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走的那年我二十三岁。
那是深秋的傍晚,风刮得窗棂哐哐直响。堂屋里弥漫着呛人的劣质烟草味,混合着还没散去的消毒水气息。我爹躺在竹床上,脸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眼窝深陷,嘴唇干裂得像老树皮。
我坐在床沿,手里攥着一只搪瓷缸子,里面是刚熬好的米汤,烫手,但我攥得指节发白。
“娃啊,”我爹喘了两口粗气,声音轻得像风里的枯叶,“要是哪天我不在了,你娘要是……要是再找个人靠,你别拦着。”
我鼻子一酸,没吭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忍住了。
“你嫌她老?”他看着我的眼睛,浑浊的眼珠里透着一丝倔强。
“爹,你胡说什么。”我抹了把脸,“我是你儿子,我没那个心思。”
我爹摇了摇头,嘴角扯出一丝苦笑。他抬起枯瘦的手,拍了拍我的腿,那力气小得就像只猫挠了一下。
“心不心的,日子是过出来的。你从小脾气倔,吃不得亏。你娘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福。她走以后,日子还长,你一个人扛不住。”
我低着头,看着地上的阴影。那时候我刚从工厂下岗,正到处找活干,心里乱成一锅粥。我爹的话像根刺,扎在我心里,不深,但疼。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睡在隔壁屋,听着堂屋里我爹的呼吸声,一下一下,越来越慢。
第二天早上,我爹走了。
出殡那天,下了场大雨。我娘穿了一身黑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没哭出声,只是死死攥着手里的一把伞,指节都变了形。
送葬的队伍走在泥泞的山路上,我在后面跟着,看着前面黑压压的人群。雨水顺着我的头发流进脖子里,凉得透骨。
我娘始终站在最前面,腰挺得很直。别人劝她进去歇歇,她摆摆手,坚持要送完最后一程。
回到家,屋里空荡荡的。少了个常年咳嗽的人,静得让人心慌。
接下来的日子,是我记忆中最漫长的冬天。
我开始白天去镇上的工地扛水泥,晚上回来煮面。我娘就坐在灶台边,看着火苗发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唠叨我,也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问我一句:“饿不饿?”
我说是,她就给我盛碗面,没放什么菜,就是清水煮挂面,滴几滴香油。
那段时间,村里人开始在我娘耳边吹风。
隔壁的王婶来串门,看着屋里光秃秃的桌面,叹了口气说:“嫂子,老哥走了,你一个人咋过?隔壁老李头刚没了媳妇,人老实,种地厉害,要不要见见?”
我娘正在择豆角,头也没抬,说:“我不想去。”
王婶撇撇嘴:“你年轻着呢,才四十多。守着这屋子,早晚要腐掉的。”
我娘把豆角丢进盆里,水花溅出来,打湿了她的裤脚。她没擦,继续择:“我儿子就在这屋里,我守着儿子。”
王婶走了以后,我娘坐在门槛上,看着院里的老槐树,好一会儿没动。
我扛着水泥回来,浑身是灰,手里拎着两斤猪肉。我把肉扔在桌上,喊了一声:“妈,吃饭。”
她应了一声,起身去洗菜。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春天来了,地里的庄稼要下了种。我娘一个人种不动地,我就辞职回来,跟她一起干。
那时候,村里种地还在用拖拉机,但有些坡地还是得靠人力。我爹在的时候,这部分活计都是他干。现在轮到了我。
我娘虽然年纪大了,但身子骨还硬朗。她挑水、施肥、除草,样样不落。我看着她弯下去又直起来的背影,心里那股别扭劲又来了。
我觉得她太累了,累得让人心疼,同时也累得让人烦躁。
那天中午,我们在田埂上吃饭。我娘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里面是两个煮鸡蛋,还热乎着。
“快吃,凉了不好消化。”她把一个递给我。
我没接,看着远处的山峦,闷声说:“妈,王婶说的事,你是不是真没想过?”
我娘的手停在半空,鸡蛋差点掉在地里。她慢慢把鸡蛋收回怀里,坐下,拍了拍手上的土。
“想过。”她说得很平静,“但是不想去。”
“为啥?”
“老李头家有个儿子,在城里当工人,不种地。老李头种的地不够吃,得找人搭伙干活。这不是找老伴,这是找长工。”我娘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冷,“我不稀罕这种日子。”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知道她说的是实话。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早。
半夜里,我突然醒了。
屋里黑得像口锅。外面的风停了,安静得能听见老鼠在梁上跑动的声音。
就在我准备翻个身接着睡的时候,我感觉身边有动静。
被子被轻轻掀开,一股陌生的气息钻了进来。
我没睁眼,也没动。
我的心跳得很快,快得像擂鼓,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呼吸声很轻,很小心,像是怕惊动了我。
那气息离我很近,近得我能感觉到对方的体温。
我没喊,也没动。
我屏住呼吸,借着窗外那一抹微弱的月光,看清了床边那个黑影的轮廓。
那是个体型瘦小的人,穿着深蓝色的布衣,头发灰白。
是我娘。
她没钻进被窝,只是坐在床沿,伸出手,轻轻摸了摸我的额头。
那只手粗糙、干裂,带着泥土的腥气。
“睡了吗?”她小声问。
我没说话,继续装睡。
她笑了一声,那笑声很轻,带着一丝无奈和苦涩。“你这孩子,跟死鬼一个德性,不爱说话。”
我紧盯着天花板,心里的石头落地了,但另一块石头却升起来了。
她为什么半夜来我屋里?
