散尽,一个人站了很久。
6 月 17 日,绵竹警方以非法拘禁立案侦查;6 月 19 日,泰国中央调查局以人口贩运立案侦查。
8 月 26 日,泰缅边境美索口岸,刘修洪被移交出来。
9 月 4 日,他搭乘航班飞抵成都。
一条看似平常的出国路线,怎么就把一个活人送进了境外园区?
接机的人是谁?
那辆车为什么没有开往酒店?
他在这七十九天里经历了什么?
这七十九天又是怎么被一天一天熬过去的?
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那班飞机落地那一刻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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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人请他去曼谷结算回款
事情的开头很普通,普通到几乎不值得记一笔。
2026 年 5 月底,刘修洪在一个熟人群里聊起想出去转一圈。
他早年做过些小生意,在绵竹一带认识不少人,常年在外跑的人情关系让他习惯了一句话就动身。
群里有人接了话,说泰国那边有个结算的事,账期拖了小半年,去一趟当面把款结了,来回四五天,机票吃住对方出。
刘修洪没多想,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对方回得干脆:6 月初,票订好了通知你。
这一类的邀约在刘修洪的生活里并不罕见。
他不是没出过门的人,护照是早就办好的,放在家里抽屉里,和几张银行卡叠在一起。
他做小生意那几年,见过不少人靠出国谈账把欠款要回来,自己也动过这样的念头。
对方给他的理由也顺:人在国外,转账不方便,见面谈一次就把尾款清了,顺便看看那边的市场。
刘修洪把这件事跟家里提了一句,说法轻描淡写——“出去几天,回来给你带点东西”。
家里人没当大事,只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
6 月初,机票真的来了。
广州飞曼谷,素万那普落地,当地时间下午。
对方在微信上把行程发过来:几点到,有人接,先到酒店放行李,第二天谈事。
字里行间没有一处破绽,连接机人的名字都给了,一个很普通的姓,没有照片。
刘修洪把护照和手机充电器塞进背包,又带了一件薄外套——曼谷六月的雨季,他说过要防雨。
6 月 8 日晚上,他在绵竹吃了一顿家常饭,桌上照例是他爱吃的几样菜,他多吃了一碗饭,说“这几天可能吃不上这个味”。
家里人笑他矫情,他说“说得跟要出国一年似的”。
6 月 9 日中午,刘修洪出现在广州白云机场二号航站楼。
他值机、托运、过安检,一路上跟家里人还有消息往来。
姐姐刘萍后来回忆,弟弟那天的语气很平常,甚至有点轻松,说“到了给你发消息”。
下午的航班准点起飞,飞行四个多小时,中间刘修洪还发了一张舷窗外的云层照片。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画面里只有云,没有别的。
飞机上的餐食他没怎么动,邻座的乘客后来在新闻里看到他的照片,说这人一路上都在看手机,偶尔抬头看一眼窗外。
飞机落地素万那普机场是当地时间下午。
刘修洪开机,给家里发了那条“到泰国了”的短信,随后按约定出了到达大厅。
举牌的人在出口左手边第三个立柱后面,牌子上写着他的姓,字是用马克笔写的,笔画有点歪。
刘修洪走过去,对方接过他的行李箱,说了句“车在外面等”,就带他往停车场走。
从这一刻往前推七十二小时,一切还都在正常轨道上;从这一刻往后,轨道就偏了。
上车之后,刘修洪发现车里已经坐了一个人,坐在副驾驶,没有回头。
司机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说中文,口音不重,问了几句“第一次来”“住几天”这样应景的话,刘修洪都一一答了。
车开出机场高速,他没有多想——接机的人带路,本来就是安排好的环节。
他甚至还在看窗外的路牌,认出几个泰文招牌,心里想着明天要谈的那笔款。
那时候他的手机还有电,护照还在包里,行程还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里。
这趟行程的前半段,刘修洪手上握着全部主动权。
他不知道的是,这些主动权会在接下来的四十分钟里,一件一件被抽走。
而抽走它们的方式,不是抢,是请——请你把手机给我保管一下,请你先把护照放我这儿,请你别问车往哪儿开。
