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金庸《天龙八部》1978 年修订版后记、新修版后记;倪匡《我看金庸小说》;1978 年 6 月 23 日《明报》相关说明。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65 年的香港,报馆的日子靠油墨和铅字过活。
中环的写字楼装上空调没几年,排字房还是老样子:师傅们围着字架,把一个个铅字往版面上排,排完上机,第二天早上,报纸就进了茶楼、电车和工厂的饭堂。
那时候香港人读武侠,靠的是每天早上的报纸,副刊那一版是很多人一天的念想。
《明报》副刊上连载着一部小说,叫《天龙八部》。
写它的人叫金庸,报社的老板,也是每天夜里在灯下赶稿的那个人。
他的作息常年固定:白天办报,夜里写小说,第二天早上见报,一年到头少有间断。
读者认的是每天那段连载,版位常年留着,哪天要是短了半行,骂信就能塞满报馆的信箱。
1965 年这一回,金庸要出门,去欧洲。
行程早已定下,机票也买了,麻烦在于这一走就是一两个月,而连载一天都不能停。
提前存稿行不通——连载是活的,情节跟着作者当时的思路走,提前写死的稿子一遇上临时改动反而更麻烦;把版位让给别人,读者更不答应。
想来想去,他找了倪匡。
两个人私交不错。
倪匡笔下又快又野,一天能写上万字,在圈里是有名的快手。
条件是这样讲的:替我续写一章,酬劳 50 元。
50 元在 1965 年的香港不算小数目,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百来元,够一家人过上好一阵子。
对金庸来说,这 50 元买的是出门这一两个月的安心。
倪匡一口答应了。
金庸出发前也交代了几句:主线别动,人物别走偏,性格别走形,书中每个人都是有用的,一个都不能死。
他以为话说到了,事情就稳了。
谁也没想到,这 50 元买来的不是安心,而是一桩让金庸“整个人都呆了”的旧事。
一个月后,金庸从欧洲返程,行李还没放稳就去了报馆。
坐下来翻开那一个多月的报纸,他的神情一点点变了。
呆的不是写得好不好,而是他看见了一个自己根本没预料到的江湖。
![]()
【一】一天都不能断的连载
《天龙八部》1963 年 9 月 3 日开始在《明报》连载,同时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刊出,前后写了四年。
到 1965 年金庸动身去欧洲的时候,这部小说已经写了两年多,乔峰、段誉、虚竹这三个人的名字,在香港和南洋的茶楼里、电车上、饭堂里,几乎人人耳熟。
金庸写连载有个习惯:今天写好的,明天就见报。
这种写法好处是故事始终带着新鲜气,读者追得紧,作者自己也逼着不能松劲;坏处同样明显——报纸不等人,印刷机不等人,读者的耐心更不等人。
连载两年多,这条规矩早就刻进了报馆的日常,谁也不敢破。
所以 1965 年这次欧洲之行,对金庸来说是个实打实的难题。
他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把稿子提前存下几期?
连载是活的,情节跟着作者的思路走,提前写死的稿子一遇上临时改动反而更麻烦;把版位让给别人?
