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大圣祖地，读懂《西游记》背后的乡土信仰

9月初，我受邀到福建省南平市顺昌县郑坊镇，参加第四届闽台大圣文化交流研讨会，并对顺昌本地的“大圣信俗”做了为期数日的田野调查。顺昌地处闽北山区，自古便是猿猴聚居之地。顺昌“大圣文化”的信仰源头可追溯至古闽越山林自然崇拜，信俗形态至唐末五代逐步成型，元明时期走向鼎盛，至今已历千年。目前，顺昌县登记在册的“大圣文化”历史遗存多达120余处，其中“通天大圣”祭坛有66处，大圣庙宇有9处，以“通天”为地名的更是多达70余处。在年代可考的大圣类祭坛中，元代有3处，明代有62处，清代有7处，构成明显的“中心—边缘”式辐射网络，影响延及周边的延平、邵武、光泽以及沙县等地，顺昌由此被誉为“大圣祖地”。“大圣信俗”以猴神崇拜为核心，以祭祀“通天大圣”“齐天大圣”为主要表现形式。本地民众称“通天大圣”为通天爷、通天公、通天佛，认为通天大圣与齐天大圣是同一神祇，只是称谓不同，都是孙悟空，方言又称“石魔空”。2011年12月，顺昌“齐天大圣信俗”入选福建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标志着“大圣信俗”获得了官方的制度性认定。

田野调查的第一站，我们来到顺昌县岚下乡的郭城村。在村头坪自然村的通天庙后，有错落分布的“通天大圣”祭坛群。该祭坛群坐西南朝东北，占地约36平方米，参差竖立着六通字迹斑驳的神位碑，其中有三通为“通天大圣”，两通为“本坛土地”，另有一通“开山黄石尊公”。从碑刻形制与碑料石质来看，这六通石碑应由三组碑群交错构成。其中一座的碑趺刻有“洪武甲子”（1384）的年款，距今已有600余年。据顺昌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统计，顺昌以“通天大圣”为主祭，同时供奉“本坛土地”与“黄石尊公”神位的祭坛共有26座，而以“齐天大圣”为主祭的祭坛仅有3座。从现存数量与立碑时间来看，“齐天大圣”神位碑相对晚起，大多集中在明清时期。

相较于“通天大圣”，“齐天大圣”声名更广，最具代表性的遗存是大干镇宝山上庵的通天堂，俗称“双圣享堂”或“大圣祖庙”。通天堂坐东南朝西北，堂内以墓冢形制同时供奉“通天大圣”与“齐天大圣”神位碑。墓冢呈八字形，墓台上并立两碑：左碑碑额浮雕授带、拂尘、法螺，碑文上方横刻“宝峰”二字，中竖“齐天大圣”；右碑碑额浮雕桃枝花卉，中竖“通天大圣”。据宝山寺大殿相关建筑的纪年考证，此堂修造时间不晚于明洪武二十四年。“双圣并立”的碑刻格局，正是当地“大圣信俗”历史嬗变的实物见证。最富活态传承特征的民俗活动，当属云路自然村齐天大圣府每年农历七月十七举办的“大圣诞辰”祭祀。仪式的主要流程包含请神环节的采集圣火、跳僮表演；游神环节的登山祭典，以及巡游队伍返回后接受信众的上香与捐舍；娱神环节设有过火山、打油锅、化替身等原生态展演，最后举行送神仪式。

近20年来，经由专家学者考察梳理，顺昌“大圣信俗”的演变线索逐渐清晰。它源起于古闽越及早期汉民族的自然崇拜与猴神信仰，吸纳了早期猴精故事与取经叙事，后续又融合了道教内丹派“制心猿”炼性修真的象征内涵。流传于唐宋之际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有“猴行者”形象，南宋嘉熙元年（1237）竣工的泉州开元寺仁寿塔第四层，亦刻有唐僧与猴行者形象；元代《西游记杂剧》不仅将孙悟空定为通天大圣，更建构出“五圣家族谱系”。百回本《西游记》定型前，顺昌“通天大圣”已是地方主祀神祇，这一信仰格局与早期取经故事大体呼应。明清之际，以百回本《西游记》为代表的取经故事在民间广泛流播，成为一种强势文本。受到“齐天大圣孙悟空”这一典型形象的影响，“通天大圣”的名号与形象也发生再造，其主祀地位逐渐被“齐天大圣”取代。顺昌宝峰“通天大圣”与“齐天大圣”并立，清代《瓯宁县志》记载“通天坛，在廖墩坊，祀齐天大圣”，以及沙县两处结构相似的大圣祭坛主祀由“通天大圣”改为“齐天大圣”，都是文化残存与文化重构的典型案例。

顺昌“大圣信俗”广受社会各界关注，最直接的缘由便是神位碑上的“齐天大圣”或“通天大圣”，极易让人联想到《西游记》的经典人物形象——孙悟空。细读百回本《西游记》可以发现，“大圣信俗”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关联远比“同名人物”或“人物原型”更为深刻。在车迟国，受难众僧苦候齐天大圣前来显化救难；随后孙悟空与车迟国虎力大仙比试求雨，也能“祷雨随时布雨，求晴即便天晴”。在朱紫国，孙悟空悬丝诊脉，用草头方治好了国王的沉疴。比丘国中，孙悟空救回一城孩童，被当地百姓“传下影神，立起牌位，顶礼焚香供养”。通天河畔，唐僧师徒救拔陈家儿女之后，陈家庄民众拆毁灵感庙，修建救生寺，常年供奉香火；师徒返程途中，孙悟空更向当地信众承诺：“但只我们自今去后，保你这一庄上人家，子孙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风调雨顺，岁岁雨顺风调。”这些附着在西天取经主脉情节上的小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齐天大圣孙悟空已被塑造成祈雨、驱邪、护幼的灵验之神。这恰与顺昌“大圣信俗”中管控晴雨、扫荡邪祟、护佑孩童的核心神职高度契合。百回本《西游记》的整理写定，是将民间广泛流传的“大圣信俗”与早期取经故事进行整合、升华与再语境化；而在小说文本定型之后，文学叙事又反向重塑了地方的“大圣信俗”，顺昌本地主祀神祇由“通天大圣”向“齐天大圣”的转换，便是文学与信仰双向互动的最佳例证。

福建顺昌的“大圣信俗”在长期的生成与演化过程中，既保有地域性的猴神信仰体系，又广泛吸纳了取经故事的人物形象。散落在山野林间的庙宇神碑，见证着这条从自然崇拜、猴神信仰到文学经典的千年脉络。站在村头坪那字迹斑驳的石碑前，我深切感到，顺昌“大圣信俗”堪称民间信仰的活化石，为理解民间猴神信仰如何汇入小说文本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大圣信俗”是这片山川、这群乡民在千年岁月中反复书写、不断重构的文化记忆。

左怡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俗文化研究中心

原题为：“大圣祖地”的田野回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吴屹桉

新媒体编辑：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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