每一句都客气,每一句都接不上拒绝的话。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车已经开进了一条没有路灯的路,后座那个人终于转过身来,手里拿着他的行李箱。
2026 年 6 月 9 日傍晚,刘修洪从家人的世界里消失。
那天晚上,姐姐刘萍照常吃饭、照常休息,并不知道弟弟已经不在任何一张她能查到的名单上。
她后来反复回想那句“到泰国了”,四个字,没有标点,没有表情,像一句被截断的话。
而这句被截断的话,就是整件事唯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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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举牌接机的人没有面孔
在绵竹,最先察觉不对的是姐姐刘萍。
6 月 9 日晚上收到“到泰国了”之后,她给弟弟发消息,问“住哪个酒店”,没有回。
她没太在意,只当是路途累了倒头就睡。
6 月 10 日早上再发,还是没回;中午打个语音,提示关机。
刘萍开始有点慌,翻出弟弟的行程截图,一条一条对:航班到了,人在泰国,有人接,接下来应该是谈事、吃饭、休息。
按照这个节奏,不该二十四小时不回消息。
她给弟弟常去的几个地方打电话,都说没见着。
6 月 10 日下午,刘萍拨通了 110。
接线员听完她讲的情况,告诉她,境外失联不属于本地警方的受理范围,建议她先联系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
刘萍挂了电话,又打那个热线,那边记录了情况,说会转给驻泰国使领馆协助查询,让她等消息。
这一等就是两天。
两天里她打了十几通电话,每一次得到的都是“已经在跟进,请耐心等待”。
刘萍后来形容那两天:像把一件事托付出去,却不知道交给了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时候动手。
6 月 12 日,刘萍做了一个决定:自己飞过去。
她在网上订了 6 月 14 日成都飞曼谷的机票,一张单程票,没有退改签的心情。
家里人劝她“万一是误会,你白跑一趟”,她说“白跑一趟也比在家坐着强”。
她收拾行李的时候很利落,护照、几套换洗衣服、充电器,还有一沓打印出来的材料——弟弟的身份证复印件、聊天记录截图、机票行程单、那条“到泰国了”的短信截图,全部按时间顺序排好,用订书机钉在一起。
她还在材料第一页贴了一张弟弟的照片,彩色的,笑着的。
6 月 14 日,刘萍落地素万那普机场。
她站在到达大厅的出口,看着接机的人群散去,站在那里很久。
她不是来接人的,她是来找人的,找自己的弟弟,可她连弟弟最后出现在哪儿都不知道。
大厅里的电子屏滚动着航班信息,广播用泰语和英语交替播报,她听不懂泰语,只能盯着英文那一行看。
她后来回忆那个下午:人多,灯亮,吵,可她觉得自己是空的,像是站在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却跟所有事都断开了。
接下来的事,刘萍靠两条线同时推进。
一条是找当地华人帮忙。
6 月 15 日,她通过一家泰国华人商会联系到一位懂中泰双语的志愿者,把材料摊在桌上,一句一句讲:我弟弟 6 月 9 日落地,有人接机,之后失联。
志愿者听完,第一句话问的是“接机的人你认识吗”,刘萍答不上来——她连对方的名字都不知道,弟弟从头到尾没提过。
另一条线是正式报案。
她先去曼谷一家警署报了案,拿回一张受理单,上面是泰文,她看不懂,只认得自己的名字是用英文拼的。
6 月 17 日,国内这边有了动作。
四川绵竹警方正式以非法拘禁立案侦查。
立案意味着国内的调查程序启动了,警察可以开始查电话、查行程、查那个接机的中间人。
刘萍收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曼谷的月租房里煮面条,手机一震,她手里的筷子停了两秒,然后继续搅锅里的面——面已经坨了。
她说不清那一刻是松了口气还是更慌了:松的是终于有人管了,慌的是“非法拘禁”这四个字,比“失联”重得多,重到她需要重新理解弟弟到底遇到了什么。
6 月 19 日,泰国中央调查局以人口贩运立案侦查。
这一条是志愿者打电话告诉她的,声音压得很低,只说“你弟弟的案子,上了一个更大的分类”。
刘萍听懂了关键:这不是一起简单的走丢,是一起跨境的案件,涉及不止一个人。