读者更不答应。
左右为难之下,他只能去找一个靠得住的人。
他挑中了倪匡。
这个选择放在当时看,几乎是最合理的那个。
倪匡比金庸小十一岁,早已在香港文坛闯出名头,写科幻、写武侠、写杂文,样样来得。
更难得的是他那支笔:又快又野,一天能写上万字,外号“写稿机器”。
两个人私交不错,倪匡又最服金庸的本事。
让这么个人顶一两个月,听起来稳当得很。
金庸大概还交代了几句方向:主线怎么走,人物别走偏,性格别走形。
按他的性子,这种交代一定是点到为止的——他信倪匡的见识,也信这份交情。
两个写字的人之间,有些话不用说透,说透了反倒生分。
临走那天,金庸把书桌收拾了一下,把还没登的连载稿理齐,交代了几句就上了船。
他低估了一件事:倪匡坐到那张书桌前,面对一个敞开的江湖时,那种拦不住的投入。
那不是一个人在替别人补稿,那是一个写作者在别人的世界里,过一把自己的瘾。
金庸以为自己安排得妥妥当当:一章的量,几天写完,剩下的时间倪匡还能干自己的事,一两个月后他回来,一切照旧。
那时候香港的报业正热闹。
武侠小说的读者是一批极较真的人,他们认报纸上那一方小小的副刊版位,认得每个角色的脾气,记得每段情节的先后。
金庸笔下的人物已经成了读者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上报纸送到,第一件事就是翻到那一版。
这种习惯养了两年多,比习惯更牢靠的是那股期待——它让连载这件事成了一项不能违约的承诺。
金庸自己也说不清这种牵绊是怎么长出来的。
他只知道,每天晚上坐在灯下写那一段的时候,心里装着的不只是情节,还有第二天早上那些等着看报的人。
所以出门这一两个月,他最放不下的不是稿子写不写得完,而是那份承诺会不会断掉。
他需要一个能在自己不在的时候,替他把这份承诺扛起来的人。
![]()
【二】50 元买来的这一两个月
50 元,一章。
这笔账在 1965 年算得清清楚楚。
对金庸来说,这是一笔托付费:我信你,你帮我顶一两个月,报酬照付。
对倪匡来说,这是个顺水人情:老友开口,活儿又不重,还能拿一笔不小的稿酬。
两个人心里都觉得这事儿简单,简单到不值得多说什么。
倪匡接下了。
他后来提起这段,说自己那一个多月过得极痛快,写起来如鱼得水。
这种痛快不是装出来的——一个写故事的人,突然得到一个现成的、完整的、人物鲜活的江湖可以随手取用,那种诱惑,比 50 元大多了。
他大概还盘算过:一章的量,几天就能写完,剩下的时间还能干自己的事。
可真坐到那张书桌前,气氛就变了。
桌上是金庸的手稿,笔迹熟悉,旁边堆着还没登的连载。
倪匡拿起笔,顺着金庸留下的那个开口往下写。
一开始他确实按“一章”来写,写着写着,问题来了:金庸留的那段结尾是个开口,接下去的故事自己会往前跑,跑到一个地步,就不是“一章”能装得下的了。
倪匡写了一个多月。
一个月里他把自己彻底放了进去,写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都分不清哪笔是金庸的、哪笔是自己的。
这种投入对一个写作者来说既是享受,也是危险——享受的是畅快,危险的是忘形。
稿子一批一批往报馆送,报馆的人照单全收,没人去比对这一段和前一段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
50 元买来的这一两个月,就这样在稿纸上流走了。
倪匡交稿、拿钱、收拾东西,心里大概还想着:老金回来得好好谢我。
他不知道的是,自己这一个多月写下的东西,已经把金庸精心设计的后面十几万字,搅得翻天覆地。
稿子登报了,读者照旧追着看,没人知道这一段已经换了手。
报馆里一切照常,印刷机照转,版位照留。
只有一个人还没看过这些稿子——那个一个多月后从欧洲回来、行李还没放稳就往报馆跑的人。
而倪匡那支拦不住的笔,已经在这一个多月里,把一个敞开的江湖,写成了另一个样子。
金庸在欧洲的时候,对这一切毫无所知。
他忙着行程,忙着外面的事,偶尔想起,大概也只是觉得:倪匡那边应该没什么问题,一章的量,几天就写完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一章”早就不是一章了。
那张书桌上,稿纸一天天堆高,故事一天天往前跑,跑到了一个金庸完全没画过的方向。