她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脚步声很轻,啪嗒,啪嗒,消失在夜色里。
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去堂屋洗脸,看到她正蹲在灶台边烧火。炊烟缭绕,看不清她的脸。
“妈,昨晚你咋没睡安稳?”我擦着脸,装作若无其事。
她转过身,火光映在她的脸上,沟壑纵横。
“做了个梦。”她说。
“梦见啥了?”
“梦见你爹了。”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根柴,火苗猛地窜高,“他说他冷,让我给他找个人陪陪。我跟他吵了一架,我说我走不了,我有儿子在。”
我愣在原地,手里的毛巾湿透了,水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后来呢?”我问。
“后来他就走了,说让我别想太多,好好过日子。”她看着我的眼睛,突然说,“儿子,我想去城里看看。”
“城里?”
“嗯,你那个在工厂上班的朋友,不是说了让你去厂里干活吗?”我娘站起来,捶了捶腰,“我不种地了,我去城里帮你带带孙子……哦不对,你还没孙子。”
她自嘲地笑了笑,去盛粥。
我心里一阵酸楚。她是想逃。
不是逃离我,而是逃离这个让她想起我爹的地方。
但我拒绝了她。
“城里规矩多,你听不懂普通话,容易吃哑巴亏。就在这儿守着吧,地里还有半亩红薯没收。”
我娘不说话了,低头喝粥,喝得呼噜呼噜响。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的沉默更多了。
夏天来了,雨水多,山里的路不好走。
我娘开始频繁地往王婶家跑。
我知道她在干什么。她在打听关于“找搭伙”的事。
王婶也乐见其成,逢人就说我娘心软了,愿意给老李头一个机会。
我听见这些闲言碎语,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那天傍晚,我干活回来,看见我娘坐在院子里,对着那把老镰刀发呆。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
“妈,你真想去老李家?”
她没回头,只是把镰刀磨得飞快,沙沙作响。
“我不去老李家。”她说,“我就是想知道,除了种地,还有没有别的路。”
我蹲下来,看着她的侧脸。“啥路?”
“不用看人脸色,不用欠人情,不用想着死了以后谁给我立碑的路。”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倔强,“你爹在的时候,我靠着他在村里说话有人听。他走了,我就成了孤魂野鬼。我想找个依靠,找个能说话的人,哪怕只是说说话。”
我沉默了。
是啊,我给了她物质上的照顾,但我给不了她精神上的寄托。
我是个男人,我要扛起家的责任,我要赚钱,我要干活,我要像个男人一样沉默、坚硬。
但我不知道,我娘需要的不是一个坚强的儿子,而是一个能听她唠叨的伴侣。
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
但这次,我没有等到半夜。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我轻手轻脚地起床,穿上衣服。
走到堂屋,我娘已经起来了,正在喂鸡。
“妈,你别喂了,天还早。”
“习惯了。”她头也不回,“你咋起这么早?”
“睡不着。”我走到墙边,那里靠着一把锄头。
那是他爹留下的锄头,铁刃磨得发亮,木柄被手汗浸得黝黑发亮。
我拿起锄头,掂了掂。
“妈,我想通了。”
我娘回过头,疑惑地看着我。
“你想通啥了?”
“想去城里的事,去不去都行。”我把锄头靠在墙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但有一件事,你得答应我。”
“啥事?”
“以后,不管谁来说媒,不管是谁,你都别去。”我盯着她的眼睛,声音不大,但很坚定,“你要是想找人说话,你就说。我虽然不会说话,但我能听。”
我娘看着我,眼眶红了。
她想笑,但没笑出来,眼泪先掉了下来。
“你个死犟驴。”她骂道,用袖子擦了擦眼角。
我没事,就是心里难受。
我想替她挡住那些目光,挡住那些闲言碎语,但我发现我做不到。
因为她需要的,不是挡,而是陪伴。
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变得不一样了。
我不再沉默。
开始做饭时问她想吃什么菜,开始下雨时提醒她收衣服,开始晚上看电视时跟她讨论剧情。
虽然还是干巴巴的,但总比沉默强。
我娘似乎也变了。
她不再去王婶家坐着,开始在院子里种花。
种的是月季,红彤彤的,开得很艳。
她说:“看着高兴。”
有一天,老李头真的来了。
他是来借化肥的。
我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心里一紧。
我娘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一袋化肥。
“老李,拿去吧。不用还了。”
老李头点点头,接过化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娘。
“嫂子,你气色好多了。”老李头说。
我娘笑了笑:“日子过了,就好过多了。”
老李头走后,我娘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
“妈,他不靠谱。”我说。
我娘转过身,拍掉手上的土。“我要是不靠谱,你养我?”