她把两张受理单并排放在桌上,一张泰文,一张中文,对着看了很久,像要把两张纸拼成一条路,一条能走过去的路。
两条立案之间隔了两天,这两天刘萍没有出门,守着手机。
她后来想起那两天,印象最深的是空调外机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数时间。
她给弟弟发过一条又一条消息,明知他收不到,还是发:吃饭没,冷不冷,回个话。
发完就盯着屏幕,等那个“已读”的小字出现,等到屏幕暗下去,再点亮,再等。
她说那两天她学会了跟一部黑屏的手机说话,说着说着就忘了对方听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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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过河的时候用竹筏,一次载四个人
立案之后是漫长的等待。
7 月整月,刘萍留在曼谷,租了一间月租房,每天给警方打电话询问进展,得到的答复大同小异:还在查,请耐心等待。
她把电话录音存下来,一段一段编号,到 7 月底已经存了三十多段。
她说这不是为了留证据,是为了让自己记得每一天都问过,记得自己没放弃过。
月租房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她把弟弟的照片摆在桌上,每天擦一遍。
这期间,绵竹警方查到了接机人与刘修洪之间的一段中间人关系,顺着一个电话号码找到了一个在边境一带活动的人。
这条线指向了泰缅边境,指向妙瓦底方向。
志愿者把这个方向告诉刘萍时,用了很克制的话,只说“那边的情况比较复杂,人在园区里的话,光靠报案是进不去的”。
刘萍听懂了没说出口的那一层:那边不是警察随时能到的地方,人进去了,就得靠别的力量把他带出来。
7 月下旬,泰方有了动作。
警方锁定了一个跨境团伙的活动规律:他们从机场接人,走陆路往西,经一段边境地带,用竹筏过河,一次载四个人,分批送进园区。
这个细节是后来在案件通报里出现的,刘萍当时只听到“人可能已经送过去了”。
她问“送过去是什么意思”,对方沉默了几秒,说“就是进去了”。
那天晚上她没睡,把弟弟的照片翻出来看了很久,照片里弟弟在笑,她对着那个笑容问了一句“你还好吗”。
8 月整月,两边在沟通移交的事。
泰方需要先确认刘修洪的具体位置,缅方需要同意移交,中间还要协调口岸、手续、陪同人员。
刘萍每天刷两次新闻,把任何带“妙瓦底”“人口贩运”“中国公民”字样的报道都截图保存。
她那部手机的相册到 8 月底已经有四百多张截图,全是别人的消息,没有一张是弟弟的。
她说刷新闻这件事,从“看看有没有进展”慢慢变成了“总得干点什么”,要不然一天二十四小时根本没法过。
8 月 7 日,《红星新闻》刊发了刘修洪失联的报道。
报道写清了时间线:6 月 9 日出发,6 月 9 日落地后失联,6 月 17 日国内立案,6 月 19 日泰方立案,家属在曼谷等待。
这是这件事第一次被公开报道,评论区里有几千条留言,有人提供线索,有人讲述相似经历,有人说“我认识那边的人,可以帮忙问问”。
刘萍一条一条看,看到凌晨三点,把每一条看起来有用的都抄进一个本子,抄到手酸,又接着抄。
报道发出去之后,事情开始加速。
8 月中旬,泰方与缅方就移交事宜进行了沟通,两边各自确认了手续细节。
刘萍被通知“准备一下,可能很快”,她把早就收拾好的背包又检查了一遍:护照、充电器、弟弟的换洗衣服、一盒胃药。
她说弟弟胃不好,不知道这七十多天有没有按时吃饭。
背包里还塞了一包他以前爱吃的零食,过期了,她没扔,换了一包新的。
8 月 26 日,在泰缅边境美索口岸,刘修洪被移交出来。
那天接他的是泰方人员和领事协助人员,刘萍不在现场——她被安排在口岸另一侧的接待点等。
她后来回忆那天的等待:不记得坐了多久,只记得一直在看门口,每一次有人进来她都站起来,又坐下去。
她说那天她把接待点的地都快看穿了,数了门口的地砖,一共十八块。
刘修洪走出口岸通道的时候,瘦了很多,皮肤晒得发红,眼睛在强光下眯着。
他看到姐姐,第一句话不是“我没事”,也不是“救我”,而是“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这句话刘萍记了很多天,她觉得弟弟问的不是路线,是过程——他是怎么被找到的,外面的人是怎么知道他在这儿的。