等他回来坐下来翻开报纸,看见的将是另一个江湖——一个由倪匡在那一个多月里,一笔一笔重新搭建起来的江湖。
金庸在欧洲的时候,稿子一批一批往报馆送。
报馆的人照单全收——他们只管排、只管印,没人去比对这一段和前一段是不是同一个人的手笔,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对。
读者照旧每天追着看,信件照旧往报馆飞,讨论照旧在茶楼里、在电车里、在饭堂里继续。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得让人后怕。
倪匡那时写稿的劲头,圈里人都知道。
他可以一天写上万字,坐下来就能写,写完就送,从不拖稿。
这种快手在报馆是宝贝,在代笔这件事上却是隐患——因为快,所以停不下来;因为停不下来,所以越写越多;因为越写越多,所以不知不觉就把一个“一章”的约定,写成了另一个人的长篇。
50 元在 1965 年的香港,购买力是不低的。
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百来元,50 元够一家人过上好一阵子。
金庸付这笔钱,付的是“托付”两个字的分量:我把一两个月的连载交给你,你替我守住这份承诺。
他没想到,倪匡收下的不只是酬劳,还有一份对一个现成江湖的完全使用权。
![]()
【三】返程路上的平静与桌上的报纸
金庸从欧洲回来,行李还没放稳,先去了报馆。
这是他的习惯,出门再远,回来第一件事也是看稿子。
他跟报馆的人打了个招呼,坐到自己的位子上,从那一摞报纸的最上面一张抽起来,像往常一样,从第一天那张看起。
他先看到的是篇幅。
一个多月的连载摞起来,比他预想的厚出一大截。
他心里咯噔一下——倪匡答应的可是一章。
一章的稿子,不该有这么厚。
他以为自己看错了,把报纸放下,又拿起来重新数了一遍。
厚度不会骗人,那确实不是一章的量。
他开始细看内容。
文字是通的,情节是顺的,人物说话也对得上口——可越看,越觉得底下那根线被人抽走了。
他熟悉自己笔下的每一个人,熟悉他们该怎么走、该往哪儿去。
现在这些人还在,话也对,可走的方向,已经不是他原来画的那个方向了。
这种感觉很微妙,说不上哪里错了,可就是哪里不对。
他往后翻。
越翻,那种违和感越重。
稿子不是一章,也不是两章,是一连串,密密麻麻地排在报纸上,一篇接一篇,中间几乎没有空隙。
他粗略算了一下篇幅:这哪里是一章,这分明是写了几十天、几万字的东西。
倪匡在那张书桌前,不是补了一章,是续写了一个长篇。
他放下报纸,揉了揉眼睛,又从头翻了一遍。
这一次他不再看文笔,只看情节走向:有一条他原本画得好好的线,被人带到了一个他没打算去的地方;有一个人物的处境,被改写了;后面十几万字赖以成立的伏笔,有人趁着这一个多月,一笔给动了。
改动不是小修小补,是抽梁换柱。
金庸坐在那儿,半天没说话。
报馆里人来人往,印刷机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一切都很平常。
没有人知道这位老板此刻心里的震动——他出门时交代得明明白白的话,回来的时候,已经被人用另一种方式兑现了。
那种感觉,大概就像一个匠人出门一两个月,回来发现有人把他做了两年多的家具,换了个样子重新雕了一遍。
他不是没见过别人的笔。
圈里写武侠的人不少,笔路他大多能认出来。
可这一次的问题不在笔路,在方向。
笔路可以调,方向一旦偏了,后面十几万字都得跟着挪。
他脑子里飞快地把后面已经想好的情节过了一遍,越过后背越是发凉:好几处关键的转折,有人趁着这一个多月,一笔给动了。
报馆的人照常招呼他,没人觉得有什么特别。
连载一直在登,读者没少,一切都跟往常一样。
这种“正常”恰恰是让金庸心里发沉的地方——他不在的这一个多月,整件事进行得顺顺利利,顺到他几乎没机会插手,顺到等他发现的时候,一切都已经印成了铅字。
他看到的那一段,是自己在出发前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东西。
那一刻,这位写了两年多《天龙八部》的人,整个人都呆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