我哭笑不得。
“我是说你找个人,不能光看人品,还得看日子能不能过得下去。他儿子不管事,他身体也不好,你找他,是去受罪的。”
我娘点点头,没反驳。
她转身进屋,留给我一个背影。
我知道,她在心里已经把账算清楚了。
她不要老李头。
她我要我。
虽然我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我能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墙,拆掉了一堵。
冬天又来了。
这一年,是我娘笑着最多的一年。
她开始学着用收音机听戏,虽然经常听岔了频道,但听得津津有味。
我下班回来,她会给我煮一杯红枣茶,放在桌上。
“喝点,润润嗓子。”
我会应一声“好”,然后喝掉。
这种平淡,比任何轰轰烈烈都来得真实。
但是,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
那年腊月,我娘突然晕倒了。
是在厨房,锅里还炖着排骨。
我回来时,她倒在灶台边,脸色苍白,嘴唇发紫。
我吓坏了,扔下锄头,冲过去抱起她。
“妈!妈!”
我拍了拍她的脸,没有反应。
我疯了一样跑出家门,喊邻居,喊人,最后把村委会的大喇叭喊坏了。
救护车来了,把我娘拉走了。
在县医院,医生说是急性心衰,加上长期劳累,底子太薄了。
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抖得厉害,连烟都点不着。
王婶来看过我娘,带了些水果。
她坐在病床边,轻声说:“嫂子,你这次吓死我了。医生说要静养,啥也别干。”
我娘睁开眼,虚弱地看着王婶。“大妹子,别费心了。”
王婶眼圈红了:“嫂子,你要是真扛不住,就去老李那儿吧。他那儿清净,有我陪着。”
我娘闭着眼,没说话。
我站在门口,听到了这句话。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她是不是真的想走了?
是不是真的觉得跟我在一起,是拖累?
我走进病房,把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妈,咱回家吧。我请了假,我在家伺候你。”
我娘睁眼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愧疚。
“儿子,妈拖累你了。”
“胡说什么。”我打断她,“你是我妈,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不是应该的,是累赘。”她喘了口气,“你本来可以找个媳妇,可以过自己的日子。因为我,你一直单身,一直困在这个村里。”
我愣住了。
我一直以为她是怕拖累我,原来她是怕耽误我。
“妈,”我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我不找媳妇,也不困在村里。我想跟你在一块儿。你愿意,我就陪你;你愿意走,我就送你去最好的地方。”
我娘哭了。
她哭得很伤心,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
“我怎么舍得留你在这儿呢。”她说,“我这身子骨,迟早是个瘫子。你陪我,就是陪我等死。”
“那也比你一个人强。”我坚定地说,“你一个人,死在屋里都没人知道。跟我在一起,哪怕等死,也有人给你擦身子,洗脚,送终。”
这话很残酷,但很真实。
我娘不哭了,她看着我,久久没说话。
最后,她点了点头。
“好。”
只说了一个字。
但我知道,这一字,抵得过万语千言。
出院后,我陪她回了老家。
我把家里的地都租出去了,只留了一小块种菜。
我不再扛水泥,也没去工厂。
我在镇上找了个修自行车的活儿,工资不高,但能随时回家。
每天清晨,我推着车子去镇上,傍晚回来。
我娘就在院子里晒太阳,或者给那几盆月季浇水。
我们说话还是不多,但空气里那股紧绷的劲儿,散了。
有一天,我娘突然说:“儿子,我想吃你爹做的那个红烧肉。”
我愣了一下。
“爹做的红烧肉,放糖多,甜丝丝的。”她说。
我没说话,转身进了厨房。
我翻出旧食谱,虽然我不会做,但我可以学。
那天晚上,我做了整整一下午。
肉炖得烂熟,色泽红亮,卖相不错。
我端上桌,我娘吃了一口,点了点头。
“不像。”她说。
“啥不像?”
“没放那个……没放那种味儿。”她想了想,说,“你爹做饭,喜欢放一点点醋,提味的。”
我倒了一点醋进去。
她又尝了一口,笑了。
“对了。”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我爹站在厨房门口,拿着锅铲,对着我娘笑。
那种笑容,温暖、踏实,充满了烟火气。
我娘放下筷子,擦了擦嘴。
“儿子,妈这辈子,亏欠你。”
“妈,别说这些。你就好好活着,剩下的,我来扛。”
我娘看着我,眼里闪着光。
“好。”
又是一个冬天。
院子里的雪积了厚厚一层。
我娘裹着棉袄,坐在炉子边烤火。
我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把锄头,在削木屑。
那是给新买的锄头做的柄。
“儿子,”我娘突然开口,“那天晚上,你咋知道是我?”
我正在削木头,手顿了一下。
“闻出来的。”我说,“你身上有股樟脑丸的味道,混着泥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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