她当时没答上来,只说“先上车”,说完就转过头去,怕弟弟看见她眼里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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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百多页的话术本,背不完就挨打
在刘修洪被关的那栋楼里,时间是没有刻度的。
他被关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白天有人看着,夜里灯不关。
他后来回忆,最难受的不是挨打,是不知道几点——没有表,没有窗,吃饭的铃响三回就算一天。
他靠饭盒在墙角划道记日子,一道一天,划到第七十九道的时候,墙角已经黑了一片。
他说那道印子深浅不一,深的是他记得清楚的日子,浅的是他记不清的。
他被要求做一件事:背一本册子。
那本册子有三百多页,里面是一问一答的对话模板,按场景分类——怎么开场、怎么问家庭情况、怎么让人相信这是一份正经工作、怎么让人把身份证照片发过来。
册子上的字是简体中文,排版很整齐,像正规出版的培训材料。
刘修洪是干过销售的,背话术对他来说不算难事,难的是这本册子要求一字不差,错一个字要重来。
他说自己一辈子没这么认真背过东西。
楼里的规矩很直接:背不出来就挨罚,罚完继续背。
刘修洪试着跟看守的人讲道理,说自己是被人骗来的,不是来干这个的,对方听完只回了一句“这里不讲道理,只背”。
他试过不背,坐在地上不动,结果是被拖到走廊里,回来之后继续背。
他后来总结出一个办法:不反抗,背,背完记在心里,留着出去讲。
他说那时候他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把这些背下来,出去就能讲清楚自己经历了什么。
背到第十天,抽查的人翻到其中一页停住了。
那一页上印着几个数字,不是电话号码,更像编号,一共七个,排成一列,下面没有注释,前后页也找不到对应的说明。
抽查的人用手掌盖住下半页,只让他背上半页的对话。
刘修洪背完,那几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没有评价,把册子合上拿走了。
那一页他始终没被要求背,也始终没被告知那七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他当时以为是印刷错误,或者是给谁看的备忘。
这栋楼里的人分两种:一种是背册子的,一种是看着别人背册子的。
刘修洪属于前一种。
他注意到,新来的人要先“熟悉业务”三天,三天之后才开始背册子。
熟悉业务的内容他不方便多讲,只说那三天比背册子更难熬,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变成什么。
他还注意到一个细节:被带出去“谈话”的人,回来之后话会变少,有个人回来就一直坐着,问他什么都说“没什么”。
那个人后来就没再出现过,刘修洪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楼里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不许抬头。
新人不许抬头看人,吃饭不许抬头,被抽查的时候也不许抬头。
抬头会被当成有想法,有想法就要被叫去谈话。
谈话的房间在主楼一层最里面,门是关着的,刘修洪经过时听见过里面的声音,不高,断断续续,像有人在数数。
他从来没被叫进去过,他把自己归类为“还没到那一步”的那一批,这个归类让他安心了一阵子。
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每天默念一遍自己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
默念的时候不出声,嘴唇动一下就算过了。
他怕的是忘了自己是谁,忘了家里那个号码。
他说人在那种地方,最容易被磨掉的不是力气,是记性——记不得今天是几号,记不得自己叫什么,记不得外面还有没有人等着。
他靠这个规矩把七十九天撑下来,一天一遍,一遍四个字加十一位数,一天都没断过。
那本册子他背了七十多天,背到最后,翻开任何一页都能接上下一句。
可那一页只有七个数字的一页,他一次都没被要求背过。
抽查的人每次翻到那儿,手掌都会盖上去,像在挡什么。
刘修洪当时没多想,只当是印刷错误。
直到后来他才明白,那一页不是给他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